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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孙子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末年协助吴王西破强楚、北伐齐晋的孙武；一个是战国中期辅佐齐君攻城略地、名显诸侯的孙膑。据《史记》记载，孙武出生在齐国，孙膑则生在阿鄄之间。这一记载使现在的山东人感到格外骄傲，他们有理由相信，这块风水宝地不仅诞生过孔、孟两位“文圣人”，而且包揽了武、膑两位“武圣人”。
　　两位武圣人的名字都有讲究，“武”为会意字，《左传》日：“止戈为武”。由此可见，在古人看来，武力的目的并不是要攻城略地，而是要制止兵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制止战争。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误解，想当然地以为兵家都是一些好战分子。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兵家大多是反对穷兵黩武的。“膑”为形声字，意指人的膝盖骨，引申为一种取掉膝盖骨的刑罚。所以我们也不要误解，以为孙膑生下来就叫孙膑。事实上，他是因刑而得名的。
　　两位武圣不仅同姓，而且同族，史书云：“膑亦武之后世子孙也”。他们不仅都留下了令后世兵家视为至宝的兵书战策，而目都有着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前者曾以斩杀吴王爱姬的方式确立军威，使娥眉粉黛令行禁止；后者则以刑余之身运筹帷幄，让敌将庞涓自取灭亡。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两位孙子其实是种共同的文化符号，他们是军事智慧的代表、战争谋略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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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战争谋略，中国古代的确发达，且自成系统，名之为“兵家”。翻翻史书，此类人物不胜枚举。除两位孙子外，著名的还有范蠡、吴起、韩信、李靖、尉缭子、诸葛亮……这一大串响当当的人名似乎真的印证了那位日本学者的趣谈。那么深究起来，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发达究竟是否与国民性有关呢?我看是的。所谓国民性，直观地表现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而支配着这种行为方式的，则是更为潜在而深刻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这一切，都是孙子之为孙子的关键所在。
　　就思维方式而言，与注重“因果”关系的西方人不同，中国古代一直注重“阴阳”关系。源自《周易》的“阴阳”观念，对中国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观念不是强调事物之间单向的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而是强调事物之间双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显然，它很适用于敌我双方相互摩擦、彼此消长的战争格局，因而被兵家所看重。与孙武同时代的范蠡就曾指出：“天道皇皇，日月以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国语·越语下》)在兵家看来，“阴阳”中包含着矛盾双方的对立、依存、冲突、转化等一系列复杂关系，就像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局面一样。
　　孙子更是自觉而充分地运用了“阴阳”关系中的辩证法因素，并将其纳入强弱、虚实、主客、攻防、真假、劳逸等具体范畴来研究战争问题，最后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孙武兵法》的第一篇就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擒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也许擅长因果推理的西方人可以建立起严格的物理、逻辑学体系，却很难创立这种法无定则的军事思想。这种经验形态的战争谋略很难转化为明确而严密的科学公式，但它同样是人类智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当美国军队在海湾战争中与萨达姆周旋的时候，他们不仅需要最最先进的飞机大炮，而且也需要最最古老的《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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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武能够帮助弱小的吴国西破强楚、北伐齐晋，靠的是谋略，是兵法之“诡道”。弱之所以胜强，是通过各种谋略把战争引入对自己有利的态势，因此孙子特别强调军形、兵势、地形、火攻、用间等等。如果自己的兵力不如敌人，就将敌人一分为十，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如果敌人高垒浑沟，就要攻其所必救，使之不得不出战；把敌人诱入不熟悉的地形，必然能处处主动……难怪李世民曾感叹：“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子兵法》在战术上的精义便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孙武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不只在于他教会了我们谋略，而且在于他辩证地思考了战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体系。首先它提出了自己的战争观，孙子强调要建立以“慎战”、“备战”为核心的“安国全军之道”，坚决反对在战争问题上轻举妄动，穷兵黩武。他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要求“非危不战”，同时又要加强备战，未雨绸缪——“慎战为主”、“备战为辅”，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在战略思想上，《孙子兵法》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提倡以最小的军事代价获取最大的政治成果。“不战”并不是怯战，也不是没有能力应战，而是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后，形成敌我双方强烈的军事力量和状态对比，迫使敌方主动认输，从而达到保存实力、避免流血、减少社会灾难的根本目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北京的和平解放就是不战而胜的典型战例。当时解放军在对北京和天津进行了分割包围，在军事上用打天津来展示战斗力，在政治宣传上主张和平解放、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从而彻底动摇了敌人顽抗的决心，兵不血刃地解放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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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所包含的种种辩证法思想，在以后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得到了彻底的展开和充分的运用，最淋漓尽致的，当数那部集兵家“诡道”之大全的《三十六计》了。此计得太阴六六之数，“数中有带，术中有数。阴阳燮变，机在其中。”什么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趁火打劫，什么无中生有、暗渡陈仓、指桑骂槐、笑里藏刀……让你打开无数道门也找不到那颗心。
　　应该承认，这类谋略和智慧的发达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的一面：当它被运用于敌对双方的较量和抗衡时，会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当它被运用于同志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时，则可能带来无端的烦恼与内耗。这样说绝不仅仅是种理论上的假设。作为孙子的后人，我们中的哪一位不曾在生活中运用过这类智慧?又有哪一位不曾在现实中体验过由这种智慧而带来的烦恼?其实，前人早已意识到了这类烦恼的本源，因而有“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的规劝。问题在于，规劝并不都是能起作用的。不知是心理的需求还是生存的需要，事实上，年少的最喜欢《水浒》，年老的则偏爱《三国》……每当我走在大街上，看见书摊上那一摞摞畅销不衰的《谋略大全》《制胜法宝》时，真不知道其积极的意义有多大，消极的作用又有多少。
　　或许，文化的问题从来就是复杂的，精华与糟粕，谁又能真正分得 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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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家这种拒绝信仰和情感参与，完全从现实的利害关系着眼的决策原则，多少有些冷酷，常令我想起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据《史记一项羽市纪》载，楚汉相争之际，曾捕获刘邦之父的项羽为了逼刘邦出战，以烹食其父相威胁。这种情况下，在军事上出于劣势的刘知丝毫没有感情用事，反而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嘴脸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日‘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简直是一副流氓无赖的面孔了，然不如此，非但刘邦会吃败仗，乃父也不可能最终坐上太上皇的宝座。
　　这种六亲不认、能屈能伸的本领，正是刘邦比项羽高明的地方。在统一天下之后，刘邦比较自己与项羽的得失云：“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伺。连百战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市纪》)于是，不少学者据此断言，能够容人、用人，是刘邦夺取霸业的关键因素。然而在我看来，刘邦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而另一半更为关键的因素却被他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刘邦从不感情用事，不仅对自己的父亲如此，对自己的部下更是如此。当韩信立了战功，要封“假齐王”的时候，刘邦始而大怒，破口大骂，谋士陈平在桌子底下踢了他脚，他便马上意识到此时还不能得罪这位手握兵权的下属，便马上改口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齐王，当什么假齐王!一副宽宏大度的样子。而当了“真齐王”的韩信，到头来还是落了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与之相反，楚霸王虽然英雄盖世，但在鸿门宴上却又碍于道义而不忍下手，结果竟放虎归山，使自己最终陷入了四面楚歌、八面埋伏的境地，只剩下感叹“虞兮虞兮奈若何”的份了。从道德的角度上看，项羽可谓英雄，而刘邦只是一个无赖。然而从军事谋略的角度上看，刘邦可谓智者，项羽只是小儿了。
　　这种将军事谋略发展为政治权术的做法，或许是孙子所始料不及的，但也不是刘邦一人所独有的。翻翻二十五史，又有哪一部不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历史呢?这很容易使人们想起电视剧《淮阴侯韩信》的邢首歌词：
　　帅才不及帝王术!
　　兵书不及圣訽书!
　　空留下《十面埋伏》古琴谱；
　　让后人评述，功过何如?
　　当然了，这一切也怪不得孙子。当公平的、台理的、正常的竞争无法展开的时候，人们便只好求助于阴阳变幻的谋略手法了。
　　无论如何，智慧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滥用智慧的人们和迫使人们滥用智慧的环境。
　　作者简介：陈炎，山东大学副校长、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