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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历史上爱尔兰的灾荒救助，可以为今天的灾荒救助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爱尔兰 灾荒 救助
18世纪食物缺乏，凸显了国家在福利分配方面变动的作用。直到1838年，爱尔兰才有了《济贫法》。在18世纪后半叶，超过20个郡建立了医疗室和8个救济院（House of Industry），爱尔兰的福利制度出现了萌芽。此外，甚至在危机时期，相对低死亡率，国家开始逐渐成为干预主义者，在应对食物缺乏方面，变得愈发有经验。
1782～1784年间的食物缺乏是18世纪后期食物缺乏的典型例子。寒冷潮湿的天气导致谷物的歉收，再加上一个导致失业和食物价格上涨的国际性经济萧条，共同引起食物的缺乏。食物缺乏影响了食谷物和工业化的都柏林和东乌尔斯特，两地遭受着类似于1847年同样的情形。在都柏林，救济院（House of Industry）提高了其容量。公共募捐展开，包括由天主教徒开展的挨家挨户的集钱活动。然而，危机的程度，远在无经验的贫穷救济体系和私人慈善体系所能承受之外，因此，大部分救济重任落到政府的身上。尽管遭到商人利益集团的游说，政府还是通过禁止谷物、马铃薯、面粉和相关产品出口。1782年的《谷物法》被暂时停止，总督拿出10万英镑的补助金支付燕麦和小麦的进口费用。这些措施的影响颇见实效，食物价格开始回落。一份当时的报纸注意到，如果禁止粮食出口未被引入，“就不会有一先令购买超过5英镑的面包，到圣诞节，一定会发生一场饥荒”。
1783～1784年冬季的恶劣天气延长了这场生存危机。在缓解危机方面，都柏林的官方再次表现出灵活性和创造性：更多的公众和个人提供金钱救济，都柏林的救济院不再能够接收穷人，在1784年第一时间内，政府实施了院外救济。这个措施意味着，除了1300名收容者之外，还有5000人通过院外救济得到日常的救济。都柏林官方资助的地方教区委员会每天供养着9000人，他们仅仅用了10天确立和实施了这个计划。与19世纪40年代的救济标准相比，这次救济的规模不仅巨大，而且数量丰富。穷人每日可以得到一磅面包、一片鲱鱼和一点啤酒。爱尔兰总督被给予控制谷物贸易的权力，用这些权力控制谷物的出口。尽管有一定数量的死亡，但低于其他缺乏时期的死亡率。与爱尔兰大饥荒时采取的措施比较，官方在1782～1784年的反应显示出在性质上对待穷人的不同反应。在每一次生存危机中，现实的、观念的和政治的考量综合决定着政策形成的过程。两个时期在对待食物缺乏的反应速度、规模和效率上的差异，暗示在食物缺乏和高价格时期，不同的优先权、动机和观念决定着救济政策。总之，这显示出“在1800年爱尔兰议会的废除导致了对待这样的事情时政治反应的不作为”。
异常的恶劣天气导致地方性的马铃薯歉收，进而再次促成1800年的危机。地方士绅再次积极提供救助，政府通过大量进口黑麦粉和玉米来对危机做出反应。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时期以整个欧洲的经济衰落为特征。1816年反常的天气导致欧洲大陆所有地区的歉收和食物缺乏。在联合王国，对社会动荡的担心激发了政府的干预。在英国，公共工程被引入。在食物更为严重缺乏的爱尔兰，一揽子更为广泛的救济措施被实施，包括进口谷物到西部地区，以补贴价格销售。然而，这种谷物的质量很差，欺诈情况被报告，导致在接下来食物缺乏的年份里，救济委员会成立，并决定将公共工程计划作为缓解危机的主要工具。
糟糕的天气引起了1821～1822年的生存危机，这种天气破坏了马铃薯，不是谷物。爱尔兰出现了地方性的食物缺乏，主要限于南部和西部各郡。政府将谷物运到西部，拓宽公共工程计划，将这些作为持久救济立足点。实施这个政策的结果是，在1840年之前数十年里，许多道路、码头和医院建立。在1821～1822年，中央救济委员会成立，用来支持和管理地方救济委员会的工作。遵循1817年确立的原则，对这些委员会的财政援助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再次花费大约50万用在危机救济上。与1817年一样，当地地主和士绅提供了数量大的捐助。在英格兰、苏格兰和英属殖民地，也筹集了大量钱款。
1831年，爱尔兰出现了进一步的食物缺乏，食物缺乏主要限于戈尔韦（Galway）和梅奥郡（Mayo），私人捐助再次数量巨大，在整个英国和爱尔兰，捐款被筹集，包括来自都柏林的“房屋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和伦敦的“酒店业委员会”（the London Tavern Committee）的捐助，两者曾经在1821～1822年筹钱。英国国内的态度，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看起来很坚定，在某种程度上，关于贫穷问题的争论，导致严苛的英国1834年的《济贫法》和爱尔兰1838年的《济贫法》的诞生。作为观念转变的一个后果，贫穷被视为个人的缺点，因此不应该过于同情贫穷。爱尔兰的地主因这个国家的经济衰退而难辞其咎，他们应该为爱尔兰的欠发达承担更多的责任。
参考文献：
[1]Canon John O’Rourke.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Irish Famine of 1847， with Notices of Earlier Famines.Dublin： Veritas，1989.
[2]Timothy P. O’Neill. “The state， poverty and distress in Ireland， 1815–45”.University of Ireland，Ph.D thesis，1971.
[3]Christine Kinealy.This Great Calamity： The Irish Famine，1845-52.Dublin：Gill
关键词： 爱尔兰 灾荒 救助
18世纪食物缺乏，凸显了国家在福利分配方面变动的作用。直到1838年，爱尔兰才有了《济贫法》。在18世纪后半叶，超过20个郡建立了医疗室和8个救济院（House of Industry），爱尔兰的福利制度出现了萌芽。此外，甚至在危机时期，相对低死亡率，国家开始逐渐成为干预主义者，在应对食物缺乏方面，变得愈发有经验。
1782～1784年间的食物缺乏是18世纪后期食物缺乏的典型例子。寒冷潮湿的天气导致谷物的歉收，再加上一个导致失业和食物价格上涨的国际性经济萧条，共同引起食物的缺乏。食物缺乏影响了食谷物和工业化的都柏林和东乌尔斯特，两地遭受着类似于1847年同样的情形。在都柏林，救济院（House of Industry）提高了其容量。公共募捐展开，包括由天主教徒开展的挨家挨户的集钱活动。然而，危机的程度，远在无经验的贫穷救济体系和私人慈善体系所能承受之外，因此，大部分救济重任落到政府的身上。尽管遭到商人利益集团的游说，政府还是通过禁止谷物、马铃薯、面粉和相关产品出口。1782年的《谷物法》被暂时停止，总督拿出10万英镑的补助金支付燕麦和小麦的进口费用。这些措施的影响颇见实效，食物价格开始回落。一份当时的报纸注意到，如果禁止粮食出口未被引入，“就不会有一先令购买超过5英镑的面包，到圣诞节，一定会发生一场饥荒”。
1783～1784年冬季的恶劣天气延长了这场生存危机。在缓解危机方面，都柏林的官方再次表现出灵活性和创造性：更多的公众和个人提供金钱救济，都柏林的救济院不再能够接收穷人，在1784年第一时间内，政府实施了院外救济。这个措施意味着，除了1300名收容者之外，还有5000人通过院外救济得到日常的救济。都柏林官方资助的地方教区委员会每天供养着9000人，他们仅仅用了10天确立和实施了这个计划。与19世纪40年代的救济标准相比，这次救济的规模不仅巨大，而且数量丰富。穷人每日可以得到一磅面包、一片鲱鱼和一点啤酒。爱尔兰总督被给予控制谷物贸易的权力，用这些权力控制谷物的出口。尽管有一定数量的死亡，但低于其他缺乏时期的死亡率。与爱尔兰大饥荒时采取的措施比较，官方在1782～1784年的反应显示出在性质上对待穷人的不同反应。在每一次生存危机中，现实的、观念的和政治的考量综合决定着政策形成的过程。两个时期在对待食物缺乏的反应速度、规模和效率上的差异，暗示在食物缺乏和高价格时期，不同的优先权、动机和观念决定着救济政策。总之，这显示出“在1800年爱尔兰议会的废除导致了对待这样的事情时政治反应的不作为”。
异常的恶劣天气导致地方性的马铃薯歉收，进而再次促成1800年的危机。地方士绅再次积极提供救助，政府通过大量进口黑麦粉和玉米来对危机做出反应。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时期以整个欧洲的经济衰落为特征。1816年反常的天气导致欧洲大陆所有地区的歉收和食物缺乏。在联合王国，对社会动荡的担心激发了政府的干预。在英国，公共工程被引入。在食物更为严重缺乏的爱尔兰，一揽子更为广泛的救济措施被实施，包括进口谷物到西部地区，以补贴价格销售。然而，这种谷物的质量很差，欺诈情况被报告，导致在接下来食物缺乏的年份里，救济委员会成立，并决定将公共工程计划作为缓解危机的主要工具。
糟糕的天气引起了1821～1822年的生存危机，这种天气破坏了马铃薯，不是谷物。爱尔兰出现了地方性的食物缺乏，主要限于南部和西部各郡。政府将谷物运到西部，拓宽公共工程计划，将这些作为持久救济立足点。实施这个政策的结果是，在1840年之前数十年里，许多道路、码头和医院建立。在1821～1822年，中央救济委员会成立，用来支持和管理地方救济委员会的工作。遵循1817年确立的原则，对这些委员会的财政援助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再次花费大约50万用在危机救济上。与1817年一样，当地地主和士绅提供了数量大的捐助。在英格兰、苏格兰和英属殖民地，也筹集了大量钱款。
1831年，爱尔兰出现了进一步的食物缺乏，食物缺乏主要限于戈尔韦（Galway）和梅奥郡（Mayo），私人捐助再次数量巨大，在整个英国和爱尔兰，捐款被筹集，包括来自都柏林的“房屋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和伦敦的“酒店业委员会”（the London Tavern Committee）的捐助，两者曾经在1821～1822年筹钱。英国国内的态度，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看起来很坚定，在某种程度上，关于贫穷问题的争论，导致严苛的英国1834年的《济贫法》和爱尔兰1838年的《济贫法》的诞生。作为观念转变的一个后果，贫穷被视为个人的缺点，因此不应该过于同情贫穷。爱尔兰的地主因这个国家的经济衰退而难辞其咎，他们应该为爱尔兰的欠发达承担更多的责任。
参考文献：
[1]Canon John O’Rourke.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Irish Famine of 1847， with Notices of Earlier Famines.Dublin： Veritas，1989.
[2]Timothy P. O’Neill. “The state， poverty and distress in Ireland， 1815–45”.University of Ireland，Ph.D thesis，1971.
[3]Christine Kinealy.This Great Calamity： The Irish Famine，1845-52.Dublin：G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