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谭震林重访井冈山，即兴赋诗一首："二十五岁上井冈，七十五岁又重访，五十年来奋斗紧，内外妖魔皆扫光；反复搏斗从未停，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切归功毛主席，一切归功共产党。"这首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诗，反映了在如火如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谭震林和毛泽东结下了"五十年来奋斗紧"的革命情谊。
　　
　　"我们一起上井冈去做‘震山虎‘吧"
　　
　　谭震林，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青少年时当过装订工人、书店学徒。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县总工会干事、工人纠察队队长。1927年"马日事变"时，他正带着一个宣传队在县北乡进行第二期北伐宣传。反动军队占领了县城，他无法进城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只身赴长沙、武汉寻找党组织，但没有接上关系。他只得绕道来到茶陵，在原来做过学徒的"徐文元"书店隐蔽起来。
　　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10月上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率第二、三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茶陵城，杀了县长，砸开监狱，救出80多名被押农运、工运干部和革命群众。当谭震林知道时，革命军已渡过米水走了。谭震林于遗憾中预感到共产党的军队总有一天还会再打进茶陵来的。
　　果然不出所料，按照毛泽东指示，革命军于一个月后又一次打进茶陵城。谭震林马上找到宛希先接头，按照宛希先吩咐，他串连了一些工会骨干，筹备成立了茶陵县总工会，并被推选为总工会主席。宛希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茶陵工农兵政府，推选谭震林为工农兵政府主席。
　　得知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第一位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指示宛希先送给谭震林5支枪，帮助建立茶陵地方武装。谭震林很快组织了一支纠察队，并发动乡村成立赤卫队、暴动队，把茶陵的革命搞得红红火火。
　　12月初，湘军第八军吴尚的一个加强团包围茶陵，革命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纠察队一起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实力，革命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在部队往什么方向去的问题上，第一团政委宛希先和团长陈皓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陈皓要把部队拉向湘南，企图以扩大地盘为由，掩盖其投敌叛变的阴谋。而随后率工人纠察队、赤卫队赶到湖口的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坚决支持宛希先将部队带回宁冈、井冈山进行休整的正确主张。


　　正在宁冈养伤的毛泽东接到宛希先的告急信，急速赶到湖口，逮捕了陈皓，挫败了陈皓等人分裂革命队伍的行动。
　　在湖口墟，谭震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宛希先把谭震林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位大眼睛、厚嘴唇、个子较矮的青年人，笑了笑说："哟，你就是谭震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好年轻啰！"他握着谭震林的手说："和我们一起上井冈山去，做个‘震山虎‘吧！"谭震林出生虎年，曾以"虎子"自命，毛泽东的话，引得谭震林也笑了起来。就这样，龙蟠大海，虎踞山林，谭震林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是谭震林"
　　
　　茶陵是通往井冈山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部队到了井冈山，毛泽东发现茶陵县委的人没有上山，于是找到谭震林谈话："震林，茶陵还是要管的，派你回去任茶陵县委书记怎么样？"
　　谭震林感觉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但又觉得担子很重，于是问毛泽东："现在就去吗？"
　　"不，你不必忙于现在回茶陵，可先带领部分人到宁冈、茶陵交界的九陇山开展活动，相机开展茶陵的工作。"毛泽东指示说。
　　谭震林带领部下一面秘密深入茶陵境内活动，一面积极与原县委联络。由于敌人加强了对茶陵的大肆搜剿，县内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派下去的同志，被抓的抓，杀的杀，有的下落不明，工作开展不起来。但谭震林没有气馁，当他正准备亲自去闯一闯"虎穴"时，毛泽东下令他们立即撤回。谭震林找到毛泽东问"为什么"？毛泽东回答说："茶陵的情况很复杂，没有武装不要下去活动。"
　　谭震林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他说："从这件事体会到，没有武装就没有我们活动的余地。"毛泽东问他为什么？谭震林回答："在茶陵，我们打碎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已经建立的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
　　毛泽东对谭震林说："你也赞成要有武装啊？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
　　原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对革命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入农村，积蓄力量，实行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的战略思想认识不足，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关。毛泽东曾因写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小册子，遭到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错误处分。谭震林的话，佐证了毛泽东"武装割据"的观点，毛泽东当然很高兴。
　　1928年3月，"左"倾盲动主义传入边界，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被撤销，改任师长。部队被迫调往湘南，白色恐怖笼罩边界，一部分人看不到红军和"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谭震林以切身体会，态度明朗地说："什么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反正我们手里有枪，没有被敌人夺走，红旗就能打下去，枪杆子越多，红旗就能打得越久。现实的例子就是王佐，他手里有枪，敌人对他没办法，他就能在井冈山立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阀割据，他们也都是依靠手里有武装。"谭震林的话，实际上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好解释，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评价。他后来把谭震林等人朴素的革命思想加以提高、升华，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论著。几十年后，毛泽东仍没有忘记谭震林对"武装割据"理论的支持，"文革"期间，还经常对人说："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是谭震林。"
　　
　　"我这走群众路线是从你那里学来的"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条件。如何开展土地革命，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没有任何成法可依，只有通过实践来摸索总结，此时的毛泽东又想起了谭震林。他知道谭震林出身贫困，深知工农疾苦，上井冈山以来，很多问题和他想到一起了，于是找到谭震林说："谭震林，交给你一个艰难的任务，你答应不答应？"
　　谭震林说："毛委员，有什么任务尽管交给我。"
　　毛泽东说："根据工作需要，命你到永新、宁冈交界的小江区开展土地革命调查，摸索土地革命经验怎么样？"
　　"这可是从来也没有干过的事呀！"谭震林说。
　　"正因为从来没有干过才找你呢，你当过工人，深知民众疾苦，有群众基础，......"
　　谭震林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他对毛泽东说："鉴于上次赴茶陵的教训，请求组织上配给部分武装，哪怕给一支枪也行。"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诙谐地对谭震林说："目前枪支奇缺，要枪没有，要命(令)有一条。"他拍了拍谭震林的肩膀说，"到了小江区，你看着干吧！"
　　谭震林独自一人，扛上一支梭标，踏上了去小江区的蜿蜒山路。
　　小江区在九陇山边远地带，十几个村零星地散落在几条狭长的山沟，这里的农民大多数是明末清初从福建、广东迁来的客籍人。数百年来，他们素无政治权力，长期受土豪劣绅统治，迫切渴望有自己的田地。谭震林白天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调查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晚上在桐油灯下整理分析所调查的情况，思考土地分配方案。当时，中央来信指示是没收一切土地，以村为单位，按劳动力分配。而针对小江区的具体情况，按中央指示去做就会出现很多弊端。谭震林找到毛泽东说："第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这就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不利于联合中农阶层；第二，以村为单位，穷村、富村能分田地的多少、肥瘦，势必悬殊；第三，按劳力分配，则人口多劳力少的户无法养活家口......"
　　毛泽东听了谭震林的分析，觉得有一定道理，于是对他说："这个事情我尚无一手资料，也没研究过，你可根据群众意见，研究一下方案，看哪种办法合适就按哪种办。"
　　谭震林按照毛泽东"走群众路线"的指示，把群众放在心里，不论决定什么大事，都要首先听听群众的意见。他亲自主持农民大会，还针对性地召开各种座谈会。有关发动群众投入土地革命斗争的情况，谭震林后来在《回顾井冈山斗争》一文中说：


　　"我们在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有的人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什么是大地主？有的人说是占百亩以上土地的；有的人说占200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却说，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大的地主，这里的地主多数是占几十亩土地，占百亩的很少。我在小江区搞土地革命时，农民就问什么叫地主？我们说，凡是收债收租自己不种田的叫地主。农民又问，做买卖不种田的叫不叫地主？我们回答不叫地主，叫商人。那么商人兼地主的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分清两者界限，属于商业部分的不没收，属于封建剥削部分就没收。有地种不完，出租一部分者叫富农，对他们只没收出租部分。对于地主本人怎么办？都杀掉，不行，后来确定分点不好的土地给他，还给点小农具。这些都是群众临时开会定的，没有成法文。许多问题一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商量出办法。就这样干，这样做，得到群众拥护。"
　　谭震林凭着"走群众路线"这一法宝，成功地进行了小江区试点。当他把九陇山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高兴地说："看得出你谭震林还有两下子。"谭震林笑了笑说："我这走群众路线是从你那里学来的。"
　　小江区试点极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毛泽东主持制订井冈山《土地法》提供了重要的操作依据。
　　
　　洗党、反"左"，"英雄所见相同"
　　
　　1928年9月，作为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的谭震林，找到毛泽东汇报边界党组织的情况。
　　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湖南省委派出井冈山的杜修经一意孤行，强迫红军南下攻取郴州，结果遭到惨败。"八月失败"时，敌人乘虚对边界实施疯狂报复，莲花、永新、宁冈的大部分红色区域丧失了，农民被屠杀者数以千计，房屋被焚不计其数。边界各县党组织也大部分塌台。
　　谭震林通过调查发现：党组织严重塌台的原因，除敌人残酷屠杀外，党组织的不纯、党员素质低也是很大的原因。不少投机分子及土豪劣绅的亲属为了保护家产而伪装进步，混入党内。当"八月失败"时，这些人吓破了胆，纷纷帮助白军捉红军。此外，土、客两籍争权夺利的斗争，也严重阻碍了党组织的发展。
　　谭震林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如实地汇报了上述情况，并郑重地向毛泽东建议：根据边界党组织存在的具体情况，必须立即实行洗党。
　　毛泽东很慎重地考虑了谭震林提出的问题，他拍着谭震林的肩膀说："震林同志，中国红色政权要存在，要发展，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在这点上，我们都想到一起来了。建设一个坚强的党，你我都要做大量的工作呵，我还是那句话送你，看着干吧！"
　　9月底，谭震林以代理书记的身份，召开了宁冈、永新两县县委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边界党和洗党问题，会议决定：永新、宁冈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于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洗党，便在四周白色恐怖之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通过洗党，坚决果断地处理和严惩了一大批党内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边界党员的数量虽然由1万多减少到4000人左右，但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党员学习班、训练班，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局面。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说："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强了，这都是洗党‘洗‘出来的嘛！"
　　1928年冬天，边界党组织在宁冈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负责传达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的《决议案》文件。《决议案》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一节，提出对土匪要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并明确指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又说，"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应完全歼除。"显然，这项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倾向。如果机械套用，就会危及原井冈山绿林头目袁文才、王佐的性命。在边界党、政、军高层领导人核心会议上，在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涉及袁、王问题的上述决议时，有人提出要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共"六大"会议决议，觉得袁、王只有几十条枪，把他俩除掉了事。
　　谭震林首先发言反对，他说："袁、王是‘地头蛇‘，没有他们，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那么容易？那不行的。你上到井冈山茨坪，这个险要地方也要他们来守，群众拥护他们。"毛泽东、朱德、陈毅对谭震林的意见表示赞同，都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主张杀掉袁、王。理由是：袁、王是被逼上"梁山"的，并且袁文才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毛泽东引兵上井冈山后，袁文才与毛泽东取得联系，王佐也积极靠拢共产党，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的部队经过长期改造，已成为红四军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王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不能看作是"土匪"而加以处决。
　　会议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通过了不杀袁、王的决议。散会后，毛泽东找到谭震林说："震林呀，我的大书记(谭于不久前被推选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看得出，我们是‘英雄所见相同‘啰！"
　　
　　"那是坚持毛泽东游击战术的结果"
　　
　　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红四军前委在组建第四纵队时，决定由谭震林任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问谭震林："你这个纵队能打仗么？"谭震林回答说："很难说，但既然有勇敢的人，就有不敢打仗的人。到时候，把勇敢的提拔起来当干部，把不敢打仗的撤下来，这不就解决了么。"毛泽东点点头说："对的，对的。"


　　谭震林按照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做法，在干部和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各级建立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福建省委表彰了四纵队在政治工作方面的显著成绩。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前，毛泽东在建宁溪口驻地给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十二军政治委员的谭震林先后写了三封信，指示做好筹款和群众工作。
　　毛泽东在1931年6月28日的第一封信中说："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应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工作，以7、8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支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解决。"
　　毛泽东在6月30日的信中说："昨信说十二军筹款不是主要任务，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群众工作是主要任务，现在看来，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并指出"震林、炳辉、谭政三同志应不在一块，每人专任指导一处，同时需兼巡视一处或二处，每隔十天集合各军委机关开一次会。""震林同志一人普遍地出去巡视，不专任一处亦可。"
　　在7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对如何完成上述任务进一步作了具体指示。
　　谭震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筹集经费、扩大根据地等方面做出了优异的成绩。随后，红十二军配合兄弟部队，取得了围攻广昌等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时，指出谭震林的政治工作认真、细致。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十二军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穿插于敌重兵之间，引诱敌人跟着北移。当敌人跟上来时，谭震林命令部队拉开距离，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红旗的拿出各种花色的包袱布，高高地摇动着，使敌人从空中看到像一支几万人的大军，误以为红军主力而紧紧尾随着。每逢岔路口，红军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团由此前进"、"××军由此向北"等字样，使敌人深信不疑。毛泽东深知谭震林等的"锦囊妙计"，从前方给谭、罗(炳辉)传话说："好啊！蒋介石上钩了，那你们就牵着他的鼻子多逛几圈吧！"谭震林后来对红十二军的行动作出新的部署：哪座山高就翻哪座山，哪条道路险峻就从哪里走。把跟踪而来的行装笨重、补给困难而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20多万敌军，拖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毛泽东、朱德等抓住有利战机，全军出击，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由于谭震林拥护和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1933年的反"罗明路线"中，他被"左"倾机会主义者称为"罗明的好徒弟"、"江西罗明的同道"、"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受到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同时被撤销了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职务。他拍案而起，严声斥道："我不干了，你们这个打仗办法我不赞成！"重申"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没错"。
　　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被留下来在闽西南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挥游击队"隐蔽窥伺敌人，分散迷惑敌人，埋伏消灭敌人，突击战胜敌人"，化整为零，出奇制胜，使来犯之敌陷于"死伤、消耗、疲惫"的困境。三年游击战争，巩固了1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保卫了土地革命的成果，谭震林被誉为"南方三杰"之一。
　　1937年7月，毛泽东对来延安汇报工作的闽西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说："你回去问候张(鼎函)、邓(子恢)、谭(震林)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时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副主席的谭震林深有感触地说："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结果。" 　　
　　"他就是乔装大老板，深入敌后工作的谭震林"
　　
　　1940年4月，一位身穿雪白衬衣、毛料背带西裤，外穿哔叽长衫，头戴一顶铜盆帽、身材微胖的中年人，带着几个伙计，从江苏南部的丹阳县延陵镇一路乘船，然后转搭火车来到常州。在常州火车站的出口处，他们遭到日伪军的检查。
　　"什么人？"一名伪军发问。
　　一个伙计递上"良民证"，只见上面写着"李明，延陵镇绸布店老板"字样，另一名伪军打量着这一群人，煞有介事地盘问："到哪里去？"
　　"店里货源紧缺，去乡下收购些丝绸布。"一位伙计走上前回话，递上几支哈德门香烟。
　　伪军甩手示意离开，"大老板"随即搭上去常熟的汽车扬长而去。
　　这位派头十足的"绸布店老板"，就是不久前在淮南繁昌保卫战中率部和日军血战12昼夜，创下七战七捷歼敌800余、声震大江南北的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不久前，他奉命调江苏南部东路地区，主持党、政、军工作。从皖南出发，他化名"林俊"，经过18天长途跋涉，到达苏南溧阳，在江南指挥部见到陈毅，了解了江南斗争的大局和东路主要情况。
　　所谓东路，即南京、上海铁路东段长江三角洲地区，北有长江为咽喉，南有沪宁、沪杭路为枢纽，是敌、顽、我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必争之地，周围的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城市，日伪据点林立，封锁严密，形势险恶。谭震林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和随同去东路的干部从水西出发，在丹阳停留几天，制作便衣，办"良民证"。准备就绪后，分成几路到达常熟东乡由新四军控制的中心地区。
　　谭震林担任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抓住毗邻上海的特点，果断地在上海扩军2000余人，其中工人占30%，且多为产业工人。刘少奇把上海扩军后部队工人成份增多的情况向党中央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称赞"这可真算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了"。
　　沪剧《芦荡火种》艺术地再现了谭震林到苏南开辟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艰苦斗争的情况，"谭老板"的名声从此传扬开来。
　　皖南事变后，苏南新四军整编为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在反"清乡"中，他使用内、外线相配合，主力与地方相结合的办法，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不久，，谭震林率十八旅进入苏北。留在苏南的十六旅在溧阳遭日军偷袭，旅长和政委壮烈牺牲。谭震林闻讯后十分难过，他不顾个人安危，只带了两名警卫员，在给军部发电报后，就匆匆赶回苏南。他仍然化装成商人模样，带着两个"伙计"，一路闯卡过哨，十分惊险。有一次在途中，有个警卫员突然被伪军抓住盘问，小鬼急中生智，将身上的200元钞票拿出来一撒，趁伪军抢钱、争吵时，他们拔腿就跑，冲过了哨卡。谭震林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很是自豪。而他"谭老板"的名声也更加传扬开来。
　　全国解放后，人们仍然习惯地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连毛主席也叫他"谭老板"。1959年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住在杭州刘庄，他要谭震林、田家英、李友九赶到刘庄，询问有关人民公社18个问题中的一些问题。在凉亭上等候主席召见时，田家英问谭震林："为什么人家叫你谭老板？"李友九说："因为他为人果断，愿意为下级撑腰。"这当然仅仅是一个方面，当时，谭震林没有说什么。一会儿，毛主席在他卧室召见，他对江青说："谭老板他们来了！"江青问："是哪个老板？"毛主席说："他就是两次乔装大老板，深入敌后做工作的谭震林。"田家英至此才恍然大悟。
　　
　　以茶代酒祝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胜利
　　
　　1948年7月，中央军委给华东局、华东野战军下达了"拟令许谭攻济"的任务。
　　根据军委指示，谭震林同粟裕、许世友等统一指挥攻打济南的东、西两个集团的部队。素来重视部队政治工作的谭震林号召部队：要在军事上打开济南，政治上打进济南，争取军政全胜。9月1日，在发布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时，谭震林提出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
　　为使口号最终变成现实，谭震林在战役发起前，积极开展了瓦解敌军的工作。他分析了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起义的可能性，在听取争取吴化文起义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吴化文虽出身军阀，久经风霜，善于应对，但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或配合我军行动是可能的。并指示设法转告吴化文，济南我军是一定要打的，而且要打就能打开。只要吴化文起义或配合我军行动，一定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还让吴化文的一个亲戚去做吴的工作，晓以利害，促其早日行动。战役发起后，吴化文犹豫不决，谭震林立刻让前线架通与吴化文的电话，向吴声明：摆在吴化文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率部起义，一是继续顽抗。并告诉吴化文，我们的炮火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开火。在谭震林的敦促下，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前，吴化文终于率部起义了。
　　从9月16日晚发起攻击至24日晚解放济南，整个战役只用了8天时间，较中央军委预定的第一种要求(即最好的情况是20天)提前了12天。济南战役歼敌10万余人，活捉了国民党第二靖绥区司令官王耀武和其他高级将领22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毛泽东收到这一捷报时，高兴地用双手猛力击掌，他对周恩来说："谭震林‘活捉王耀武‘这个口号提得好，好就好在鼓舞士气，现在王耀武真的被活捉了。"他与周恩来以茶代酒，频频举杯祝贺。立即指示并签发电报，称赞这是"伟大的胜利"，并指出："你们这一勇敢、果断、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了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知我心者，毛泽东也"
　　
　　1948年6月，山东兵团发起潍县战役时，兵团政治部起草了一个对敌方人员实行宽大政策的电文和传单，由于一时疏忽，电文和传单只涉及对敌方人员"既往不咎"，而对"首恶必办"只字未提。这是不符合中央对敌斗争实行宽大与严惩相结合的精神的。电文传到中央军委，素来对谭震林在政治工作中提出鼓动性口号感兴趣的毛泽东，发觉电文在"宽大政策"中有偏颇，立即向山东兵团提出严肃批评。兵团政治部的同志准备检讨，谭震林却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政治部负责。"接着，他自己拟写电报，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以极其诚恳的态度，检查了在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看到谭震林的报告中没有一句话是把责任推给其他人员，并就改正错误方面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遂提笔在电报上写了"勇担责任"四字。
　　谭震林理解毛泽东对他工作上的严格要求。但最使他难忘的是当战争失利时，毛泽东能站在战略的高度，给他以安慰和鼓励。
　　那是1946年秋冬时期，为保卫苏北涟水城，谭震林率第六师与国民党王牌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展开两次激战。第一仗打了12天，虽然很苦，但歼敌8000余人，最终守住了城池，顺利地完成了掩护华中局领导机关北移山东的任务。第二仗在兄弟部队已与敌人打了好几天，战斗正处于危急时，上级急令谭震林率部从南面赶来增援。由于其他原因，第六师急行军赶到离涟水城还有5里路时，忽然接到张灵甫部队已经占领涟水城的消息。谭震林十分气恼，强令六师攻城，虽经苦战，歼敌4000余人，但终未奏效，部队被迫撤出战斗。谭震林为此非常内疚，认为这是军事上的耻辱。心直口快的他于烦恼中对下级发了脾气，说了一些"过火话"，并批评了一些很好的同志，使其他同志感到委屈。副政委(谭震林是师长兼政委)江渭清将实际情况向陈毅、粟裕等作了汇报，并劝谭震林冷静处理战斗失利之事。
　　毛泽东得知攻涟水失利这件事后，深知谭震林这位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尚能变被动为主动与敌顽周旋的指战员，如今突受此挫折，一定会十分难过，于是立即拟发电报："关系全局的宿沐前线......取得大胜，涟水暂失不足为患。"并叮嘱"切不可因此情绪冷落，甚至使部下蒙受委屈"。毛泽东的话给了谭震林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他抖擞精神，重振雄风，后来率六师接连打过几次胜仗。部队在贾汪召开总结大会时，谭震林主动向全体指战员致歉，热情洋溢地夸赞了大家，鼓励全师再立新功，同志们的委屈一扫而光，士气更加高涨。后来，谭震林率部转战山东，巧的是，那个曾经骄傲一时、不可一世的国民党七十四师，也从苏北来到山东，在1947年山东兵团发动的孟良崮战役中，两军又相遇了，谭部奋力战斗，终于取得了全歼七十四师的胜利，"王牌"师长张灵甫也被击毙在战场上。
　　想起毛泽东对他的安慰和鼓励，谭震林在《行军日记》里感慨地写道："知我心者，毛泽东也。"
　　
　　"谭大炮"大闹"怀仁堂"，毛泽东说是"阳谋"
　　
　　谭震林敢于讲别人不敢讲、不愿讲的话，凡属重大原则问题，总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争着发表意见，人们说他这个特点是"好放炮"，称他为"谭大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谭震林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10月16日，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其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革命，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谭震林听到这里，当即"放了一炮"，对陈伯达进行批评。他认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提法不妥，否定了党的领导。陈伯达当面没有反驳，但对他一直耿耿于怀。1967年1月17日，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代表时，公开造谭震林的谣，说他在农口搞的夺权是典型的假夺权。为了澄清是非，谭震林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连夜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明农口的群众运动和夺权的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报告很好，有阶级分析，所提意见也是正确的。"要周恩来将其发到更大范围内一阅。周恩来在副总理级干部范围内传达，挫败了陈伯达的阴谋。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展开了"夺权"斗争，一大批革命干部惨遭迫害。谭震林为党的前途担心，为国家命运忧虑。2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谭震林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示极大愤慨。当时，江青、陈伯达诬蔑谭震林要造毛泽东的反。谭震林非常气愤，散会后打电话给陈伯达，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
　　15日，谭震林怒气难消，提笔给江青、陈伯达写了一封信，说："你们的本领是很大的，可以动员全国学生，包括小学、中学、大学。那么你们到我所到过的任何一个地区去了解，能找到我有哪一句话是反毛主席的，算你们有本事。你们一句也找不到。"
　　16日，碰头会继续举行。谭震林在会上责问张春桥："上海的陈丕显身患癌症，你们从病床上把他揪走，为什么无理扣押他？"张春桥推说："群众不答应呵！"谭震林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回答："党？还有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谭震林指着张春桥的鼻子怒斥道："原来打击一大片，就是你们领导的啊！"他当着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指出："你们老是群众、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呀！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地打倒，这是党的历史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甚至当面说："江青比武则天还凶"......
　　谭震林越讲越气愤，"霍"地站起来，穿衣服，拿文件，边走边说："照这样，我不干了！砍脑壳、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陈毅、叶剑英要他回来，不要走。他回来坐下，听其他老同志发言，心里更不平静。
　　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向毛泽东汇报。后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中央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等进行了批判。直到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上说谭震林"这是阳谋，不是阴谋"，才使批判升级逐渐缓解。
　　但到了3月8日，江青把党中央内部问题公之于众，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之风，全国到处响起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谭震林被公开批斗，戴高帽，被抄家，并被诬陷为"大叛徒"，遣送到广西劳动改造。
　　在受批斗和劳动改造期间，谭震林坚定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他经常对大家说：党了解我，毛主席了解我，事情会搞清楚的。
　　是的，毛泽东最了解谭震林，他怎能忘记从上井冈山起和谭震林几十年的亲密交往呢？江青把对谭震林的批判升级后，毛泽东仍要江青出面，请周恩来、谭震林等开个团结会，并圈定谭震林等参加五一节的欢庆活动。1971年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邓子恢，问道："谭震林有没有被俘叛变一事？如果没有，就要解放。"邓子恢后来把了解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不久，谭震林被"解放"出来了。
　　1973年，谭震林回到北京，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参加了党的"十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谭震林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会，并被选为副委员长。
　　
　　现身说法，用毛泽东思想评价毛泽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谭震林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这位74岁高龄的硬汉子，想起和毛泽东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1978年，谭震林应《红旗》杂志之约，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在该刊第12期发表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当时，正逢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以毛泽东《实践论》中指出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思想为指导，通过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斗争的伟大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革命实践的关系，深刻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真理，有力地驳斥了"两个凡是"的荒谬论调。
　　1983年是毛泽东诞辰90周年。这年秋天，正患重病的谭震林接受了领导交给的撰写纪念文章的任务。他怀着对党对人民事业无限深情和对毛泽东非常敬重的心情，决心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写好这篇文章。在医院病床上，他吃力地向写作组讲述他的深层思考：
　　"我决心在这篇纪念文章中，讲解放后毛泽东所犯错误及原因，算是带头吧，对于纪念文章也是一种改革。纪念文章老是讲一些空空洞洞的歌功颂德的套话，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讲毛泽东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本文就从农业方面谈谈，这样可能好些。"
　　"从我们在农村和农业方面犯的错误看，如果当时领导人虚心一点，听听不同意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是可以避免和减轻的，可惜没能这样做，不仅许多同志积极性受到打击，工作损失也大，农民更吃尽苦头。这类教训必须吸取，不能再犯错误。为此，必须深刻总结，广泛宣传，让大家都知道，并号召大家加以抵制。我们这些犯过错误的人，更应该现身说法，向人民讲清楚，求得人民谅解。"
　　谭震林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一直分管农业，负责农村工作。1958年，他曾多次公开鼓吹"共产风"和"高指标"，当发现自己的错误后，他心情沉重，并积极纠正，他几次召集农办负责同志开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写出书面检讨，送总书记邓小平批阅。这一次在讲述毛泽东在农业问题上最早犯的一个错误--批"小脚女人"时，他仍然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说："在批判‘小脚女人‘之后不久，我曾主管过这一时期的农村工作，我仍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没有当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参谋，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58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我愿意在这里再次提到，以便同志们记取这个教训，使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因病逝世。
　　1983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谭震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遗文。在这篇文章中，谭震林现身说法，用毛泽东思想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他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中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喜人形势，更感到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从内心欢呼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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