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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像很多国家一样，在新世纪之初完成了政治领导层的新老交替过程，进入改革开放的又一历史阶段。在我看来，在保持基本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势必面临新的挑战和任务，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应当有新的思考和建言。需要研讨的问题自然很多，这里仅仅谈其中最重要的三点。
新挑战，新思考（主编的话）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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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像很多国家一样，在新世纪之初完成了政治领导层的新老交替过程，进入改革开放的又一历史阶段。在我看来，在保持基本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势必面临新的挑战和任务，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应当有新的思考和建言。需要研讨的问题自然很多，这里仅仅谈其中最重要的三点。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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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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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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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为人们研究一般意义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系统方法。它强调语言、规则和统治条件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作者从四个部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对包括建构主义在内的人类现代思想的一些预设所产生的影响：（1）言语和宾词，我们通过说事物是什么、有什么及做什么来赋予其形式；（2）分类，这也是讨论宾词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关于部分和整体的分析非常有启发性；（3）二值原则，是关于所有谓语或是肯定或是否定的实践，社会关系中的规范性正是源于对事物的肯定或否定，而规则是表达二值原则的媒介；（4）一般意义
在全球关注联合国的未来并就联合国改革进行激烈辩论的背景之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于2006年4月24～25日联合召开了“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亚欧视角”国际会议。此次会议邀请了包括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章新胜，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金永健，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联合国秘书长助理乔莫（K．S．Jomo），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明石康等在内的来自亚洲、欧洲以及西方的学者和相关人士近40人与会。会议围绕20
对当下中国而言，社会转型与大国复兴是两个最为重要又相互关联的命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后者更具直接意义。大国复兴表明，眼下中国的快速发展并非新兴大国崛起，而是重新由大国走向世界强国。它首先是以物质实力为基础，从长远看，则需要“软实力”作为深层支撑，即所谓“威”“德”相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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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知识的多元化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并使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各种流派异彩纷呈。但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背后，缺乏稳定的主流趋势，西化、孤立主义和多元化成为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特征。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必须在以开放的态度与东西方同行扩大交流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与文化价值，传承和发扬“白银时代”发展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分析传统、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及宗教哲学思想，同时克服经验主义研究不足、缺乏中层理论、缺乏宏理论的高度抽象等问题。
尽管九一一事件代表了一场始于战争技术和认同政治的革命，但是未能相应地在理解和调解的艺术之间引起一场革命。为了缩小对于后九一一世界进行理解的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发展一种成熟的虚拟理论，进而深入挖掘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科意义。以当前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作为批判性解读的对象，通过仔细剖析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自相矛盾和神化色彩，作者呼吁国际关系学者对一个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做出迅速且有效的审视。
作者在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态度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学生群体对联合国定位、联合国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等几个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出学生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基本看法。安全问题仍是学生群体关注的焦点，但他们已经突破国家范畴而更多地抱有一种全球价值观，希望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他们认为国家主权是有限和相对的，但国际组织干预人权缺乏民主的基础，因此期待全球化民主的实现。联合国未来需国内权威与国际权威的调和，这只有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民主化和代表来源的广泛性来实现。中国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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