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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让爱子坠入无声世界，
妈妈辞职和儿子做“同桌”
陶艳波与丈夫杨德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到秦皇岛工作。1992年，她生下了儿子杨乃斌。儿子的诞生承载着陶艳波和丈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93年，陶艳波和丈夫带着8个月大的儿子回老家齐齐哈尔市探亲时，儿子经历了一次高烧。高烧过后，陶艳波发现，无论在儿子周围和背后怎么拍手，儿子都没有反应。夫妻俩连夜带着儿子去了医院。没想到，医生的检查结果是：杨乃斌因为高烧造成了重度神经性耳聋。
为了给儿子治病，陶艳波和丈夫跑遍了全国各地十几家知名大医院，但诊断结果都是：孩子耳神经已经坏死！“快教孩子学唇语吧，孩子的最佳语言学习期为0～7岁，再这样跑来跑去就把他耽误了。”北京一位好心医生的提醒一语惊醒梦中人。那位医生告诉陶艳波，北京一家聋儿康复中心可以提供专门针对聋儿父母的培训。
学唇语几乎成了陶艳波唯一的希望，在众人的惋惜声中，她毅然辞去了铁路疗养院的工作。辞职当晚，陶艳波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一句话：教育乃斌是我终身的职责。
在北京那家聋儿康复中心的几十名学员里，只有陶艳波一人是聋儿家长，其余的都是各地特教学校的老师。一个月的突击训练，陶艳波便掌握了唇语的基本要领。
回到家，陶艳波把要教儿子说的话分别写在儿子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后她坐在小板凳上，让儿子坐在高一点的凳子上，母子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高度。她把儿子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脖子下面，以便感受她说话时的声带是如何震动的，再让儿子看着她的口唇是怎样发音的。当时杨乃斌年龄小，学唇语根本不得要领，被封闭在无声世界里，他动不动就烦躁地哇哇大哭，甚至用手打妈妈、推妈妈，陶艳波只能默默地流泪。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苍天不负有心人，陶艳波的执着终于换来了成效。杨乃斌4岁生日那天，看着生日蛋糕旁黄灿灿的香蕉，他伸手想摸摸，却怎么也够不到。突然，他回头望着陶艳波喊了一声“妈妈”。陶艳波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儿后，她大声叫着在厨房忙碌的丈夫：“孩子他爸，你快来听，我们的儿子会喊妈妈了！”打那以后，陶艳波更加耐心地教儿子唇语，杨乃斌的进步迅速。
转眼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陶艳波做出一个决定：带儿子回老家齐齐哈尔市，她要给儿子陪读，让儿子去正规学校读书。当时很多亲戚都觉得陶艳波疯了，陶艳波却坚持认为聋哑学校没有语言交流环境，如果儿子到了那里学说话就更难了。
回到齐齐哈尔市，陶艳波带着儿子去学校报名，尽管她认为儿子能够说话，但面对一个没有听力、语言表达含混不清的孩子，校长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陶艳波没有放弃，她带着儿子跑遍了附近十几所小学，仍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杨乃斌。
眼看时间已到9月初，适龄儿童都已入学，事情才终于有了转机。有一次，陶艳波带着儿子去学校说情，虽然杨乃斌听不到校长在说什么，但他看懂了校长的表情，便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幅家乡公园的宝塔，用含混不清的发音对校长说：“学校里你最大，如果你让我读书我就有学上，不然我就永远没机会读书了。”儿子小小年纪竟能说出这番话，让陶艳波大吃一惊。校长被杨乃斌的求学欲望打动了，答应了他们母子的请求。不过校长也提出了疑问：“孩子耳朵听不见，咋听课呢？”
校长的疑问也成了陶艳波的心病。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思来想去，终于打定了主意。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儿子来到学校，恳求校长同意自己跟孩子一起上学，自己来当孩子的“耳朵”。校长想了想，同意了陶艳波的请求。
课堂上，杨乃斌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为了不挡住后面学生的视线，陶艳波从家里拿来一个小板凳，坐在儿子的旁边。上课时，陶艳波特别忙，一边时时提醒儿子别走神，一边忙着记笔记。她把老师讲的东西尽量多地记下来，为的是回家讲给儿子听。让陶艳波欣慰的是，自己的工夫没白费，儿子学习特别刻苦，成绩优异，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
母子相伴津门苦读6年，
儿子进大学让她欣喜若狂
2004年，陶艳波从电视里看到，北京协和医院从国外引进了一种人工耳蜗，能大大提高听觉障碍者的听力。她还了解到，因幼年时期药物过敏等原因导致失聪的孩子，佩戴人工耳蜗是最好的办法。于是，陶艳波和丈夫卖掉老家的房子，东拼西凑了20万元，给儿子的左耳植入了人工耳蜗。手术后，杨乃斌的左耳有了70%的听力，能听到3米以内的声音。从那以后，陶艳波更加努力地教儿子学说话。
2005年，小学毕业时，杨乃斌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为了让儿子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也为了离丈夫工作的北戴河近一些，陶艳波带着儿子来到天津上初中。
那年暑假，陶艳波带着儿子敲开一所中学校长办公室的门。校长看到杨乃斌左耳上的助听器，随口问了一句：“孩子好像听力不好吧？”这下陶艳波慌了，她急忙掏出儿子在小学获得的各种证书。看校长没吱声，陶艳波又把儿子获得的“书画特等奖”证书、“游泳冠军”证书都掏了出来。看着这些证书，校长终于说话了：“放心吧，这孩子我们收下了！”陶艳波忙不迭地连声道谢。
然而，初中开学后的第一节英语课还没上完，陶艳波就低头抹起了眼泪。原因是这里的老师采用了全英文教学，陶艳波上大学时没学过英语，老师的讲课内容她一个词都听不懂。陶艳波心急如焚，向英语老师请教她该怎么办。英语老师建议她买个录音笔，把讲课内容全部录进去，晚上回家后，再一句一句听录音讲给儿子听。陶艳波按老师的建议去做了，母子俩晚上听录音学英语，每晚都要学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
学习上的问题在妈妈的帮助下可以克服，然而由于异于常人，杨乃斌一直都很自卑。读小学时，因为很多家长不能接受班上有妈妈陪儿子一起上课，杨乃斌一共换了3所小学。来到天津读初中后，每天都有母亲陪读，杨乃斌总能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这让他无法释怀。
读初二时，一次杨乃斌上厕所，发现3个高年级的男生一直满口脏话地说着他的妈妈如何如何。当时杨乃斌热血上涌，攥紧拳头就朝那3个男生冲过去。虽然那3个男生个子都比杨乃斌高，却被杨乃斌打得流了鼻血。
妈妈辞职和儿子做“同桌”
陶艳波与丈夫杨德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到秦皇岛工作。1992年，她生下了儿子杨乃斌。儿子的诞生承载着陶艳波和丈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93年，陶艳波和丈夫带着8个月大的儿子回老家齐齐哈尔市探亲时，儿子经历了一次高烧。高烧过后，陶艳波发现，无论在儿子周围和背后怎么拍手，儿子都没有反应。夫妻俩连夜带着儿子去了医院。没想到，医生的检查结果是：杨乃斌因为高烧造成了重度神经性耳聋。
为了给儿子治病，陶艳波和丈夫跑遍了全国各地十几家知名大医院，但诊断结果都是：孩子耳神经已经坏死！“快教孩子学唇语吧，孩子的最佳语言学习期为0～7岁，再这样跑来跑去就把他耽误了。”北京一位好心医生的提醒一语惊醒梦中人。那位医生告诉陶艳波，北京一家聋儿康复中心可以提供专门针对聋儿父母的培训。
学唇语几乎成了陶艳波唯一的希望，在众人的惋惜声中，她毅然辞去了铁路疗养院的工作。辞职当晚，陶艳波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一句话：教育乃斌是我终身的职责。
在北京那家聋儿康复中心的几十名学员里，只有陶艳波一人是聋儿家长，其余的都是各地特教学校的老师。一个月的突击训练，陶艳波便掌握了唇语的基本要领。
回到家，陶艳波把要教儿子说的话分别写在儿子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后她坐在小板凳上，让儿子坐在高一点的凳子上，母子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高度。她把儿子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脖子下面，以便感受她说话时的声带是如何震动的，再让儿子看着她的口唇是怎样发音的。当时杨乃斌年龄小，学唇语根本不得要领，被封闭在无声世界里，他动不动就烦躁地哇哇大哭，甚至用手打妈妈、推妈妈，陶艳波只能默默地流泪。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苍天不负有心人，陶艳波的执着终于换来了成效。杨乃斌4岁生日那天，看着生日蛋糕旁黄灿灿的香蕉，他伸手想摸摸，却怎么也够不到。突然，他回头望着陶艳波喊了一声“妈妈”。陶艳波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儿后，她大声叫着在厨房忙碌的丈夫：“孩子他爸，你快来听，我们的儿子会喊妈妈了！”打那以后，陶艳波更加耐心地教儿子唇语，杨乃斌的进步迅速。
转眼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陶艳波做出一个决定：带儿子回老家齐齐哈尔市，她要给儿子陪读，让儿子去正规学校读书。当时很多亲戚都觉得陶艳波疯了，陶艳波却坚持认为聋哑学校没有语言交流环境，如果儿子到了那里学说话就更难了。
回到齐齐哈尔市，陶艳波带着儿子去学校报名，尽管她认为儿子能够说话，但面对一个没有听力、语言表达含混不清的孩子，校长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陶艳波没有放弃，她带着儿子跑遍了附近十几所小学，仍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杨乃斌。
眼看时间已到9月初，适龄儿童都已入学，事情才终于有了转机。有一次，陶艳波带着儿子去学校说情，虽然杨乃斌听不到校长在说什么，但他看懂了校长的表情，便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幅家乡公园的宝塔，用含混不清的发音对校长说：“学校里你最大，如果你让我读书我就有学上，不然我就永远没机会读书了。”儿子小小年纪竟能说出这番话，让陶艳波大吃一惊。校长被杨乃斌的求学欲望打动了，答应了他们母子的请求。不过校长也提出了疑问：“孩子耳朵听不见，咋听课呢？”
校长的疑问也成了陶艳波的心病。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思来想去，终于打定了主意。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儿子来到学校，恳求校长同意自己跟孩子一起上学，自己来当孩子的“耳朵”。校长想了想，同意了陶艳波的请求。
课堂上，杨乃斌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为了不挡住后面学生的视线，陶艳波从家里拿来一个小板凳，坐在儿子的旁边。上课时，陶艳波特别忙，一边时时提醒儿子别走神，一边忙着记笔记。她把老师讲的东西尽量多地记下来，为的是回家讲给儿子听。让陶艳波欣慰的是，自己的工夫没白费，儿子学习特别刻苦，成绩优异，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
母子相伴津门苦读6年，
儿子进大学让她欣喜若狂
2004年，陶艳波从电视里看到，北京协和医院从国外引进了一种人工耳蜗，能大大提高听觉障碍者的听力。她还了解到，因幼年时期药物过敏等原因导致失聪的孩子，佩戴人工耳蜗是最好的办法。于是，陶艳波和丈夫卖掉老家的房子，东拼西凑了20万元，给儿子的左耳植入了人工耳蜗。手术后，杨乃斌的左耳有了70%的听力，能听到3米以内的声音。从那以后，陶艳波更加努力地教儿子学说话。
2005年，小学毕业时，杨乃斌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为了让儿子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也为了离丈夫工作的北戴河近一些，陶艳波带着儿子来到天津上初中。
那年暑假，陶艳波带着儿子敲开一所中学校长办公室的门。校长看到杨乃斌左耳上的助听器，随口问了一句：“孩子好像听力不好吧？”这下陶艳波慌了，她急忙掏出儿子在小学获得的各种证书。看校长没吱声，陶艳波又把儿子获得的“书画特等奖”证书、“游泳冠军”证书都掏了出来。看着这些证书，校长终于说话了：“放心吧，这孩子我们收下了！”陶艳波忙不迭地连声道谢。
然而，初中开学后的第一节英语课还没上完，陶艳波就低头抹起了眼泪。原因是这里的老师采用了全英文教学，陶艳波上大学时没学过英语，老师的讲课内容她一个词都听不懂。陶艳波心急如焚，向英语老师请教她该怎么办。英语老师建议她买个录音笔，把讲课内容全部录进去，晚上回家后，再一句一句听录音讲给儿子听。陶艳波按老师的建议去做了，母子俩晚上听录音学英语，每晚都要学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
学习上的问题在妈妈的帮助下可以克服，然而由于异于常人，杨乃斌一直都很自卑。读小学时，因为很多家长不能接受班上有妈妈陪儿子一起上课，杨乃斌一共换了3所小学。来到天津读初中后，每天都有母亲陪读，杨乃斌总能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这让他无法释怀。
读初二时，一次杨乃斌上厕所，发现3个高年级的男生一直满口脏话地说着他的妈妈如何如何。当时杨乃斌热血上涌，攥紧拳头就朝那3个男生冲过去。虽然那3个男生个子都比杨乃斌高，却被杨乃斌打得流了鼻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