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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发表了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的专题报道，文章最后提到了代表团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的6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
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本文提供一些相关情况及个人的认识，以期促进这一建议的早日落实。
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传达这些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表述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用词汇单位予以确立、表达、交流和加以巩固。因此，科学语言总是与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
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才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易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
所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这就是术语学。它把本体科学、科学史与语言学等“三不管”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 ，并且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泛泛地用“语言”一词来指称科学语言，显得有些笼统，也有失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某些用于一定专门目的的语言看作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可以把它称作“亚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些“亚语言”就是较小的子系统，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这种“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一个被称为“专用语言”的概念便出现了。英语国家采用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 (LSP)来表达“术语”的概念, 偶而也有人简称为special languages。德语国家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Fachsprachen以及Wissenschaftssprachen。晚些时候，法语国家也频频使用Langues de spécialité。俄语则用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ЯСЦ来代表同一概念。最早提出使用科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science）概念的是英国学者瑟沃里（Th. Savory）。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语言、广告语言、大众传媒语言、技术语言等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用语言，其中科学语言受到的关注尤多。
专用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属于自然语言的不同的子系统。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语言是第一性的，而专用语言是第二性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范围实际上没有限制，而各种专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制的；日常语言是自发形成的，而专用语言的形成则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日常语言是完全自然的，而专用语言则有人为的成分，如此等等。但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毕竟源出于同一种民族语言，因此，在形态、结构与句法等不同方面，它们又是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术语可以看作是专用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除了出现在专用语言中，也可能出现在日常交往语言中，但不管出现在哪里，它都作为专用语言的词汇单位行使自己的功能。
专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为此，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30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E. Wüster）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年，在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 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
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 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等院校开设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课程。60年代末，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始讲授术语学。应该看到，把术语学纳入大学课程，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是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它反过来对于巩固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90年代，在美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术语学已成为培训翻译人员、标准化工作人员、词典工作者的必修课。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前苏联先后出版了《术语·术语总汇·名称》（Термин.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А.Хаютин, 1972）、《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Б.Головин, Р.Кобрин, 1987）、《术语学引论》（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С.Гринев, 1993 ）等多部主要用作教材的专著。而在加拿大，也有隆多的《术语学概论》(Introduction á La Terminologie—G. Roudeau, 1981)问世。后来，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又把费尔伯等人的其他著述作为教材推荐出版。英国也出版了皮切特与德拉斯考合著的《术语学引论》（Teminology:an Introduction—H.Picht, J. Draskau, 1985）。在荷兰与波兰也有相应的术语学教科书问世。进入90年代，几部综观术语学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及在术语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有《俄苏术语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оведения—В. Татаринов， 1995）和奥地利的《术语学著述选粹》（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Hg.C.Laurén, H.Picht，1993）。这可以视为术语学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奥地利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俄国术语学的专著以及相关的文集。
从以上所述关于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其实，在高校创办术语学课程的事，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急起直追。
国外学者中有人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用作自己的术语学专著的篇首语。看来，在我国古代先哲博大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也曾闪现过现代术语学的思想萌芽。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国人更深切体会到建立术语系统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术语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但综观我们的术语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术语学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术语的规范统一等应用性的实际工作，而理论的滞后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带来许多盲目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术语学科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性不无关系。术语学不仅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控制论、系统方法论密不可分，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的专业门类。国外著名的术语学家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术语学应是语言学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相互携手、齐心协力、共同开发的领域。《现代术语学引论》（冯志伟，1997，语文出版社）的作者即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术语学领域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该书也具有很强的、阐述汉语术语特征的中国特色。2000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心提出的《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目前，这一课题即将完成，这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工作者向术语学领域迈进所作的一个可贵努力。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与语言学功底，具有较为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再加上有同样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色的俄国术语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可能会给他们许多“偏得”。笔者注意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专题报道中的表述是“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课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产生了开设课程这一想法，还要经过论证、计划、筹备、协调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切能早日付诸实施，并乐于为此尽一分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В. Лейчик， Л. Бесекирска,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ы, структура, Bialystok, 1998.
[2]В. Татаринов,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5.
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本文提供一些相关情况及个人的认识，以期促进这一建议的早日落实。
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传达这些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表述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用词汇单位予以确立、表达、交流和加以巩固。因此，科学语言总是与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
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才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易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
所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这就是术语学。它把本体科学、科学史与语言学等“三不管”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 ，并且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泛泛地用“语言”一词来指称科学语言，显得有些笼统，也有失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某些用于一定专门目的的语言看作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可以把它称作“亚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些“亚语言”就是较小的子系统，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这种“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一个被称为“专用语言”的概念便出现了。英语国家采用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 (LSP)来表达“术语”的概念, 偶而也有人简称为special languages。德语国家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Fachsprachen以及Wissenschaftssprachen。晚些时候，法语国家也频频使用Langues de spécialité。俄语则用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ЯСЦ来代表同一概念。最早提出使用科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science）概念的是英国学者瑟沃里（Th. Savory）。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语言、广告语言、大众传媒语言、技术语言等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用语言，其中科学语言受到的关注尤多。
专用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属于自然语言的不同的子系统。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语言是第一性的，而专用语言是第二性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范围实际上没有限制，而各种专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制的；日常语言是自发形成的，而专用语言的形成则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日常语言是完全自然的，而专用语言则有人为的成分，如此等等。但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毕竟源出于同一种民族语言，因此，在形态、结构与句法等不同方面，它们又是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术语可以看作是专用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除了出现在专用语言中，也可能出现在日常交往语言中，但不管出现在哪里，它都作为专用语言的词汇单位行使自己的功能。
专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为此，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30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E. Wüster）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年，在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 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
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 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等院校开设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课程。60年代末，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始讲授术语学。应该看到，把术语学纳入大学课程，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是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它反过来对于巩固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90年代，在美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术语学已成为培训翻译人员、标准化工作人员、词典工作者的必修课。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前苏联先后出版了《术语·术语总汇·名称》（Термин.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А.Хаютин, 1972）、《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Б.Головин, Р.Кобрин, 1987）、《术语学引论》（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С.Гринев, 1993 ）等多部主要用作教材的专著。而在加拿大，也有隆多的《术语学概论》(Introduction á La Terminologie—G. Roudeau, 1981)问世。后来，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又把费尔伯等人的其他著述作为教材推荐出版。英国也出版了皮切特与德拉斯考合著的《术语学引论》（Teminology:an Introduction—H.Picht, J. Draskau, 1985）。在荷兰与波兰也有相应的术语学教科书问世。进入90年代，几部综观术语学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及在术语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有《俄苏术语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оведения—В. Татаринов， 1995）和奥地利的《术语学著述选粹》（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Hg.C.Laurén, H.Picht，1993）。这可以视为术语学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奥地利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俄国术语学的专著以及相关的文集。
从以上所述关于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其实，在高校创办术语学课程的事，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急起直追。
国外学者中有人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用作自己的术语学专著的篇首语。看来，在我国古代先哲博大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也曾闪现过现代术语学的思想萌芽。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国人更深切体会到建立术语系统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术语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但综观我们的术语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术语学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术语的规范统一等应用性的实际工作，而理论的滞后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带来许多盲目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术语学科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性不无关系。术语学不仅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控制论、系统方法论密不可分，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的专业门类。国外著名的术语学家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术语学应是语言学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相互携手、齐心协力、共同开发的领域。《现代术语学引论》（冯志伟，1997，语文出版社）的作者即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术语学领域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该书也具有很强的、阐述汉语术语特征的中国特色。2000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心提出的《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目前，这一课题即将完成，这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工作者向术语学领域迈进所作的一个可贵努力。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与语言学功底，具有较为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再加上有同样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色的俄国术语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可能会给他们许多“偏得”。笔者注意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专题报道中的表述是“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课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产生了开设课程这一想法，还要经过论证、计划、筹备、协调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切能早日付诸实施，并乐于为此尽一分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В. Лейчик， Л. Бесекирска,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ы, структура, Bialystok, 1998.
[2]В. Татаринов,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