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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末路狂花》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经典电影之一，讲述了两位普通妇女再出游途中不断遭遇变故，被迫触犯法律、反抗父权制文化并最终走向不归路的故事。影片表现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施行的全方位的统治和压迫：在家中要承受丈夫的权威，走出家门要面临来自男性的重重威胁，受到伤害之后又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此同时也表现了女性在找到失落的尊严和存在的主体性后，热情拥抱自我的决心。
[关键词]《末路狂花》父权制文化女性自我意识
“娜拉的出走”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出走后的故事”比“出走”本身更具备现实意义。影片《末路狂花》(Thelma＆Louise，1991)的编剧卡利·库瑞(Callie Khouri)从自身对父权制重压下的女性处境的深切体会出发，将其中一种出走后的故事呈现在大众面前。使其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经典作品之一。
影片成功地叙述了两位普通妇女被迫走向极端的“悲剧”。我之所以给“悲剧”这个词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并不想接受这个传统的界定，正如卡利·库瑞所言，“如果有人希望看到《末路狂花》的圆满结局的话，那么对我来说，这就是圆满结局”。的确，两位女主人公是在经历众多磨难的过程中才逐渐找到了失落的女性尊严，是在反抗欺凌和伤害的过程中才发现了人生的真正侧面，她们不断以失去自我、乃至自由和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重生，这种凤凰涅榘的意义又怎是“悲剧”这般忧伤的字眼所能涵盖的!影片的主题曲中有这样一段歌词，“如果想要继续飞翔，那就不要往下看……更不要往后看，因为这只会令你哭泣……”或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解答：与其投回父权制社会的牢笼，不如勇敢地冲出悬崖，继续向前飞。
一、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
卡利·库瑞为女主人公们设置了非常平凡的身份：赛尔玛，循规蹈矩的全职家庭主妇：露易斯。有男朋友的咖啡馆服务员。她们就像你、我、她一样“正常地”生活在这个父权制社会中。如果没有这次周末出游，如果露易斯没有向那个男人哈伦(Harlan)开枪，如果赛尔玛没有打劫那家超市……她们还会“正常地”活着，然而问题就在于连最寻常的出游都埋伏着重重危机，连看起来决不会杀人的露易斯都开了枪。连像捏住耗子尾巴一样拎出枪的赛尔玛都会持枪打劫——当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串成一条线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用“偶然”来把它们搪塞过去。
首先，她们为什么要出去散心呢?
我们从赛尔玛的出场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家庭的胆小怕事的主妇。达里尔(Darry)既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家长。他是某地毯公司的地区销售经理，经常晚归。将赛尔玛独自一人晾在家中，却又不允许她有任何的私人活动，用赛尔玛后来的话来说，“他从不让我出去，从不让我做开心的事，他只想让我整天呆在家中，而我却不知道他都出去干什么了”。结婚多年。赛尔玛想要个孩子，但达里尔不肯，借口是他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孩子，其中隐含着非常严重的独霸欲望，他要她将所有的关怀和照顾都投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然而，他对赛尔玛的态度却是粗暴和冷漠的，他对她大声嚷嚷、呼来呵去，他在性爱方面以自己为中心，全然不顾赛尔玛的感受，即使当彻夜未归的赛尔玛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也仍然放在电视屏幕中的橄榄球赛。赛尔玛14岁时与他相恋，18岁就嫁给了他。她不是成为他的妻子。而是成为他的私有财产。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处境之下，赛尔玛最终决定陪露易斯出游散心，尽管她知道自己的“先斩后奏”会让丈夫暴跳如雷。
那么，露易斯呢?影片一开始就这样交待，她的男友吉米(Jimmy)出去多日却始终没有联系她。他潇洒地外出，留下女友苦苦地探询他的行踪。如果他真如后来向露易斯求婚时说的那样。他是爱她的话。他又怎么忍心不留下任何音讯!至于他坐着平素最怕的飞机绕过两个州向露易斯求婚的举动。在我看来，除去柔情脉脉的外衣后无非是一颗男人的征服心。他首先问露易斯是不是因为有了其他男人才离开他，接着将压抑的怒火和暴力发泄在周边的桌椅上，最后眼见露易斯执意要走才拿出戒指求婚。他不惜以婚姻为代价圈住身边的女人，足以说明他的爱情里杂糅了太多的男性征服欲和掌控欲。露易斯在那一刻能够理智地拒绝他的求婚，显然是对这样的爱情心知肚明。
如此看来，两人的出游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她们活在男人的权威和冷漠中，她们无力反抗也没有想过反抗，她们只想借出游来疏缓一下压抑的心情，然后再一次回到这种父权压制下的生活。
其次，露易斯为什么会开枪杀人?
表面的情节是这样的：在酒吧里，一个名叫哈伦的轻佻男人跟毫无戒心的塞尔玛搭讪，接着请她跳舞，并企图在停车场强暴她。情急之下，露易丝拿出枪，起了威慑作用。但哈伦出言不逊，继续侮辱二人，露易丝忍无可忍，终于开了枪。
那么。先说说塞尔玛，很多人认为是她招惹到了他。单就情节而言，似乎是。但如果仔细想想她在家里的那种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们便能够理解挣脱了束缚的她是何等地心潮澎湃、想要释放内心被压抑的能量。所以我们会听到，她反复强调这是个“假期”。是“寻开心”的假期，是做自己想做但以往不能做的事情的假期。再说“招惹”这个词。难道与一个不令她讨厌的男人说话跳舞就是“招惹”?男人的主动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女人的被动性，男人可以向心仪的女子表达好感，女人也可以把内心的感受展示出来，更何况在这里是哈伦先来搭讪、先来“招惹”她，而她，只是顺势接受了一个释放自己的机会。
另外，哈伦至少代表了那些认为凭借自身体力优势和男性特征就可以侮辱女性的一类男人，他们强化了生理特性并将它作为一种攻击性的武器，女人在这个时候要么配合要么沉默着接受，否则就被视作破坏“游戏规则”。塞尔玛虽然暂时避开了家中那个权威的丈夫，却挣脱不出家门外随时可能出现的“哈伦”。影片中一再出现的下流的卡车司机、那个曾经带给露易斯巨大创伤的男人(露易斯虽然不愿提起这件发生在德州的往事，但观众可以根据剧情得知那是一宗强奸案)，他们与哈伦联合在一起，成为走出家门的女性的梦魇。露易斯拿出枪，这个足以致命的武器只是暂时强化了她的力量，却改变不了女人在整个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弱势地位，正因为如此，哈伦根本没有把拿着枪的女人放在眼里，他继续肆无忌惮地践踏着女性的尊严和人格，挑衅女人对屈辱的忍耐度。露易斯在震怒之下开枪，她不光是在射杀哈伦、射杀曾经侵犯过她的男人，也是在射杀所有侮辱女性的男性。
最后，塞尔玛为什么会从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转变成持枪抢劫的罪犯?
前面已经说过，塞尔玛是个胆小怕事的全职家庭主妇。在家里，丈夫是她的权威：走出家庭，充满阳刚色彩的法律就成为另一 种权威。哈伦被射死之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去自首”，“向警方和盘托出”，一个奉公守法的良好市民，所有执法人员和对法律的公正性确信无疑的人都会点头称是。然而，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通过剧情我们知道，露易斯多年前在德州被强暴，而法律的天平却向男性罪犯倾斜。肉体上的屈辱连同精神上的创伤让她对代表公平和正义的法律完全丧失信心。“谁会相信呢?我们不是活在那样的世界”——我们的女编剧通过露易斯之口喊出了法律的盲点，或者更确切地说，现行法律的有效性是有性别区分的。在一场关于是否构成强奸案的诉讼中，女性肉体上经历的屈辱过程往往要在被告律师的咄咄逼人之下重新演绎一遍、甚至很多遍，于是女性受害人就在到处是男性的法庭上再一次被强暴，而且是被更多的人强暴!很多类似片子里的原告律师都对受害人说。“像这样的官司一般都会输”——的确，有几个女性能够勇敢到在众目睽暌之下拔开自己的隐私、抛下自己的尊严?又有几个女性能够坚毅到在经历了屈辱之后再经历更漫长、更持久的艰难和羞辱?女性受害人在类似的案件中往往无法坚持到底或者根本不敢向法律求助，说到底就是因为现行社会是父权制的社会，现行法律是男性思维模式下的法律。更加悲哀的是，法律的执行者，尤其是高层执行者往往都是男性。他们除了身披严肃的外衣外，骨子里其实跟塞尔玛的丈夫一样，也都认为女性是爱听甜言蜜语的、是缺乏逻辑没有大脑的、是容易哄骗的对象。我们能够奢望他们会刚正不阿地为女性伸张正义吗!
天真的塞尔玛逐渐接受了“经验”的洗礼。而牛仔小混混乔迪(J.D.)的出现则将她们对法律仅存的一丝敬畏扫荡干净。正如对她们抱有同情之心的警察哈里(Hal)所言，乔迪的洗劫把她们推向了绝路和另一重犯罪。露易斯在连连的打击下到了承受的边缘，塞尔玛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引狼入室”的过错，用乔迪的方法“温柔地”打劫了超市。在此。她们已经将“阳刚性”的法律彻底抛弃，开始学着自己保护自己。
根据普洛普的叙事学理论，我们看到卡利·库瑞毫无保留地将绝大多数男性安置在“反面人物”这样的角色上，至于对女性尚留一丝同情的乔迪和哈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协助者”的功能，但他们的帮助也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乔迪后来又将她们引入了新的灾难之中。无疑，作为“协助者”的男人同样是不牢靠和危险的，他们不可能成为女性的“救援者”。女人在家中要忍受夫权的压迫，走出家门要面临来自男性的重重威胁，受到伤害之后又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社会完全站到了女性的对立面，将女性推向边缘、推向被统治被压迫的深渊，这果然是一条“末路”。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回归
女性自我意识是女性觉醒的标志。它“首先是把女性自身从父权社会对妇女规定的各种功能角色及关系网的混沌一统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于功能角色的身份，肯定女性作为人的存在的本体界定。”卡利·库瑞在影片一开始就显露出她的“野心”：她让两位女主人公驾车出游，作为对父权社会的一种暂时性的逃避，也可以说是反抗的开始。然而这时候两人的女性自我意识并没有处在同一水平线上，露易斯身上带有与塞尔玛完全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她有工作，独立自主，对塞尔玛夫妇的关系看得很透彻，一针见血地诘问“他是你丈夫还是你父亲”：她性格刚毅，处事果断，在关键时刻能够表现出令男人也侧目的镇静和勇敢：她虽然有感情困扰，苦于吉米的杳无音讯，但她懂得释放自己，计划利用周末出游来使自己获得身心的解放：她对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处境也有洞见，一来自己当年被强暴。吃过法律的亏，二来多年的工作经历也让她对男人存有防范之心。总之，她刚出场就带有强烈的不同于父权制文化所建构的标准的女性形象的特质，但她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源于对强势的父权制文化的恐惧，尚没有对自己的本质进行深入地探索和认识。不过，这一点点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已经足够激发塞尔玛的潜能了。最后，完全挣脱出父权制传统的枷锁的塞尔玛带领露易斯完成这最后的蜕变，双双化蝶，拥抱新生。在这里，女性自我意识在塞尔玛身上显然有着更为戏剧化的回归。更能体现女性走出父权制文化的樊篱后对自我的选择是多么地彻底。
根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由于经济、生理等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定以及人类主观因素的干涉，女性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空前地推向边缘。越来越多地局限于家庭这个狭窄的空间，从而起到次要劳动力的作用。被迫从属于男性。于是，社会与家庭，外与内，男与女。逐渐组成了人类生活的二元画面，将女性牢牢禁锢在一系列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所属职能中。达里尔设置给塞尔玛的种种禁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塞尔玛是以一个乖巧贤惠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的。她柔顺，对达里尔言听计从，丝毫不敢忤逆他的意愿：她顾家，熟练地操持家务。打理达里尔的日常生活：她贞洁，当哈伦意图与她亲热时，她以自己已婚为由坚决拒绝：她忍耐、牺牲、奉献、乃至最终“忘我”!她被丈夫完全物化在家庭的牢笼里，成为“室内的花瓶”。然而她拥有露易斯这样的朋友。达里尔自私地认为露易斯“神经有毛病”。不太支持她们的友谊，似乎暗含着怕露易斯“带坏”她的意味。塞尔玛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出对夫权的一次小小“背叛”——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她没有被父权制文化完全“洗脑”，看到她表面的驯服下埋藏着一颗渴望自我选择的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标志总是对无自我状态、对父权家庭的否定与反叛”，当塞尔玛决定行使她的自由权力、暂时逃离这种受人摆布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在响应“自我意识”的号召。
塞尔玛留了便条，在微波炉里放好了食物，风情万种地出发。她在急驰的跑车里翘起美腿，衔一根未点燃的烟说“我是露易斯”。央求着进酒吧坐坐然后没有拒绝哈伦的调情，她通过这些反常行为表达出想要成为一个非“塞尔玛”的形象的欲望。事件发生后，涉世不深的塞尔玛惊惶失措，大脑一片空白。只知道把自己交到警察的手里，完全符合父权制社会培养出来的缺乏主见的女性思维方式。她在凌晨四点打电话回家，把希望寄托在“刚强、坚毅、理性”的丈夫身上，然而此时的达里尔却不知身在何处。天亮后。露易斯问她是否愿意一道出逃墨西哥，她表现得茫然无知，此时露易斯的指责似乎让她有所感悟。之后她再次打电话给丈夫，达里尔的粗暴和冷漠浇灭了她对他的最后一丝信任与依赖，她试探性地挑战他的权威，从说出“你只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父亲”到最后喊出“去你的吧”，畅快淋漓地将这个主宰她生命多年的男人彻底抛在脑后。到后来，她甚至能够坦然地向牛仔小混混承认达里尔是个“衰人”(卑鄙可耻之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也终于做出了关键性的决 定——跟露易斯一起出逃墨西哥。这无疑是塞尔玛的人生亮点，她走出了多年被规训的生活，开始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牛仔小混混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了她不羁和自由的灵感。当她对着空气兴奋地喊着“野性的呼唤”的时候，这多少使人想到贝特尔海姆的一段文字：“一旦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决策，希望与整体分道扬镳，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么，原来的个性就能立即恢复，原有的破坏力就会失去作用。动用失去的自由权力(这甚至连集中营都难以剥夺的)去决定一个人应如何考虑和摸索自己生存的环境……甘愿冒着自己生命的风险去再次获得人身自由。”塞尔玛在磨难中找到了失落的女性尊严和存在的主体性。义无反顾地与父权制文化构建出来的女性形象告别。从此自我犹如野花绽放。
影片在展现女性自我意识回归的过程中，突出了两个意象。
首先是枪。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声称，所有长的物体如木棍、树干和雨伞都可以代表男性生殖器，同样那些长而锋利的武器如刀、匕首和枪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卡利·库瑞显然是把枪的形象从梦中搬到了现实生活。它既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有了“枪”，就可以强暴“赤手者”。塞尔玛此前从来不碰抽屉里的那把抢，更不懂得开枪，但出门时她还是带上了它，尽管动作是滑稽的——像拎着耗子尾巴一样拎着枪托。此时，枪显然是达里尔的化身，是柔弱的塞尔玛依赖和恐惧的对象。正如她对达里尔的感受：在家中。达里尔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出门以后，枪代替达里尔行使保护的职责(注意，这枪是达里尔买的)。当塞尔玛要求露易斯保管枪的时候，露易斯同样显露出恐惧的姿态，她们并不愿意威为枪的“拥有者”。不愿意跨越传统的界线行使男人的权力。当塞尔玛被哈伦强暴的时候，露易斯为救人拿起了枪。这个时候，身为弱者的女人因为控制了男人手中的“枪”而瞬间被附加了无穷的力量，具备了与男人谈判的资格。当乔迪洗劫了她们所有的财产后，塞尔玛在万般无奈中也拿起了枪，用乔迪教授的方法打劫了超市。环境迫使她们正视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为了保护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她们必须告别对“枪”的恐惧。当她们成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伴随着生存意识浮现出来的还有她们的主体意识。在电话里，警察哈里警告她们“小心手里的枪”，这个“枪”。从表面上说是那支冰冷且具攻击性的枪，而实质上却是女性自我意识回归后对自我无比热情和彻底地拥抱。为了这个自我，她们不但紧握手中的枪，还从巡警那里夺取了新的枪和子弹。在力量和权力壮大的同时，她们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地膨胀。
另一个意象是她们的服饰。露易斯从一开始就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充满个性魅力。塞尔玛的穿着则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最开始的睡裙、之后的性感连衣裙逐渐演变到牛仔T恤。这些服饰语言的细微变化。曲折地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发展以及女性内心的成长过程。
三、个体毁灭，理念重生
绿色的敞篷车继续在风景如画的高速公路上飞驰。塞尔玛凝视着车后镜中飞速倒退的群山，就像历数身上不断卸下的枷锁和重负。她们在蓝天白云下清晰地看到了内心不断敞开的声音，一副副关于未来的柔和的画面铺展在她们的笑容里，天堂也不过如此。伴随着她们的畅想，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虽然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愿和设想转移的客观过程，然而人类自始至终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憧憬、设计和想象，其中有一些想法会在历史的演进中闪耀着特殊的光芒。甚至被实践。自从女性问题成为被关照和解读的对象以来，不少人提出了解构父权制文化的方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双性同体说”由来已久。柏拉图在《会饮篇》里谈到了男女两性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原初状态；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人是文明的产物，未来的男女差别应该仅仅停留在生理上。其它一切方面的不平等都应消亡：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生态主义女性主义者则在争取女性解放的同时担负起拯救人类整体文明的使命……所有这一切已经记载在历史中和正被提出的方案都说明女性释放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焦点，同时也说明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卡利·库瑞没有乌托邦式地让女主人公陶醉在大峡谷的雄浑与壮丽中，然后逃脱法网，从此自由自在地生活，也没有让她们屈服于已经不可能回头的父权制社会，而是让她们的灵魂摆脱了所有的桎梏，以生命为代价奏出人生中最为绚烂夺目的华彩乐章。当她们手牵着手坚定地将车子驶出悬崖的那一刻，脸上的笑容夕阳般瑰丽。她们的身体虽然暂时毁灭了，然而理念却获得重生。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曾指出，女性从小救被父权制文化幽禁在“身体的牢笼”中，因为具备女性的身体，她们就要被“洗脑筋”、“磨掉棱角”，接受规训，于是女性的身体“常常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在影片中，塞尔玛和露易斯的被压制、被规训的身体以死亡这种极端的形式游离出父权制文化的控制，表达出女性找到失落的尊严和存在的主体性后捍卫自我的决心。她们的存在悲剧。一方面说明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施行了全方位的统治和压迫。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女性反叛和颠覆父权制文化的可能。
当然，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还很漫长，这是一个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力配合的大改革。影片毕竟不是提供问题解决的场所，但它对女性现实状况的深入剖析却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无疑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末路狂花》父权制文化女性自我意识
“娜拉的出走”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出走后的故事”比“出走”本身更具备现实意义。影片《末路狂花》(Thelma＆Louise，1991)的编剧卡利·库瑞(Callie Khouri)从自身对父权制重压下的女性处境的深切体会出发，将其中一种出走后的故事呈现在大众面前。使其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的经典作品之一。
影片成功地叙述了两位普通妇女被迫走向极端的“悲剧”。我之所以给“悲剧”这个词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并不想接受这个传统的界定，正如卡利·库瑞所言，“如果有人希望看到《末路狂花》的圆满结局的话，那么对我来说，这就是圆满结局”。的确，两位女主人公是在经历众多磨难的过程中才逐渐找到了失落的女性尊严，是在反抗欺凌和伤害的过程中才发现了人生的真正侧面，她们不断以失去自我、乃至自由和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重生，这种凤凰涅榘的意义又怎是“悲剧”这般忧伤的字眼所能涵盖的!影片的主题曲中有这样一段歌词，“如果想要继续飞翔，那就不要往下看……更不要往后看，因为这只会令你哭泣……”或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解答：与其投回父权制社会的牢笼，不如勇敢地冲出悬崖，继续向前飞。
一、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
卡利·库瑞为女主人公们设置了非常平凡的身份：赛尔玛，循规蹈矩的全职家庭主妇：露易斯。有男朋友的咖啡馆服务员。她们就像你、我、她一样“正常地”生活在这个父权制社会中。如果没有这次周末出游，如果露易斯没有向那个男人哈伦(Harlan)开枪，如果赛尔玛没有打劫那家超市……她们还会“正常地”活着，然而问题就在于连最寻常的出游都埋伏着重重危机，连看起来决不会杀人的露易斯都开了枪。连像捏住耗子尾巴一样拎出枪的赛尔玛都会持枪打劫——当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串成一条线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用“偶然”来把它们搪塞过去。
首先，她们为什么要出去散心呢?
我们从赛尔玛的出场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家庭的胆小怕事的主妇。达里尔(Darry)既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家长。他是某地毯公司的地区销售经理，经常晚归。将赛尔玛独自一人晾在家中，却又不允许她有任何的私人活动，用赛尔玛后来的话来说，“他从不让我出去，从不让我做开心的事，他只想让我整天呆在家中，而我却不知道他都出去干什么了”。结婚多年。赛尔玛想要个孩子，但达里尔不肯，借口是他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孩子，其中隐含着非常严重的独霸欲望，他要她将所有的关怀和照顾都投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然而，他对赛尔玛的态度却是粗暴和冷漠的，他对她大声嚷嚷、呼来呵去，他在性爱方面以自己为中心，全然不顾赛尔玛的感受，即使当彻夜未归的赛尔玛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也仍然放在电视屏幕中的橄榄球赛。赛尔玛14岁时与他相恋，18岁就嫁给了他。她不是成为他的妻子。而是成为他的私有财产。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处境之下，赛尔玛最终决定陪露易斯出游散心，尽管她知道自己的“先斩后奏”会让丈夫暴跳如雷。
那么，露易斯呢?影片一开始就这样交待，她的男友吉米(Jimmy)出去多日却始终没有联系她。他潇洒地外出，留下女友苦苦地探询他的行踪。如果他真如后来向露易斯求婚时说的那样。他是爱她的话。他又怎么忍心不留下任何音讯!至于他坐着平素最怕的飞机绕过两个州向露易斯求婚的举动。在我看来，除去柔情脉脉的外衣后无非是一颗男人的征服心。他首先问露易斯是不是因为有了其他男人才离开他，接着将压抑的怒火和暴力发泄在周边的桌椅上，最后眼见露易斯执意要走才拿出戒指求婚。他不惜以婚姻为代价圈住身边的女人，足以说明他的爱情里杂糅了太多的男性征服欲和掌控欲。露易斯在那一刻能够理智地拒绝他的求婚，显然是对这样的爱情心知肚明。
如此看来，两人的出游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她们活在男人的权威和冷漠中，她们无力反抗也没有想过反抗，她们只想借出游来疏缓一下压抑的心情，然后再一次回到这种父权压制下的生活。
其次，露易斯为什么会开枪杀人?
表面的情节是这样的：在酒吧里，一个名叫哈伦的轻佻男人跟毫无戒心的塞尔玛搭讪，接着请她跳舞，并企图在停车场强暴她。情急之下，露易丝拿出枪，起了威慑作用。但哈伦出言不逊，继续侮辱二人，露易丝忍无可忍，终于开了枪。
那么。先说说塞尔玛，很多人认为是她招惹到了他。单就情节而言，似乎是。但如果仔细想想她在家里的那种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们便能够理解挣脱了束缚的她是何等地心潮澎湃、想要释放内心被压抑的能量。所以我们会听到，她反复强调这是个“假期”。是“寻开心”的假期，是做自己想做但以往不能做的事情的假期。再说“招惹”这个词。难道与一个不令她讨厌的男人说话跳舞就是“招惹”?男人的主动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女人的被动性，男人可以向心仪的女子表达好感，女人也可以把内心的感受展示出来，更何况在这里是哈伦先来搭讪、先来“招惹”她，而她，只是顺势接受了一个释放自己的机会。
另外，哈伦至少代表了那些认为凭借自身体力优势和男性特征就可以侮辱女性的一类男人，他们强化了生理特性并将它作为一种攻击性的武器，女人在这个时候要么配合要么沉默着接受，否则就被视作破坏“游戏规则”。塞尔玛虽然暂时避开了家中那个权威的丈夫，却挣脱不出家门外随时可能出现的“哈伦”。影片中一再出现的下流的卡车司机、那个曾经带给露易斯巨大创伤的男人(露易斯虽然不愿提起这件发生在德州的往事，但观众可以根据剧情得知那是一宗强奸案)，他们与哈伦联合在一起，成为走出家门的女性的梦魇。露易斯拿出枪，这个足以致命的武器只是暂时强化了她的力量，却改变不了女人在整个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弱势地位，正因为如此，哈伦根本没有把拿着枪的女人放在眼里，他继续肆无忌惮地践踏着女性的尊严和人格，挑衅女人对屈辱的忍耐度。露易斯在震怒之下开枪，她不光是在射杀哈伦、射杀曾经侵犯过她的男人，也是在射杀所有侮辱女性的男性。
最后，塞尔玛为什么会从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转变成持枪抢劫的罪犯?
前面已经说过，塞尔玛是个胆小怕事的全职家庭主妇。在家里，丈夫是她的权威：走出家庭，充满阳刚色彩的法律就成为另一 种权威。哈伦被射死之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去自首”，“向警方和盘托出”，一个奉公守法的良好市民，所有执法人员和对法律的公正性确信无疑的人都会点头称是。然而，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通过剧情我们知道，露易斯多年前在德州被强暴，而法律的天平却向男性罪犯倾斜。肉体上的屈辱连同精神上的创伤让她对代表公平和正义的法律完全丧失信心。“谁会相信呢?我们不是活在那样的世界”——我们的女编剧通过露易斯之口喊出了法律的盲点，或者更确切地说，现行法律的有效性是有性别区分的。在一场关于是否构成强奸案的诉讼中，女性肉体上经历的屈辱过程往往要在被告律师的咄咄逼人之下重新演绎一遍、甚至很多遍，于是女性受害人就在到处是男性的法庭上再一次被强暴，而且是被更多的人强暴!很多类似片子里的原告律师都对受害人说。“像这样的官司一般都会输”——的确，有几个女性能够勇敢到在众目睽暌之下拔开自己的隐私、抛下自己的尊严?又有几个女性能够坚毅到在经历了屈辱之后再经历更漫长、更持久的艰难和羞辱?女性受害人在类似的案件中往往无法坚持到底或者根本不敢向法律求助，说到底就是因为现行社会是父权制的社会，现行法律是男性思维模式下的法律。更加悲哀的是，法律的执行者，尤其是高层执行者往往都是男性。他们除了身披严肃的外衣外，骨子里其实跟塞尔玛的丈夫一样，也都认为女性是爱听甜言蜜语的、是缺乏逻辑没有大脑的、是容易哄骗的对象。我们能够奢望他们会刚正不阿地为女性伸张正义吗!
天真的塞尔玛逐渐接受了“经验”的洗礼。而牛仔小混混乔迪(J.D.)的出现则将她们对法律仅存的一丝敬畏扫荡干净。正如对她们抱有同情之心的警察哈里(Hal)所言，乔迪的洗劫把她们推向了绝路和另一重犯罪。露易斯在连连的打击下到了承受的边缘，塞尔玛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引狼入室”的过错，用乔迪的方法“温柔地”打劫了超市。在此。她们已经将“阳刚性”的法律彻底抛弃，开始学着自己保护自己。
根据普洛普的叙事学理论，我们看到卡利·库瑞毫无保留地将绝大多数男性安置在“反面人物”这样的角色上，至于对女性尚留一丝同情的乔迪和哈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协助者”的功能，但他们的帮助也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乔迪后来又将她们引入了新的灾难之中。无疑，作为“协助者”的男人同样是不牢靠和危险的，他们不可能成为女性的“救援者”。女人在家中要忍受夫权的压迫，走出家门要面临来自男性的重重威胁，受到伤害之后又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社会完全站到了女性的对立面，将女性推向边缘、推向被统治被压迫的深渊，这果然是一条“末路”。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回归
女性自我意识是女性觉醒的标志。它“首先是把女性自身从父权社会对妇女规定的各种功能角色及关系网的混沌一统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于功能角色的身份，肯定女性作为人的存在的本体界定。”卡利·库瑞在影片一开始就显露出她的“野心”：她让两位女主人公驾车出游，作为对父权社会的一种暂时性的逃避，也可以说是反抗的开始。然而这时候两人的女性自我意识并没有处在同一水平线上，露易斯身上带有与塞尔玛完全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她有工作，独立自主，对塞尔玛夫妇的关系看得很透彻，一针见血地诘问“他是你丈夫还是你父亲”：她性格刚毅，处事果断，在关键时刻能够表现出令男人也侧目的镇静和勇敢：她虽然有感情困扰，苦于吉米的杳无音讯，但她懂得释放自己，计划利用周末出游来使自己获得身心的解放：她对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处境也有洞见，一来自己当年被强暴。吃过法律的亏，二来多年的工作经历也让她对男人存有防范之心。总之，她刚出场就带有强烈的不同于父权制文化所建构的标准的女性形象的特质，但她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源于对强势的父权制文化的恐惧，尚没有对自己的本质进行深入地探索和认识。不过，这一点点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已经足够激发塞尔玛的潜能了。最后，完全挣脱出父权制传统的枷锁的塞尔玛带领露易斯完成这最后的蜕变，双双化蝶，拥抱新生。在这里，女性自我意识在塞尔玛身上显然有着更为戏剧化的回归。更能体现女性走出父权制文化的樊篱后对自我的选择是多么地彻底。
根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由于经济、生理等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定以及人类主观因素的干涉，女性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空前地推向边缘。越来越多地局限于家庭这个狭窄的空间，从而起到次要劳动力的作用。被迫从属于男性。于是，社会与家庭，外与内，男与女。逐渐组成了人类生活的二元画面，将女性牢牢禁锢在一系列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所属职能中。达里尔设置给塞尔玛的种种禁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塞尔玛是以一个乖巧贤惠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的。她柔顺，对达里尔言听计从，丝毫不敢忤逆他的意愿：她顾家，熟练地操持家务。打理达里尔的日常生活：她贞洁，当哈伦意图与她亲热时，她以自己已婚为由坚决拒绝：她忍耐、牺牲、奉献、乃至最终“忘我”!她被丈夫完全物化在家庭的牢笼里，成为“室内的花瓶”。然而她拥有露易斯这样的朋友。达里尔自私地认为露易斯“神经有毛病”。不太支持她们的友谊，似乎暗含着怕露易斯“带坏”她的意味。塞尔玛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出对夫权的一次小小“背叛”——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她没有被父权制文化完全“洗脑”，看到她表面的驯服下埋藏着一颗渴望自我选择的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标志总是对无自我状态、对父权家庭的否定与反叛”，当塞尔玛决定行使她的自由权力、暂时逃离这种受人摆布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在响应“自我意识”的号召。
塞尔玛留了便条，在微波炉里放好了食物，风情万种地出发。她在急驰的跑车里翘起美腿，衔一根未点燃的烟说“我是露易斯”。央求着进酒吧坐坐然后没有拒绝哈伦的调情，她通过这些反常行为表达出想要成为一个非“塞尔玛”的形象的欲望。事件发生后，涉世不深的塞尔玛惊惶失措，大脑一片空白。只知道把自己交到警察的手里，完全符合父权制社会培养出来的缺乏主见的女性思维方式。她在凌晨四点打电话回家，把希望寄托在“刚强、坚毅、理性”的丈夫身上，然而此时的达里尔却不知身在何处。天亮后。露易斯问她是否愿意一道出逃墨西哥，她表现得茫然无知，此时露易斯的指责似乎让她有所感悟。之后她再次打电话给丈夫，达里尔的粗暴和冷漠浇灭了她对他的最后一丝信任与依赖，她试探性地挑战他的权威，从说出“你只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父亲”到最后喊出“去你的吧”，畅快淋漓地将这个主宰她生命多年的男人彻底抛在脑后。到后来，她甚至能够坦然地向牛仔小混混承认达里尔是个“衰人”(卑鄙可耻之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也终于做出了关键性的决 定——跟露易斯一起出逃墨西哥。这无疑是塞尔玛的人生亮点，她走出了多年被规训的生活，开始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牛仔小混混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了她不羁和自由的灵感。当她对着空气兴奋地喊着“野性的呼唤”的时候，这多少使人想到贝特尔海姆的一段文字：“一旦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决策，希望与整体分道扬镳，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么，原来的个性就能立即恢复，原有的破坏力就会失去作用。动用失去的自由权力(这甚至连集中营都难以剥夺的)去决定一个人应如何考虑和摸索自己生存的环境……甘愿冒着自己生命的风险去再次获得人身自由。”塞尔玛在磨难中找到了失落的女性尊严和存在的主体性。义无反顾地与父权制文化构建出来的女性形象告别。从此自我犹如野花绽放。
影片在展现女性自我意识回归的过程中，突出了两个意象。
首先是枪。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声称，所有长的物体如木棍、树干和雨伞都可以代表男性生殖器，同样那些长而锋利的武器如刀、匕首和枪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卡利·库瑞显然是把枪的形象从梦中搬到了现实生活。它既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有了“枪”，就可以强暴“赤手者”。塞尔玛此前从来不碰抽屉里的那把抢，更不懂得开枪，但出门时她还是带上了它，尽管动作是滑稽的——像拎着耗子尾巴一样拎着枪托。此时，枪显然是达里尔的化身，是柔弱的塞尔玛依赖和恐惧的对象。正如她对达里尔的感受：在家中。达里尔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出门以后，枪代替达里尔行使保护的职责(注意，这枪是达里尔买的)。当塞尔玛要求露易斯保管枪的时候，露易斯同样显露出恐惧的姿态，她们并不愿意威为枪的“拥有者”。不愿意跨越传统的界线行使男人的权力。当塞尔玛被哈伦强暴的时候，露易斯为救人拿起了枪。这个时候，身为弱者的女人因为控制了男人手中的“枪”而瞬间被附加了无穷的力量，具备了与男人谈判的资格。当乔迪洗劫了她们所有的财产后，塞尔玛在万般无奈中也拿起了枪，用乔迪教授的方法打劫了超市。环境迫使她们正视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为了保护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她们必须告别对“枪”的恐惧。当她们成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伴随着生存意识浮现出来的还有她们的主体意识。在电话里，警察哈里警告她们“小心手里的枪”，这个“枪”。从表面上说是那支冰冷且具攻击性的枪，而实质上却是女性自我意识回归后对自我无比热情和彻底地拥抱。为了这个自我，她们不但紧握手中的枪，还从巡警那里夺取了新的枪和子弹。在力量和权力壮大的同时，她们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地膨胀。
另一个意象是她们的服饰。露易斯从一开始就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充满个性魅力。塞尔玛的穿着则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最开始的睡裙、之后的性感连衣裙逐渐演变到牛仔T恤。这些服饰语言的细微变化。曲折地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发展以及女性内心的成长过程。
三、个体毁灭，理念重生
绿色的敞篷车继续在风景如画的高速公路上飞驰。塞尔玛凝视着车后镜中飞速倒退的群山，就像历数身上不断卸下的枷锁和重负。她们在蓝天白云下清晰地看到了内心不断敞开的声音，一副副关于未来的柔和的画面铺展在她们的笑容里，天堂也不过如此。伴随着她们的畅想，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虽然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愿和设想转移的客观过程，然而人类自始至终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憧憬、设计和想象，其中有一些想法会在历史的演进中闪耀着特殊的光芒。甚至被实践。自从女性问题成为被关照和解读的对象以来，不少人提出了解构父权制文化的方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双性同体说”由来已久。柏拉图在《会饮篇》里谈到了男女两性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原初状态；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人是文明的产物，未来的男女差别应该仅仅停留在生理上。其它一切方面的不平等都应消亡：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生态主义女性主义者则在争取女性解放的同时担负起拯救人类整体文明的使命……所有这一切已经记载在历史中和正被提出的方案都说明女性释放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焦点，同时也说明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卡利·库瑞没有乌托邦式地让女主人公陶醉在大峡谷的雄浑与壮丽中，然后逃脱法网，从此自由自在地生活，也没有让她们屈服于已经不可能回头的父权制社会，而是让她们的灵魂摆脱了所有的桎梏，以生命为代价奏出人生中最为绚烂夺目的华彩乐章。当她们手牵着手坚定地将车子驶出悬崖的那一刻，脸上的笑容夕阳般瑰丽。她们的身体虽然暂时毁灭了，然而理念却获得重生。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曾指出，女性从小救被父权制文化幽禁在“身体的牢笼”中，因为具备女性的身体，她们就要被“洗脑筋”、“磨掉棱角”，接受规训，于是女性的身体“常常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在影片中，塞尔玛和露易斯的被压制、被规训的身体以死亡这种极端的形式游离出父权制文化的控制，表达出女性找到失落的尊严和存在的主体性后捍卫自我的决心。她们的存在悲剧。一方面说明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施行了全方位的统治和压迫。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女性反叛和颠覆父权制文化的可能。
当然，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还很漫长，这是一个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力配合的大改革。影片毕竟不是提供问题解决的场所，但它对女性现实状况的深入剖析却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无疑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