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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元小说的语言功能特征，需要结合它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从例证的分析中探讨这类小说创作模式在叙事上的变异与变革。元小说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上，用小说套小说，使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甚至错位。在小说与批评的关系上，用小说创作反省自身，讨论、评论文学创作及小说的意义，使故事情节与评价议论交替进行；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形式上，追求语言的表达策略，而将一切小说文本和对象客体都视为虚构的世界。
关键词：角色变换 文本交替 语言构筑
对于元小说（metafiction）的认识，众多批评家倾向于它并不是后现代文学史上概念清晰的文学现象，至多只是一种语言功能，一种小说创作模式，是文学特征与批评阐释的结合体。对元小说这一后现代现象做出相对客观准确评价的是帕特里夏·沃的论述：“所谓元小说就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为了对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便一贯地把自我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造品的自身的位置上。这种小说对小说作品本身加以评判，它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美国作家约翰·巴思就是元小说的典型代表。
在以巴思为代表的元小说创作模式中，作家们在探讨作者与“他者”、小说与批判、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特定的审美态度，以奇特的表征形式使元小说与传统分道扬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作者与“他者”的角色变换
这似乎是元小说对传统叙事性文学的最大挑战。在巴思的小说创作中，作者时常背离现实主义小说单一的人物叙述关系，更加注重作者的自我意识，主张用小说探索小说创作的所谓真正意义。在文本的表现过程中，巴思大胆地将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等所谓的“他者”混淆起来，不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区分，各类主体时常互换位置，自由地变换角色，以至于使人很难分清谁是作者，谁是作品当中的人物。而在与读者的关系上，他往往使用特殊的手法引导读者解读小说。这种小说主客体的换位体验，它集中反映出后现代创作在文本构造上的某种难以理喻的新的实验。我们以《漂浮的歌剧》为例。《漂浮的歌剧》是巴思小说的名字，但同时又是小说中主人公托德·安德鲁企图毁坏的演戏船的名字，是托德在巴思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为自己的小说所拟定的标题。这就使得《漂浮的歌剧》成为巴思和托德两人共同的小说。托德作为巴思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时又充当了他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加之两人都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作者、小说中的叙事者与主人公及读者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巴思是叙事者，托德只是主人公。但到了托德的作品中，巴思就变成多余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和我们一样的读者，托德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了叙事者。这样错乱的人物关系，如果用传统的阅读方式是很理解的。
巴思的另一部小说《路的尽头》也显示出同样的情况。小说中的雅科布独自兼任了巴思小说和他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叙述者及作者的角色。巴思的“初衷”是要在小说中虚构出雅科布这样的人物以及围绕这个人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但雅科布自己却又虚构出他与其他人之间的故事。这种作者与叙述者及主人公相互之间的重叠性、多面性以及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加了小说的内容厚度和参照维度，使小说文本更加自由和自我，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所能意识到的无限的种种可能。在巴思的长篇小说《信件》中，对人物的安排更加显得奇特。小说由7个人物的信件构成，一个主人公的信件就是作者巴思自己，1名大学教师和5个在巴思过去小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物。作品中不仅作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要进行换位，而且人物与人物还要进行小说之间的跨越，显示出高度的自由性和随意性。
巴思认为传统的文学表现形式已经枯竭，各种创作上的可能性已经试尽，他用自己的实验，效法着博尔赫斯和贝克特等人的所谓创新，并使用这种虚幻的、随意的、主观的人物表现手法，给读者呈现出某种奇特费解的人物现象。然而，无论元小说如何进行形式上的革新，我们从它所使用的手法与技巧中依然能够找到传统文学的身影，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中戏，十七八世纪小说中大量运用信件的做法，英国作家菲尔丁等人打断故事叙述者的行为等等，都给巴思的小说创作所带来某种传统的元素。
二 小说文本与批评文本的交替运用
在传统文学那里，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学现象，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的对象客体。但在元小说这里，一切都变了。作者为了打破传统文学功能上的单一性，用小说的形式反思小说，将评论与小说的功能融为一体。元小说的批评家用从小说中概括出来的语言叙事特点引导读者解读某类特殊的小说文本，而作者则借助小说来表达自己对于小说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在作品中，元小说经常超越单纯的小说界限，在故事情节的叙事过程中随意性中断，插进自己对小说叙事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探索，或是对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法予以戏仿或嘲弄。作者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二者之间随意性地自由跨界，从而使作者或批评家获得更大的自由。元小说消解了小说与批评之间的清晰界定，打破传统小说与批评的文化概念，将文学的语言与批评的阐释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这种边缘上的写作以全新的文本意义。
巴思作为元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的理论主张更加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作家的任何观点都是个人的，而且是随意性的。作家个人的观点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作品当中表现出来，任由自己在文本中讨论和寻求小说所谓的真相意义、现实生活的客体状况、文学结构的叙事理论，乃至读者的参与创作等等更为广泛的话题。而这种自由性，它不仅仅局限在讨论小说创作本身，它甚至可以指向其他文本甚至更加广阔的领域。巴思在《路的尽头》中借助角色之口，通过讨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认为“世上其实没有什么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因此，所有的小说、传记，以及多数史料都是骗人的。应当说，每个人都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主人公”。又如，他在小说中加入作者对创作过程的某些记述：“此时此刻（1955年10月4日，星期二，晚间7点55分），我正在楼上寓所写这本书……”，均使习惯于传统阅读思维的读者大跌眼镜，它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文学文本的习惯性认知。有人批评这部作品晦涩枯燥，甚至读不下去。巴思在小说《烟草经纪人》中运用菲尔丁的艺术技巧，不时打断故事的叙述者，大量使用插曲、议论和重复的手法，也容易令读者失去耐心。巴思说这是他的“实验之作”。但是，正是这样混杂着批评的文学文本，才以其“独特的风格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元小说在将批评的锋芒指向文本创作意识层面的同时，也将关注的视角投向无意识的层面。它在一种难以理喻的相互关系中，将语言与批评，再现世界与讨论对象结合在一起，以引起人们对于这种关系的新的思考。然而，尽管元小说带给文本以新的表现功能，但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文本意义的建构依然需要依靠读者的自我认识来完成，无论作者在小说中如何表白，依然不能代替读者自身所做出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元小说在阅读理解方面与传统小说之间，其实并无本质性的区别。
三 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构筑
元小说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自反性和自省性。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需要不时地提醒和告诫人们小说的虚构性，它是作家虚幻出来的“人造品”。贝克特在《难以名状者》中指出：“一切都是词语，仅此而已。”强调现实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是语言所造就的。在元小说哪里，虚假的现实非但不是能被表现的，即便是作家在对虚构的文学作品进行自我审视的同时，也需要对作品外部的虚构世界重新进行探索，作家的创作就是用小说去揭露欺骗，向读者呈现出现实的虚假和小说虚构的虚假。巴思则进一步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荒诞和难于理解的，作为艺术的小说应该比虚构的生活更加离奇，更加让人困惑，“所以艺术就不能希望而且也不应该试图反映客观现实的存在”。在这种虚假的表现过程中，作品更加无需反映意义，传统文学的意义建构对于元小说来说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作家们更加关注创作自身，更加追求创作的无意识层面，并与批评一起致力于揭示和探寻创作的无意识状态。
按照元小说的观点，作者当前所处的现实都是瞬间发生的事件。它不像现实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是与当时的小说线性叙事所处的特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现状。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永久性的了，小说的表现形式要适应这样的现实状况，就应该使用“元语言”的方式来指导构建。这种元语言，就是文学批评的语言，它将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小说用自己的“话语”构筑起语言的假象，元语言又对小说的话语进行评价，这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结构，共同完成了元小说的文本构建。法国批评家巴尔特揭示元语言的特性时指出：“文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双重性：它既是对象，同时又是对这一对象的关照：它既是言语，同时又是对这种言语而发的言语；它既是文学客体，同时又是元文学”。
巴思在《路的尽头》中借助主人公之口，指出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真实性是因为它们都是由虚假所构筑的，认为作品当中的角色区分，那都是骗人的。因为，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是主角，这些生活当中的主角在小说中编造故事的时候，硬要把人物进行角色上的划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文学作品和还是现实生活，它们都是人造品，是人为的结果，从中指出传统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而当代社会的危机感与异化状态需要一种新的即元小说的形式，以之来达到文学与现实的相对平衡。然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巴思在《烟草经纪人》中，就将现实当中的马里兰建州的历史事件与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作者在提出历史事实与小说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上，与传统文学采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因此，无论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多么复杂，情节多么离奇曲折，语言是如何的标新立异，人们从作品与现实二者的关系中间依然能够找到它与传统文学的某种联系。我们或许可以说，巴思的创作事实上也不是不要现实，只不过是作者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不断地寻找联系作品与现实的新的形式罢了。
元小说的作家在传统文学已经处于它最后阶段的口号标榜下，用他们在小说上的创新挑战传统的创作观念，竭力创造出标新立异的文本来使传统轰塌；或通过反思与革新，来使“最后阶段”的小说得到新的延续，巴思就是这股创作倾向中的集大成者。
注：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资助项目，课题编号：SCWYH13-03。
参考文献：
[1]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美]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3]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杨任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
[5] [美]Campbell Tatham，“John Barth and the Aesthetic of Artifice，”Critical Essays on John Barth，ed.Joseph J.Waldmeir，Boston：G，K，Hall & Co.，1980.
（唐希，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角色变换 文本交替 语言构筑
对于元小说（metafiction）的认识，众多批评家倾向于它并不是后现代文学史上概念清晰的文学现象，至多只是一种语言功能，一种小说创作模式，是文学特征与批评阐释的结合体。对元小说这一后现代现象做出相对客观准确评价的是帕特里夏·沃的论述：“所谓元小说就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为了对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便一贯地把自我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造品的自身的位置上。这种小说对小说作品本身加以评判，它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美国作家约翰·巴思就是元小说的典型代表。
在以巴思为代表的元小说创作模式中，作家们在探讨作者与“他者”、小说与批判、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特定的审美态度，以奇特的表征形式使元小说与传统分道扬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作者与“他者”的角色变换
这似乎是元小说对传统叙事性文学的最大挑战。在巴思的小说创作中，作者时常背离现实主义小说单一的人物叙述关系，更加注重作者的自我意识，主张用小说探索小说创作的所谓真正意义。在文本的表现过程中，巴思大胆地将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等所谓的“他者”混淆起来，不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区分，各类主体时常互换位置，自由地变换角色，以至于使人很难分清谁是作者，谁是作品当中的人物。而在与读者的关系上，他往往使用特殊的手法引导读者解读小说。这种小说主客体的换位体验，它集中反映出后现代创作在文本构造上的某种难以理喻的新的实验。我们以《漂浮的歌剧》为例。《漂浮的歌剧》是巴思小说的名字，但同时又是小说中主人公托德·安德鲁企图毁坏的演戏船的名字，是托德在巴思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为自己的小说所拟定的标题。这就使得《漂浮的歌剧》成为巴思和托德两人共同的小说。托德作为巴思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时又充当了他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加之两人都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作者、小说中的叙事者与主人公及读者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巴思是叙事者，托德只是主人公。但到了托德的作品中，巴思就变成多余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和我们一样的读者，托德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了叙事者。这样错乱的人物关系，如果用传统的阅读方式是很理解的。
巴思的另一部小说《路的尽头》也显示出同样的情况。小说中的雅科布独自兼任了巴思小说和他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叙述者及作者的角色。巴思的“初衷”是要在小说中虚构出雅科布这样的人物以及围绕这个人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但雅科布自己却又虚构出他与其他人之间的故事。这种作者与叙述者及主人公相互之间的重叠性、多面性以及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加了小说的内容厚度和参照维度，使小说文本更加自由和自我，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所能意识到的无限的种种可能。在巴思的长篇小说《信件》中，对人物的安排更加显得奇特。小说由7个人物的信件构成，一个主人公的信件就是作者巴思自己，1名大学教师和5个在巴思过去小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物。作品中不仅作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要进行换位，而且人物与人物还要进行小说之间的跨越，显示出高度的自由性和随意性。
巴思认为传统的文学表现形式已经枯竭，各种创作上的可能性已经试尽，他用自己的实验，效法着博尔赫斯和贝克特等人的所谓创新，并使用这种虚幻的、随意的、主观的人物表现手法，给读者呈现出某种奇特费解的人物现象。然而，无论元小说如何进行形式上的革新，我们从它所使用的手法与技巧中依然能够找到传统文学的身影，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中戏，十七八世纪小说中大量运用信件的做法，英国作家菲尔丁等人打断故事叙述者的行为等等，都给巴思的小说创作所带来某种传统的元素。
二 小说文本与批评文本的交替运用
在传统文学那里，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学现象，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的对象客体。但在元小说这里，一切都变了。作者为了打破传统文学功能上的单一性，用小说的形式反思小说，将评论与小说的功能融为一体。元小说的批评家用从小说中概括出来的语言叙事特点引导读者解读某类特殊的小说文本，而作者则借助小说来表达自己对于小说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在作品中，元小说经常超越单纯的小说界限，在故事情节的叙事过程中随意性中断，插进自己对小说叙事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探索，或是对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法予以戏仿或嘲弄。作者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二者之间随意性地自由跨界，从而使作者或批评家获得更大的自由。元小说消解了小说与批评之间的清晰界定，打破传统小说与批评的文化概念，将文学的语言与批评的阐释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这种边缘上的写作以全新的文本意义。
巴思作为元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的理论主张更加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作家的任何观点都是个人的，而且是随意性的。作家个人的观点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作品当中表现出来，任由自己在文本中讨论和寻求小说所谓的真相意义、现实生活的客体状况、文学结构的叙事理论，乃至读者的参与创作等等更为广泛的话题。而这种自由性，它不仅仅局限在讨论小说创作本身，它甚至可以指向其他文本甚至更加广阔的领域。巴思在《路的尽头》中借助角色之口，通过讨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认为“世上其实没有什么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因此，所有的小说、传记，以及多数史料都是骗人的。应当说，每个人都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主人公”。又如，他在小说中加入作者对创作过程的某些记述：“此时此刻（1955年10月4日，星期二，晚间7点55分），我正在楼上寓所写这本书……”，均使习惯于传统阅读思维的读者大跌眼镜，它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文学文本的习惯性认知。有人批评这部作品晦涩枯燥，甚至读不下去。巴思在小说《烟草经纪人》中运用菲尔丁的艺术技巧，不时打断故事的叙述者，大量使用插曲、议论和重复的手法，也容易令读者失去耐心。巴思说这是他的“实验之作”。但是，正是这样混杂着批评的文学文本，才以其“独特的风格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元小说在将批评的锋芒指向文本创作意识层面的同时，也将关注的视角投向无意识的层面。它在一种难以理喻的相互关系中，将语言与批评，再现世界与讨论对象结合在一起，以引起人们对于这种关系的新的思考。然而，尽管元小说带给文本以新的表现功能，但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文本意义的建构依然需要依靠读者的自我认识来完成，无论作者在小说中如何表白，依然不能代替读者自身所做出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元小说在阅读理解方面与传统小说之间，其实并无本质性的区别。
三 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构筑
元小说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自反性和自省性。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需要不时地提醒和告诫人们小说的虚构性，它是作家虚幻出来的“人造品”。贝克特在《难以名状者》中指出：“一切都是词语，仅此而已。”强调现实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是语言所造就的。在元小说哪里，虚假的现实非但不是能被表现的，即便是作家在对虚构的文学作品进行自我审视的同时，也需要对作品外部的虚构世界重新进行探索，作家的创作就是用小说去揭露欺骗，向读者呈现出现实的虚假和小说虚构的虚假。巴思则进一步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荒诞和难于理解的，作为艺术的小说应该比虚构的生活更加离奇，更加让人困惑，“所以艺术就不能希望而且也不应该试图反映客观现实的存在”。在这种虚假的表现过程中，作品更加无需反映意义，传统文学的意义建构对于元小说来说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作家们更加关注创作自身，更加追求创作的无意识层面，并与批评一起致力于揭示和探寻创作的无意识状态。
按照元小说的观点，作者当前所处的现实都是瞬间发生的事件。它不像现实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是与当时的小说线性叙事所处的特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现状。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永久性的了，小说的表现形式要适应这样的现实状况，就应该使用“元语言”的方式来指导构建。这种元语言，就是文学批评的语言，它将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小说用自己的“话语”构筑起语言的假象，元语言又对小说的话语进行评价，这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结构，共同完成了元小说的文本构建。法国批评家巴尔特揭示元语言的特性时指出：“文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双重性：它既是对象，同时又是对这一对象的关照：它既是言语，同时又是对这种言语而发的言语；它既是文学客体，同时又是元文学”。
巴思在《路的尽头》中借助主人公之口，指出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真实性是因为它们都是由虚假所构筑的，认为作品当中的角色区分，那都是骗人的。因为，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是主角，这些生活当中的主角在小说中编造故事的时候，硬要把人物进行角色上的划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文学作品和还是现实生活，它们都是人造品，是人为的结果，从中指出传统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而当代社会的危机感与异化状态需要一种新的即元小说的形式，以之来达到文学与现实的相对平衡。然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巴思在《烟草经纪人》中，就将现实当中的马里兰建州的历史事件与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作者在提出历史事实与小说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上，与传统文学采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因此，无论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多么复杂，情节多么离奇曲折，语言是如何的标新立异，人们从作品与现实二者的关系中间依然能够找到它与传统文学的某种联系。我们或许可以说，巴思的创作事实上也不是不要现实，只不过是作者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不断地寻找联系作品与现实的新的形式罢了。
元小说的作家在传统文学已经处于它最后阶段的口号标榜下，用他们在小说上的创新挑战传统的创作观念，竭力创造出标新立异的文本来使传统轰塌；或通过反思与革新，来使“最后阶段”的小说得到新的延续，巴思就是这股创作倾向中的集大成者。
注：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资助项目，课题编号：SCWYH13-03。
参考文献：
[1]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美]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3]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杨任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
[5] [美]Campbell Tatham，“John Barth and the Aesthetic of Artifice，”Critical Essays on John Barth，ed.Joseph J.Waldmeir，Boston：G，K，Hall & Co.，1980.
（唐希，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