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荡两千年》出版后，财经作家吴晓波主持的“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另两部是《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画上了句号。持续数年的扒梳史料的成果，如今算是完整摆在了读者面前。
　　生动的内容还是留给读者去品味和评价。对于包括《浩荡两千年》在内的“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则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浩荡两千年》的问题意识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部中国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并且关键的是，这种博弈很难走出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反复出现？
　　經典困境有四个：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汉河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人民财产的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下。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聚集。其四，由此，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动力。
　　这样的问题意识正包含着对当下现实的映照。从《浩荡两千年》的丰富内容，可以信手拈来当下现实的历史“原型”。比如明朝对于盐业的结合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中国，仍被广泛采用。在企业史上，承包制是一种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在不改变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但最终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
　　在1978年后的改革历史里面，看上去唯一找不到“原型”的是官员经商。传统社会，默许官员经商是主流，有时候出于政治需要，还公开鼓励。今天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官员经商是不被认可的。但实际上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治，只是方式上更隐蔽和曲折而已。
　　国家权力如此强大，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政商博弈是真的吗？由于传统史学“轻商”以及“政治正确”的立场，这个问题其实很难从史料中直接得出。例子也有，西汉“七国之乱”爆发后，中央军要出征，很多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封君”急需资金购置军事物资，向长安城里的高利贷商人借贷，但商人们在战局不明的情况下找借口回绝了。没想到，战争3个月就结束了。财势已经超过权贵的商人们声望一落千丈。后来汉武帝任用酷吏，通过“算缗”、“告缗”大肆搜刮民间财富，对匈奴开战，商人们下场更惨。
　　那个时候，像今天这样海外移民是不可想象的。有趣的是，勉强算得上博弈的是明清时的海盗，因为有大海，所以有了另外一种选择。但哪里抵得上国家机器和闭关锁国的力量？所谓政商博弈基本都以官商经济大行其道而结束。
　　对于政商博弈念兹在兹，其实就是通过中西对比，追问：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出现欧洲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等。这在人们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本中是很常见的。比如，明朝曾经发生过“矿税之祸”和“苏州民变”。全社会基本都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民变的一个首领被判了死刑，但地方官不敢杀，关了13年偷偷放了。对于矿税的争执，万历皇帝最后甚至绝食抗议。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专制集权制度的根本。《浩荡两千年》的答案是必须要有法治。但法治本身就需要对于皇权专制制度的限制。这实际上仍是一个死结。
　　这可能是《浩荡两千年》带给人们的另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