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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乙己是一个“无名”的知识分子，他坚守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可是他的自我定位与社会给他的角色是有巨大错位的，这样的错位和他用生命来信仰的文化都把他推向不可挽回的绝路。
关键词： 孔乙己 角色定位 文化信仰
中国自古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然而在鲁迅的作品中，主要人物没有名字或者没有自己的名字很寻常，阿长妈用的是前任女工的名字，祥林嫂跟的是前夫的名，阿Q是“阿贵”还是“阿桂”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孔乙己”只是个绰号并非名字。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
作为绰号的“孔乙己”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因为鲁迅没有深入解释，只是告诉我们这句话是鲁镇人从描红看来的，教材的注释为“旧时通行的一种描红纸，印有‘上大人孔乙己’这样一些笔画简单的字，三字一句，‘上大人孔乙己’是似懂非懂的进行尊孔教育的话。”鲁镇人用这个称呼孔乙己，没有任何尊重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调侃。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尤其讲究立身立言，彰显令名。作为一个熟读四书五经读书人，“孔乙己”每次被称呼这个半懂不懂的绰号时是多么尴尬，然而这样的调侃偏偏没有太多恶意，甚至带着一点对熟人的随意，随意也不在意，没有人在乎孔乙己反对与否，因为即使在一个小伙计眼里，他都只是“讨饭一样的人”，他是小人物眼里的“小人物”，谁会在意孔乙己的意见。
同样面对这种被剥夺名字权的屈辱，孔乙己和短衣帮们一样吗？
阿长妈没有觉得用别人的名字别扭，祥林嫂也不觉得跟前夫的名字很奇怪，阿Q不在乎自己是“阿贵”还是“阿桂”……一切都好像天经地义，同样地他们也称别人“阿长妈”、“祥林嫂”“阿Q”……一切都好像约定俗成，在短衣帮集体无意识中，对名字权的忽略，对尊严的无视，对命运的麻木成了可怕的习惯，这样的习惯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名字”、“尊严”这些从来都不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他们“坐稳了奴隶”就足够了。
鲁迅在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到孔乙己的反抗，却不同寻常地夸奖他的长衫。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对“长衫”的特意强调是有意义的，它透露了孔乙己心中是有坚持的，他不同于短衣帮的麻木。长衫有着文化符号意义，长衫虽然脏破，却是读书人的象征，彰显与短衣帮的不同，中国古代峨冠博带的文化理想是孔乙己这样旧式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残破的长衫承载着他的人生理想，是他残存的自尊，他无法控制别人不要称呼他“孔乙己”，却可以坚持穿那件长衫，不论面对怎样的嘲笑，不论这件唯一的长衫是多脏多破。
长衫是孔乙己最后的尊严，是掩饰其落魄的遮羞布。孔乙己的出场总是给别人带来欢乐，带来笑声，在这些笑声中，这样的欢乐气氛中，孔乙己神情总是“不安”“颓唐”，脸色总是“涨红”或“笼上一层灰色”。其实孔乙己也有神采飞扬的时刻：
“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别人问他是否识字时，想教小伙计“茴”的四种写法，这些与读书人相干的事，有机会能彰显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时，他衷心地高兴甚至敢露出“神气”，这时以为自己读书人身份可能被认同时的孔乙己是很有生命活力的。
可惜更多时候，孔乙己是艰难地坚守自己“知识分子”的尊严，他顽强地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的形象，即使是只能站着喝酒，也不愿意脱下长衫与短衣帮为伍，颇似子路“结缨而死”。孔乙己用生命信仰他的文化理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孔乙己的自我评价中，他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他懂得‘茴’字的四种写法，这类价值是芸芸众生不可望其项背的，也是不可理解的”[1]。所以他不屑于和短衣帮为伍，然而在那些酒客看来，“九儒十丐”的孔乙己是十足的笑话，他的自我定位，与众人眼里他的社会角色存在巨大的错位。孔乙己得意于自己识字，写一手好字，他希望别人能关注这些，可是偏偏没有人在乎，连店里地位最低的小伙计都看不起他，不耐烦他，不愿敷衍让他教“茴”字。他越想隐藏的脸上的伤疤，心里的“伤疤”却一直被注视着，不时被揭起：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孔乙己的伤疤越被揭得血淋淋，大家的哄笑越开心，酒店里的氛围越欢乐，这种期待与现实的错位体现在了“笑”，他的尊严被一遍遍摧残，不能进学，他的人生就注定进不了社会上层，就注定只能“站着喝酒”，他的自我定位与生活现实巨大落差蚕食他的生命，“偷东西”意味他的行为与信仰构成矛盾，这些笑声无疑不断提醒他这个矛盾的存在，让他备受折磨，“众人，无恶意的人们，却偏偏反复打击他最后残余的自尊”[2]，他的死留下来的只是粉板上十九个铜钱的欠账。
可是孔乙己的最后一次出场却没有再强调他的长衫了。
“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是谁剥下孔乙己的长衫，短衣帮举止是不文雅，甚至可以说是粗鲁，对孔乙己的笑也十分残忍麻木，可是他们本身与孔乙己没有冲突，不曾对孔乙己动手。孔乙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的原因是“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他是死于“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那些讲究礼仪，举止儒雅的社会上层，原来才是最蛮横凶狠之徒，在无情的服辩和残忍的鞭打中，孔乙己的腿折了，长衫应该也支离破碎了。没有长衫这最后的文化尊严支柱，孔乙己的身体与精神都轰然倒塌。最后逼孔乙己走上绝路的正是高贵的被称为“老爷”的读书人，那些与他受同样的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区别是那些老爷们是以所获得的文化资源图利，而孔乙己却坚守文化理想。与这些长衫客相比，孔乙己是有其可爱可敬之处的。
赋予丁举人们随意处置孔乙己生死权利的正是孔乙己所信赖的文化，这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等级特权让孔乙己有冤无处诉，也是这样的观念让孔乙己与短衣帮保持距离，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知识分子，怎么能和那些“下里巴人”的“短衣帮”为伍呢？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为社会所认同的“文化精英”却常常忘道而趋利，曲文附势，这些社会上层人根本不可能认同他。他所信赖推崇的这种文化精神却只能让他充当一个尴尬的生存角色。“穿长衫却站着喝酒”就体现了应有的矛盾：长衫是文化的符码，是不能轻易损毁的文化想象，也是自己的生命根基和精神追求的外在标志。这种文化信念的持守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可挽救的不归路。
孔乙己生前无名死了也是秋风中飘零的落叶一片，他所信仰信赖的文化没能让他拥有自己的名字，他用生命自重身份，却让他更快走向死亡。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91.
[2]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104.
关键词： 孔乙己 角色定位 文化信仰
中国自古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然而在鲁迅的作品中，主要人物没有名字或者没有自己的名字很寻常，阿长妈用的是前任女工的名字，祥林嫂跟的是前夫的名，阿Q是“阿贵”还是“阿桂”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孔乙己”只是个绰号并非名字。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
作为绰号的“孔乙己”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因为鲁迅没有深入解释，只是告诉我们这句话是鲁镇人从描红看来的，教材的注释为“旧时通行的一种描红纸，印有‘上大人孔乙己’这样一些笔画简单的字，三字一句，‘上大人孔乙己’是似懂非懂的进行尊孔教育的话。”鲁镇人用这个称呼孔乙己，没有任何尊重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调侃。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尤其讲究立身立言，彰显令名。作为一个熟读四书五经读书人，“孔乙己”每次被称呼这个半懂不懂的绰号时是多么尴尬，然而这样的调侃偏偏没有太多恶意，甚至带着一点对熟人的随意，随意也不在意，没有人在乎孔乙己反对与否，因为即使在一个小伙计眼里，他都只是“讨饭一样的人”，他是小人物眼里的“小人物”，谁会在意孔乙己的意见。
同样面对这种被剥夺名字权的屈辱，孔乙己和短衣帮们一样吗？
阿长妈没有觉得用别人的名字别扭，祥林嫂也不觉得跟前夫的名字很奇怪，阿Q不在乎自己是“阿贵”还是“阿桂”……一切都好像天经地义，同样地他们也称别人“阿长妈”、“祥林嫂”“阿Q”……一切都好像约定俗成，在短衣帮集体无意识中，对名字权的忽略，对尊严的无视，对命运的麻木成了可怕的习惯，这样的习惯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名字”、“尊严”这些从来都不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他们“坐稳了奴隶”就足够了。
鲁迅在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到孔乙己的反抗，却不同寻常地夸奖他的长衫。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对“长衫”的特意强调是有意义的，它透露了孔乙己心中是有坚持的，他不同于短衣帮的麻木。长衫有着文化符号意义，长衫虽然脏破，却是读书人的象征，彰显与短衣帮的不同，中国古代峨冠博带的文化理想是孔乙己这样旧式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残破的长衫承载着他的人生理想，是他残存的自尊，他无法控制别人不要称呼他“孔乙己”，却可以坚持穿那件长衫，不论面对怎样的嘲笑，不论这件唯一的长衫是多脏多破。
长衫是孔乙己最后的尊严，是掩饰其落魄的遮羞布。孔乙己的出场总是给别人带来欢乐，带来笑声，在这些笑声中，这样的欢乐气氛中，孔乙己神情总是“不安”“颓唐”，脸色总是“涨红”或“笼上一层灰色”。其实孔乙己也有神采飞扬的时刻：
“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别人问他是否识字时，想教小伙计“茴”的四种写法，这些与读书人相干的事，有机会能彰显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时，他衷心地高兴甚至敢露出“神气”，这时以为自己读书人身份可能被认同时的孔乙己是很有生命活力的。
可惜更多时候，孔乙己是艰难地坚守自己“知识分子”的尊严，他顽强地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的形象，即使是只能站着喝酒，也不愿意脱下长衫与短衣帮为伍，颇似子路“结缨而死”。孔乙己用生命信仰他的文化理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孔乙己的自我评价中，他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他懂得‘茴’字的四种写法，这类价值是芸芸众生不可望其项背的，也是不可理解的”[1]。所以他不屑于和短衣帮为伍，然而在那些酒客看来，“九儒十丐”的孔乙己是十足的笑话，他的自我定位，与众人眼里他的社会角色存在巨大的错位。孔乙己得意于自己识字，写一手好字，他希望别人能关注这些，可是偏偏没有人在乎，连店里地位最低的小伙计都看不起他，不耐烦他，不愿敷衍让他教“茴”字。他越想隐藏的脸上的伤疤，心里的“伤疤”却一直被注视着，不时被揭起：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孔乙己的伤疤越被揭得血淋淋，大家的哄笑越开心，酒店里的氛围越欢乐，这种期待与现实的错位体现在了“笑”，他的尊严被一遍遍摧残，不能进学，他的人生就注定进不了社会上层，就注定只能“站着喝酒”，他的自我定位与生活现实巨大落差蚕食他的生命，“偷东西”意味他的行为与信仰构成矛盾，这些笑声无疑不断提醒他这个矛盾的存在，让他备受折磨，“众人，无恶意的人们，却偏偏反复打击他最后残余的自尊”[2]，他的死留下来的只是粉板上十九个铜钱的欠账。
可是孔乙己的最后一次出场却没有再强调他的长衫了。
“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是谁剥下孔乙己的长衫，短衣帮举止是不文雅，甚至可以说是粗鲁，对孔乙己的笑也十分残忍麻木，可是他们本身与孔乙己没有冲突，不曾对孔乙己动手。孔乙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的原因是“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他是死于“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那些讲究礼仪，举止儒雅的社会上层，原来才是最蛮横凶狠之徒，在无情的服辩和残忍的鞭打中，孔乙己的腿折了，长衫应该也支离破碎了。没有长衫这最后的文化尊严支柱，孔乙己的身体与精神都轰然倒塌。最后逼孔乙己走上绝路的正是高贵的被称为“老爷”的读书人，那些与他受同样的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区别是那些老爷们是以所获得的文化资源图利，而孔乙己却坚守文化理想。与这些长衫客相比，孔乙己是有其可爱可敬之处的。
赋予丁举人们随意处置孔乙己生死权利的正是孔乙己所信赖的文化，这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等级特权让孔乙己有冤无处诉，也是这样的观念让孔乙己与短衣帮保持距离，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知识分子，怎么能和那些“下里巴人”的“短衣帮”为伍呢？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为社会所认同的“文化精英”却常常忘道而趋利，曲文附势，这些社会上层人根本不可能认同他。他所信赖推崇的这种文化精神却只能让他充当一个尴尬的生存角色。“穿长衫却站着喝酒”就体现了应有的矛盾：长衫是文化的符码，是不能轻易损毁的文化想象，也是自己的生命根基和精神追求的外在标志。这种文化信念的持守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可挽救的不归路。
孔乙己生前无名死了也是秋风中飘零的落叶一片，他所信仰信赖的文化没能让他拥有自己的名字，他用生命自重身份，却让他更快走向死亡。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91.
[2]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