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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这种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文化观，仍然是我们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毛泽东思想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这种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文化观，仍然是我们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贯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分析基础上。
首先，从传统文化总体来说，毛泽东主张批判地继承。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0年1月，毛泽东又强调，在当前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不把这两种反动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裂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科学阐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的正确态度，同时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态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概括起来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许多珍品或精华；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剔除传统的糟粕吸收其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不破不立，只有破除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新文化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等等。
其次，从传统文化的学科维度说，毛泽东也是主张批判地吸收。
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学艺术遗产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尽管只是讲对古代文学艺术要批判地吸收，但联系毛泽东其它地方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从总体上也是主张对传统的文艺、体育、哲学、道德、法律等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应进行辩证的扬弃，以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扬长避短的目的。
再次，对传统文化中以儒学为主干的各家各派学说，毛泽东也是坚持“一分为二”，主张有敢有舍。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主体构架是儒释道三位一体，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1964年，毛泽东曾写下过“孔门充满矛盾”的批语，体现了他对孔子文化“一分为二”的一贯态度。毛泽东曾对儒学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袖，必然要倡导革除传统文化观念，破除旧的思想传统。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自从汉代被定于一尊后，两千多年来一直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本身也包含许多需要加以剔除的封建性糟粕。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不能不批孔反孔。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对儒学从未全盘否定，一直认为儒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孔夫子是革命党。1958年，毛泽东强调说孔夫子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的早年和晚年虽表现出较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否定，但即便如此，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绝对抹杀孔子学说的历史价值。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持唯物辩证的扬弃态度，既主张批判否定，又倡导继承和借鉴。这一科学的文化选择立场和文化观具有极其深远而又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它可以克服激进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说得一团漆黑，完全抹杀其历史地位的文化虚无主义，有助于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它能够防止文化保守派死守旧有文化传统不放、缺乏批判精神、不求文化变革的文化国粹主义，有助于剔除传统中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健康的现代化轨道前进。“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已经成为指导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二、毛泽东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方面做出了两大贡献
其一，运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引用了儒家的正名思想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体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是作为哲学的部分（或作为实践理论）来说又是对的。庄子思想虽然具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消极方面，但也蕴含着不少合理的朴素辩证法因素。毛泽东经常借用庄子辩证法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一书的批语》中，引用了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话，借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比如，毛泽东在1967年在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时，也借用了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动静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实际上，在毛泽东的论著、书信、讲话、批语等中，随处可见像这样用中国固有的语言、典故、思想、神话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事例。它充分表明毛泽东具有高度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性。
其二，创建了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科教思想等，并创建了系统完善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中，实践论是毛泽东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相结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现实、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特点，作为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的毛泽东显然对此深有感悟。而自明清以来，湖南逐渐形成了重视现实问题、直面现实政治、讲求实用理性的湖湘风气，这也使毛泽东深受实践主义的熏染。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些因素促使毛泽东运用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去讲述实践论，并以此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变为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借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去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例如，在讲到认识的第二阶段时，毛泽东就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容概念性的认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阐述直接经验的重要。
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从其积极效果来看，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既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实践，又促使中国文化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向纵深拓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只有进一步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才能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者简介：韩乃康（1989.03--），男，26，汉族，籍贯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2012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毛泽东思想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这种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文化观，仍然是我们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贯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分析基础上。
首先，从传统文化总体来说，毛泽东主张批判地继承。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0年1月，毛泽东又强调，在当前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不把这两种反动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裂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科学阐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的正确态度，同时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态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概括起来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许多珍品或精华；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剔除传统的糟粕吸收其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不破不立，只有破除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新文化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等等。
其次，从传统文化的学科维度说，毛泽东也是主张批判地吸收。
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学艺术遗产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尽管只是讲对古代文学艺术要批判地吸收，但联系毛泽东其它地方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从总体上也是主张对传统的文艺、体育、哲学、道德、法律等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应进行辩证的扬弃，以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扬长避短的目的。
再次，对传统文化中以儒学为主干的各家各派学说，毛泽东也是坚持“一分为二”，主张有敢有舍。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主体构架是儒释道三位一体，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1964年，毛泽东曾写下过“孔门充满矛盾”的批语，体现了他对孔子文化“一分为二”的一贯态度。毛泽东曾对儒学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袖，必然要倡导革除传统文化观念，破除旧的思想传统。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自从汉代被定于一尊后，两千多年来一直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本身也包含许多需要加以剔除的封建性糟粕。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不能不批孔反孔。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对儒学从未全盘否定，一直认为儒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孔夫子是革命党。1958年，毛泽东强调说孔夫子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的早年和晚年虽表现出较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否定，但即便如此，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绝对抹杀孔子学说的历史价值。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持唯物辩证的扬弃态度，既主张批判否定，又倡导继承和借鉴。这一科学的文化选择立场和文化观具有极其深远而又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它可以克服激进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说得一团漆黑，完全抹杀其历史地位的文化虚无主义，有助于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它能够防止文化保守派死守旧有文化传统不放、缺乏批判精神、不求文化变革的文化国粹主义，有助于剔除传统中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健康的现代化轨道前进。“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已经成为指导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二、毛泽东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方面做出了两大贡献
其一，运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引用了儒家的正名思想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体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是作为哲学的部分（或作为实践理论）来说又是对的。庄子思想虽然具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消极方面，但也蕴含着不少合理的朴素辩证法因素。毛泽东经常借用庄子辩证法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一书的批语》中，引用了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话，借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比如，毛泽东在1967年在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时，也借用了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动静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实际上，在毛泽东的论著、书信、讲话、批语等中，随处可见像这样用中国固有的语言、典故、思想、神话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事例。它充分表明毛泽东具有高度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性。
其二，创建了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科教思想等，并创建了系统完善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中，实践论是毛泽东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相结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现实、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特点，作为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的毛泽东显然对此深有感悟。而自明清以来，湖南逐渐形成了重视现实问题、直面现实政治、讲求实用理性的湖湘风气，这也使毛泽东深受实践主义的熏染。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些因素促使毛泽东运用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去讲述实践论，并以此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变为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借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去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例如，在讲到认识的第二阶段时，毛泽东就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容概念性的认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阐述直接经验的重要。
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从其积极效果来看，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既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实践，又促使中国文化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向纵深拓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只有进一步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才能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者简介：韩乃康（1989.03--），男，26，汉族，籍贯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2012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