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在“五四”时期，就有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发表于《新青年》。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和《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在中国最早发表的用白话文语体翻译的外国话剧之一，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
　　除文学戏剧外，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她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4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
　　当年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常来石虎胡同7号参加聚餐会和新月俱乐部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梁启超等名流。
　　正是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返平，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并不常作诗的老金，一反常态地作起诗来，他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
　　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沈性仁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几度卧床不起。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
　　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沈性仁病逝的消息传出后，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悼沈性仁》的叙事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的文字之一。
　　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生死离乱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但其内心的苦楚与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当李约瑟到来时，陶孟和似乎还没有从失去夫人的哀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刚刚57岁就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变得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
　　这个时候的陶孟和正领导所内部分研究人员，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进行调查研究。1939年在昆明时，陶孟和已集中精力组织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诸领域，转到了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开始了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向协助政府解决问题的转化。
　　在此期间，陶氏与研究所同仁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并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
　　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他与同事辗转几万里，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科学报告，因战后国内局势以及中日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
　　更不可思议的是，2004年，一个捡垃圾的老汉在北京某地一个丢弃的废墟中，捡到一麻袋文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专家鉴定，这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所作的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