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建构主义为人们研究一般意义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系统方法。它强调语言、规则和统治条件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作者从四个部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对包括建构主义在内的人类现代思想的一些预设所产生的影响：（1）言语和宾词，我们通过说事物是什么、有什么及做什么来赋予其形式；（2）分类，这也是讨论宾词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关于部分和整体的分析非常有启发性；（3）二值原则，是关于所有谓语或是肯定或是否定的实践，社会关系中的规范性正是源于对事物的肯定或否定，而规则是表达二值原则的媒介；（4）一般意义
【机 构】
：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外交学院
【基金项目】
：
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是笔者在2006年5月15～16日在巴西米娜斯州大学（Ponitificia Universidafe Caolicade MinasGerais.BeloHorizonte）举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元理论论战研讨会”的发言.非常感谢研讨会的组织者保罗·埃斯特韦斯（Paulo Estevez）和爱德华多·索阿雷（Eduardo Soares）,也感谢弗朗索瓦·德布里（Frangio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建构主义为人们研究一般意义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系统方法。它强调语言、规则和统治条件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作者从四个部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对包括建构主义在内的人类现代思想的一些预设所产生的影响：（1）言语和宾词，我们通过说事物是什么、有什么及做什么来赋予其形式；（2）分类，这也是讨论宾词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关于部分和整体的分析非常有启发性；（3）二值原则，是关于所有谓语或是肯定或是否定的实践，社会关系中的规范性正是源于对事物的肯定或否定，而规则是表达二值原则的媒介；（4）一般意义的实践，实践是人们用来描述彼此之间基于规则进行言语交流和生活所发生的一切的重要术语之一，是社会建构的关键。
其他文献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认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发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而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张扬了工具理性，当前建构主义体现了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的实践理性。总体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是和理性主义的丰富与完善密切相关的。
作者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中国“和平崛起”的良好战略理念是否正在得到充分地执行。关于如何有效地实施该战略，有3个问题横亘其中：中日关系、中国台湾问题及对台政策给“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国际含义，中国在对构建什么样的国际社会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上述问题（尤其中日关系的恶化）给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带来极大的好处。中国所奉行连贯一致的“和平崛起”战略将提高其对大国地位的要求，这一战略不仅使中国在所处的地区拥有一个良好的位置，而且还给予中国强有力和相对安全的优势去应对美国。
2006年3月25～26日，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邮科技大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等单位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和谐世界的内涵”、“和谐世界概念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和作用”两个问题展开，与会者还对构建和谐
作为维持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外交始终受到英国学派学者的重视。英国学派认为，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外交体系。外交不仅是国际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4代英国学派学者对外交的各种实践和惯例做出不懈探索，推动了外交思想研究（含义、地位、功能等）不断向前发展。
日本思想界与实务界都重视新近有关“中国崛起”的说法。在日本近代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探究了“中国崛起”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获得理解，指出虽然日本思想流派纷杂，却因为日本在面对近代化的欧美时，向来是以东亚作为其现身的身份，所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思想界自我认识的关键，如何规范中国在东亚的位置将影响日本面对欧美的现身策略。即使日本思想界在本体论上赋予中国某种东亚性质，但实际上并不能决定日本面对中国的政策。在日本思想界既有的亚洲论述以及有关中国东亚性质的语境中，极少有由中国单独面对西方的理论主张，可是“中国崛起”
作者审视了跨国公司如何利用反倾销法自身固有的缺陷和漏洞来作为排挤市场中新成员和加强其垄断地位的武器。同以前的某些工业化国家相比，尽管中国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被更加广泛地分享，但是中国仍然成为世界范围内反倾销活动的头号目标，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新兴且效率相对较高的市场竞争者；中国的发展速度、部分发展模式和贸易结构也使其在反倾销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过去近1／4的世纪里，罗伯特·吉尔平教授无疑是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的一些著作如《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等已被翻译成中文并被我国学界广泛研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篇访谈是在罗伯特·吉尔平教授（Robert Gilpin）与代表《国际关系》杂志的肯·布斯（Ken Booth）教授、伊安·克拉克（Ian Clank）教授、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教授以及柯林一环特（Colin Wight）博士之间进行的。在这篇访谈中，吉尔平教授不仅就现实主义、观念
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作者从认识论根源、政治根源、全球化根源分析了民族主义神话的西方逻辑，其逻辑主要表现在政治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等方面。作者认为，以所谓“新民族主义”塑造中国的新身份是在新的时代继续制造民族主义的神话。按照“源于民族-因为民族-为了民族”及“国家化-现代化-世界化”三阶段的分析框架，未来中国的国际身份或国际形象塑造应扬长避短，对应地包括3个层面：开放、包客的民族精神；和、合的民族性格；适度的民族自豪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要同时实现现代化
近年来日中政治关系趋于恶化，两国的部分国民之间出现了互相厌恶的情绪化倾向。从日本方面来说，民众对政府错误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这为政府独断地制定和推行强硬的甚至危险的对外政策创造了条件。其深层原因在于日本的部分知识界近30年来陷入了信仰危机，加上日本国民潜在意识上存在着“全民忏悔论”的后遗症以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给日中两国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发展稳定的日中关系，两国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而且也需要在文化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广泛的民间交流尽快促进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
《世界经济与政治》作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下，得到学界同仁的大力帮助，刊物的品质和影响在不断地提升。我们将继续以发展学术、服务中国外交为己任，以关注国际关系学科的前沿、思索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国际问题、反映中国学者思想和认知的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内容，打造一份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新的一年里，编辑部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和思路，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沟通，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