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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0401
[作者简介]覃文珍(1977)，女，湖南桃源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语文教学研究与出版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要]胡适学成回国后应聘到北大任教，在北大实践他的教育理想，继续他的学术之路，同时以北大和《新青年》为阵地推行文学革命。北大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最成功的典范，为胡适推行新教育理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胡适和一批新文学、新教育前驱在北大培养青年学子，后者积极响应和支持文学革命。新教育与新文学之间的相互推进关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表现最为突出。
[关键词]胡适；新教育；新文学；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3008605
一、在北大实践教育理想：胡适对近代教育变革的积极贡献
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蔡元培的北大改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指导方针，改革学校的专业设置，延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允许学术思想自由传播。改制后的北大，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教员水平上都焕然一新，风气为之一变，成为思想活跃、兼容并包的新型学府。这样的环境对留美归来的胡适非常有吸引力，当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诚邀他加入时，胡适欣然接受。
在1917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以《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为题演讲，重点阐述了大学在为国家储积高等知识、高等人才，精研、开拓新科学以及在发展国家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鼓励用西方现代大学观念和管理方式来改造和经营中国的大学。以此为指导，胡适在北大任教期间，积极推进改革，实施他教育育才、教育救国的理想。
到北大初期，胡适在哲学门、英国文学门、哲学门研究所和国文所担任了众多课程的教学和一些讲座。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课程，一反传统的讲法，独辟蹊径，以历史的、进化的眼光和科学实验主义方法论为指导，表现出开创性的意义。由于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1]。这门课程得到了顾颉刚、傅斯年等有国学修养的学生的支持，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一些同事、学生的支持，胡适在北大讲堂立足下来，为他开展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推进北大教育改革方面，胡适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蔡元培十分器重胡适，并将他视为北大改制的得力助手。1917年12月起，胡适先后担任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部主任、代理教务长、教务长[2]。1918年10月，胡适当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这是校内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以后连选连任，为学校决策献计献策，参与学校管理。
胡适不负蔡元培的厚望，力倡以当时最新颖又最具活力的美式大学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来改造北大，在参与学校的各种事务中或出谋划策或积极引导，经常独当一面。在胡适的建议下，1917年成立的北大评议会决议创办《北京大学日刊》。同年，教育部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大学章程，胡适建议改原来的分级制为选科制。胡适还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为教授治校奠定基础；他还提议设立各科专门研究所，以便本学科毕业生继续从事高深的专门研究。1919年北大正式采用选科制和分系制，全校共设立文理政法各专业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互选，任期两年。各系成立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科的教学和科研。
这样，北大的新管理体制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教授治校的精神，其实质是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实行教授治校，有利于建立民主办学体制，防止少数人独断专行。无论是校级评议会还是系科教授会，须通过民主协商或投票方式决定重大事务，这就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比较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也符合当时新文化运动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追求。蔡元培这样评说道：“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3]胡适等人大力提倡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北大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北大招收女生旁听以作为正式招收女生的过渡，并呼吁改革女子教育，使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获得权利。1920年春，北大开始招收女生旁听，同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胡适作为特别人才被陈独秀介绍进北大，并且受到了蔡元培的重用。为了进一步加强北大的师资力量，将其建成能够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胡适积极为北大引进新人，延揽人才。他先后介绍陈衡哲(北大第一位女教授)和吴虞等到北大任教。由此可见，胡适“一面给投身新思潮的同志以道义上的支持，同时也为北大收罗了新型人才”[4](P357)。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积极运作下，北大的师资力量特别是文科师资力量日益增强，作为新文化运动前驱的群体也日渐壮大。1919年11月，胡适联名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这份议案由胡适起草，教育部于1920年2月批准，大学教材很快正式开始采用新式标点体系。推行新式标点，为白话文占据主导地位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22年，胡适这样回顾了自己在北大的两大成绩：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一)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二)利用多方面的才智；(三)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第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这个态度的功效在于：(一)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二)引起学生对于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趣[5]。胡适在这里谈到的“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使北大成为国内思想的中心，引起学生对于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趣”，主要指他在执教北大期间借助北大师生的力量继续推进文学革命，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二、在新文学阵营里继续推进文学革命
胡适与北大新派教授合作，共同推进文学革命，主要表现为他们团结在《新青年》周围，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提倡新文学的文章，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新文学的讨论之中。与此同时，《新青年》还是当时他们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刊物。
《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该刊创刊后表现出积极的求新意识，所载文章多提倡新思想。1917年5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该刊二卷五号。1917年，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在聘请陈独秀进入北大时，同时让他将《新青年》搬迁至北京来办。陈独秀到北大后向蔡元培推荐胡适，蔡元培通过《新青年》了解过胡适，很赏识他的学问与胆识，欢迎胡适到北大任教。实际上，当时延聘到北大的很多新派教授都是以这种途径进入北大的。
1918年1月，陈独秀将《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在他之外主要的编辑人还包括当时任教于北大的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刘复等。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明确载明了该卷各期的编辑人姓名。其他的经常撰稿人还有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等，《新青年》一时阵容齐整、人才济济。《新青年》编辑同人和在北京的主要撰稿者(以北大的新派教授为主)，形成了一个自由结合的小团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指导者，主要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结集起来的知识分子为主”[6]。他们多半为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同时又长于思想言论的鼓吹和文化教育的推广。
胡适在1918年4月《新青年》四卷四号发表“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阐述了他的新文学建设纲领，概而言之，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写道：“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他还写道：“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也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7]。胡适坚决地认为中国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教授国语的最好教科书，将国民教育与文学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
依照胡适的意见，“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胡适非常强调学习和借鉴西洋近代文学的经验。在胡适看来，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大量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并介绍到中国。蔡元培也赞成中国文学革命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吸取经验。胡适的提倡与北大同人的响应，很快促成了当时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热潮，仅胡适自己翻译的西方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就有17篇。胡适为文学革命提出了基本的理论、纲领和目标。他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发挥了两种主要作用：首举义旗的先锋，在整个运动中居于中心指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胡适忽视“同志”的支持和他人的批判分析。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胡适就表示希望“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上，他进一步表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却，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8]。
胡适很清楚，思想观念的转变、学术新理的成立、文化习俗的变迁，都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旧。新的东西的被承认、得以确立和发展，必须赢得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而理解和接受是来不得强迫的，必须以理服人，必须使人相信自己的新道理是对的。更何况，文学革命必须在鼓励一部分知识分子先觉醒的基础上，才能激励更多的人响应。新文学观念也只有在容纳别人的异议，与人讨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传播开来。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章八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声援文章《文学革命论》，正式打出了“文学革命军”的旗帜。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9]钱玄同赞成胡适、陈独秀的主张，挺身加入到文学革命军旗帜之下。他和胡适、陈独秀通信讨论，补正了胡适的许多主张。与此同时，刘复作《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文学的界说问题，等等。
由于新文学作为反对旧文学、旧礼教的新生事物，它必然会引起旧文化阵营的惊恐与仇视。旧文化营垒里的林纾公开写信给校长蔡元培，指责北大一些教授“覆孔孟、铲伦常”、“行用土语为文字”，大失学府应有的风范。林纾要求蔡元培不可鼓励新思想。更有甚者，林纾还代表守旧文人写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指责、谩骂他们。小报、传单，甚至大报的新闻栏公然登载谣言，说北京政府(安福系)要惩办北大教授，一时间，作为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北京大学里谣言四起。为了让新文学站稳脚根，胡适等人必然要与守旧势力斗争。在与旧文人对抗、为新文学争取正统地位的斗争中，汇聚在北大的新派教授们也团结到一起，共同奋斗。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在回答林纾的信里替白话文学辩护，重申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支持陈、胡、钱诸君的讲学自由、思想自由。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复等人也撰文向守旧文人表示反抗。北大教授中讨论文学革命的人渐渐多起来，文学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到1918年，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人的文学》等重要论文相继问世；周作人还积极创作，增加了新文学的实际功效。鲁迅也开始写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沈尹默、刘复、沈兼士、俞平伯、陈衡哲、康白情等都尝试做新诗。文学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成就。通过改制，北大将当时中国思想最新、最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吸引进来，同时因为志趣相投的人们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形成团体力量，共同讨论，进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氛围与新文学前驱群体的形成，则更有利于胡适等新文学前驱在北大实践教育理想，继续推进文学革命。
三、青年学生对文学革命的响应和支持
改制后的北大为胡适实现“秃笔救国”理想提供了最理想的场所，她不但可以让胡适将自己多年所学尽数贡献过来，为他提供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为文学革命思想提供了最合适的受众——在大学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实际上，当时就读于北大的许多青年学生不仅是新文学的读者，还是积极的参加者，为深化与推广文学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新文学找到合适的读者群很重要。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新文学前驱在成为新文学前驱之前，无一例外都是梁启超的“新文体”、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林译小说以及各类新小说的热心读者。当胡适等人自己成为了新型知识分子并发起文学革命时，他们同样需要一个坚定的读者群。这样的群体大多数来自大中学校，尤其是位于中心城市的大学。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学生最有可能成为新文学的拥护者和继承者。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能够很快在全国获得反响并得到回应，与当时北大聚集着一批受新思想影响能够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密切相关。本文主要以《新潮》为例展现北大学生对文学革命的支持。
1919年元旦，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人创办《新潮》杂志以支持《新青年》，为文学革命摇旗呐喊。《新潮》杂志的成员及撰稿人都是清一色的北大师生，办刊宗旨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新潮社同人“基本上走的是《新青年》‘文艺复兴’工程的路”，“在反封建、反礼教，鼓吹新思想、新文化一条路线上与《新青年》一道冲锋陷阵”[4](P353)。《新潮》刊登了北大师生关于新文学的不少文章。胡适对《新潮》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帮助，将其视为《新青年》最重要的姐妹刊物。而《新潮》主办者更是把胡适、陈独秀等当作刊物的顾问和导师，深受新文学前驱的影响，其学术思想与文学见解都紧跟这些前驱。《新潮》杂志作为北大的学生刊物，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阵地。作为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新潮社成员不仅自己接受了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而且积极向更多的人宣传这种文学主张。《新潮》创刊号刊登的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与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都是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批判中国旧小说弊端和提倡新文学作品之作。他们在文中提出的“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新文学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应用白话做材料”，“小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改良社会，而且写出人类的天性来”等理论，都是对胡适文学革命观念的正面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建设白话文学的具体意见，认为白话文学包括白话文、哲学的白话文与美术的白话文三个层次等等。傅斯年关于怎样建设白话文的看法，正好与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关于“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的主张相呼应，对当时人们的写作语言和写作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新潮》发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之前，傅斯年已经深受胡适的影响而投入到文学革命的阵营中了。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新申议》，积极响应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方面论证了旧文学之当废、新文学之当兴的历史必然趋势。该文是提倡文学革命的重要论文之一。傅斯年的这篇文章是在胡适亲自校阅后被列为要目而推出的，既显示了胡适对傅斯年他们这一批新的文学革命参与者的期望，又表明了《新潮》作者群受《新青年》群体的影响之深。
谈到自己在文学革命中的表现时，胡适经常表示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但是，他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作中去，尽量创造出新小说、新诗、新话剧等新文学作品。在这一方面，新潮社成员显然谨遵了胡适的教诲，非常注重新文学的创作。以小说创作为例，《新潮》从创刊到终刊的三卷12期上一共刊载了以新潮社成员为主体的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俞平伯、罗家伦、欧阳予倩、郭弼藩、鲁迅等人的26篇小说作品，以及白话新诗等其他类别的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人生问题的许多方面，显示了文学革命在创作上的成果。
新潮社在编辑《新潮》之余，还出版《新潮丛书》与《文艺丛书》。新潮社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一些代卖机构，遍布北京、上海、天津、武昌、长沙、杭州、济南等地。随着这些杂志与书刊在全国的流传，文学革命前驱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圈子里，不再是“寂寞”的，而是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北大的进步学生除了创办《新潮》月刊外，还办了《少年中国》杂志。《少年中国》杂志同样是受《新青年》的影响而出现的，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成为新文学革命最有力的阵地之一。此后，响应、支持文学革命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四、结语
接受过国内新式教育和留美教育的胡适，在延聘到北大后努力实践其教育理想，成为北大改制的核心成员之一。他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措施被校方采纳，促成了一系列重要变革。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氛围的支持下，胡适和一批同仁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积极推进新文学革命。北大许多学生深受胡适和其他新教育、新文学前驱的影响，他们不仅是新文学的读者还是积极的参加者，为深化与推广文学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具有新思想、新观念并且能够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大任教的胡适这一典型个案，可以看到新教育与新文学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M].北京:景山书社，1926:38.
[2]?耿云志.胡适年谱[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61.
[3]?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A].蔡元培全集.第三卷[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42.
[4]?胡明.胡适评传:上册[M].第3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北京大学日刊[N].1922-12-17.
[6]?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8.
[7]?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4.
[8]?胡适.致陈独秀的信[Ｎ].新青年?三卷三号.1917.
[9]?陈独秀.文学革命军[A].胡适文集.第二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责任编辑李震声)
[作者简介]覃文珍(1977)，女，湖南桃源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语文教学研究与出版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要]胡适学成回国后应聘到北大任教，在北大实践他的教育理想，继续他的学术之路，同时以北大和《新青年》为阵地推行文学革命。北大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最成功的典范，为胡适推行新教育理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胡适和一批新文学、新教育前驱在北大培养青年学子，后者积极响应和支持文学革命。新教育与新文学之间的相互推进关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表现最为突出。
[关键词]胡适；新教育；新文学；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3008605
一、在北大实践教育理想：胡适对近代教育变革的积极贡献
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蔡元培的北大改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指导方针，改革学校的专业设置，延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允许学术思想自由传播。改制后的北大，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教员水平上都焕然一新，风气为之一变，成为思想活跃、兼容并包的新型学府。这样的环境对留美归来的胡适非常有吸引力，当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诚邀他加入时，胡适欣然接受。
在1917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以《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为题演讲，重点阐述了大学在为国家储积高等知识、高等人才，精研、开拓新科学以及在发展国家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鼓励用西方现代大学观念和管理方式来改造和经营中国的大学。以此为指导，胡适在北大任教期间，积极推进改革，实施他教育育才、教育救国的理想。
到北大初期，胡适在哲学门、英国文学门、哲学门研究所和国文所担任了众多课程的教学和一些讲座。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课程，一反传统的讲法，独辟蹊径，以历史的、进化的眼光和科学实验主义方法论为指导，表现出开创性的意义。由于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1]。这门课程得到了顾颉刚、傅斯年等有国学修养的学生的支持，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一些同事、学生的支持，胡适在北大讲堂立足下来，为他开展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推进北大教育改革方面，胡适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蔡元培十分器重胡适，并将他视为北大改制的得力助手。1917年12月起，胡适先后担任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部主任、代理教务长、教务长[2]。1918年10月，胡适当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这是校内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以后连选连任，为学校决策献计献策，参与学校管理。
胡适不负蔡元培的厚望，力倡以当时最新颖又最具活力的美式大学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来改造北大，在参与学校的各种事务中或出谋划策或积极引导，经常独当一面。在胡适的建议下，1917年成立的北大评议会决议创办《北京大学日刊》。同年，教育部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大学章程，胡适建议改原来的分级制为选科制。胡适还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为教授治校奠定基础；他还提议设立各科专门研究所，以便本学科毕业生继续从事高深的专门研究。1919年北大正式采用选科制和分系制，全校共设立文理政法各专业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互选，任期两年。各系成立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科的教学和科研。
这样，北大的新管理体制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教授治校的精神，其实质是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实行教授治校，有利于建立民主办学体制，防止少数人独断专行。无论是校级评议会还是系科教授会，须通过民主协商或投票方式决定重大事务，这就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比较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也符合当时新文化运动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追求。蔡元培这样评说道：“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3]胡适等人大力提倡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北大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北大招收女生旁听以作为正式招收女生的过渡，并呼吁改革女子教育，使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获得权利。1920年春，北大开始招收女生旁听，同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胡适作为特别人才被陈独秀介绍进北大，并且受到了蔡元培的重用。为了进一步加强北大的师资力量，将其建成能够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胡适积极为北大引进新人，延揽人才。他先后介绍陈衡哲(北大第一位女教授)和吴虞等到北大任教。由此可见，胡适“一面给投身新思潮的同志以道义上的支持，同时也为北大收罗了新型人才”[4](P357)。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积极运作下，北大的师资力量特别是文科师资力量日益增强，作为新文化运动前驱的群体也日渐壮大。1919年11月，胡适联名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这份议案由胡适起草，教育部于1920年2月批准，大学教材很快正式开始采用新式标点体系。推行新式标点，为白话文占据主导地位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22年，胡适这样回顾了自己在北大的两大成绩：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一)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二)利用多方面的才智；(三)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第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这个态度的功效在于：(一)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二)引起学生对于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趣[5]。胡适在这里谈到的“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使北大成为国内思想的中心，引起学生对于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趣”，主要指他在执教北大期间借助北大师生的力量继续推进文学革命，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二、在新文学阵营里继续推进文学革命
胡适与北大新派教授合作，共同推进文学革命，主要表现为他们团结在《新青年》周围，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提倡新文学的文章，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新文学的讨论之中。与此同时，《新青年》还是当时他们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刊物。
《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该刊创刊后表现出积极的求新意识，所载文章多提倡新思想。1917年5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该刊二卷五号。1917年，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在聘请陈独秀进入北大时，同时让他将《新青年》搬迁至北京来办。陈独秀到北大后向蔡元培推荐胡适，蔡元培通过《新青年》了解过胡适，很赏识他的学问与胆识，欢迎胡适到北大任教。实际上，当时延聘到北大的很多新派教授都是以这种途径进入北大的。
1918年1月，陈独秀将《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在他之外主要的编辑人还包括当时任教于北大的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刘复等。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明确载明了该卷各期的编辑人姓名。其他的经常撰稿人还有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等，《新青年》一时阵容齐整、人才济济。《新青年》编辑同人和在北京的主要撰稿者(以北大的新派教授为主)，形成了一个自由结合的小团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指导者，主要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结集起来的知识分子为主”[6]。他们多半为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同时又长于思想言论的鼓吹和文化教育的推广。
胡适在1918年4月《新青年》四卷四号发表“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阐述了他的新文学建设纲领，概而言之，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写道：“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他还写道：“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也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7]。胡适坚决地认为中国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教授国语的最好教科书，将国民教育与文学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
依照胡适的意见，“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胡适非常强调学习和借鉴西洋近代文学的经验。在胡适看来，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大量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并介绍到中国。蔡元培也赞成中国文学革命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吸取经验。胡适的提倡与北大同人的响应，很快促成了当时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热潮，仅胡适自己翻译的西方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就有17篇。胡适为文学革命提出了基本的理论、纲领和目标。他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发挥了两种主要作用：首举义旗的先锋，在整个运动中居于中心指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胡适忽视“同志”的支持和他人的批判分析。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胡适就表示希望“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上，他进一步表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却，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8]。
胡适很清楚，思想观念的转变、学术新理的成立、文化习俗的变迁，都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旧。新的东西的被承认、得以确立和发展，必须赢得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而理解和接受是来不得强迫的，必须以理服人，必须使人相信自己的新道理是对的。更何况，文学革命必须在鼓励一部分知识分子先觉醒的基础上，才能激励更多的人响应。新文学观念也只有在容纳别人的异议，与人讨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传播开来。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章八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声援文章《文学革命论》，正式打出了“文学革命军”的旗帜。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9]钱玄同赞成胡适、陈独秀的主张，挺身加入到文学革命军旗帜之下。他和胡适、陈独秀通信讨论，补正了胡适的许多主张。与此同时，刘复作《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文学的界说问题，等等。
由于新文学作为反对旧文学、旧礼教的新生事物，它必然会引起旧文化阵营的惊恐与仇视。旧文化营垒里的林纾公开写信给校长蔡元培，指责北大一些教授“覆孔孟、铲伦常”、“行用土语为文字”，大失学府应有的风范。林纾要求蔡元培不可鼓励新思想。更有甚者，林纾还代表守旧文人写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指责、谩骂他们。小报、传单，甚至大报的新闻栏公然登载谣言，说北京政府(安福系)要惩办北大教授，一时间，作为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北京大学里谣言四起。为了让新文学站稳脚根，胡适等人必然要与守旧势力斗争。在与旧文人对抗、为新文学争取正统地位的斗争中，汇聚在北大的新派教授们也团结到一起，共同奋斗。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在回答林纾的信里替白话文学辩护，重申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支持陈、胡、钱诸君的讲学自由、思想自由。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复等人也撰文向守旧文人表示反抗。北大教授中讨论文学革命的人渐渐多起来，文学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到1918年，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人的文学》等重要论文相继问世；周作人还积极创作，增加了新文学的实际功效。鲁迅也开始写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沈尹默、刘复、沈兼士、俞平伯、陈衡哲、康白情等都尝试做新诗。文学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成就。通过改制，北大将当时中国思想最新、最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吸引进来，同时因为志趣相投的人们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形成团体力量，共同讨论，进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氛围与新文学前驱群体的形成，则更有利于胡适等新文学前驱在北大实践教育理想，继续推进文学革命。
三、青年学生对文学革命的响应和支持
改制后的北大为胡适实现“秃笔救国”理想提供了最理想的场所，她不但可以让胡适将自己多年所学尽数贡献过来，为他提供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为文学革命思想提供了最合适的受众——在大学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实际上，当时就读于北大的许多青年学生不仅是新文学的读者，还是积极的参加者，为深化与推广文学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新文学找到合适的读者群很重要。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新文学前驱在成为新文学前驱之前，无一例外都是梁启超的“新文体”、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林译小说以及各类新小说的热心读者。当胡适等人自己成为了新型知识分子并发起文学革命时，他们同样需要一个坚定的读者群。这样的群体大多数来自大中学校，尤其是位于中心城市的大学。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学生最有可能成为新文学的拥护者和继承者。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能够很快在全国获得反响并得到回应，与当时北大聚集着一批受新思想影响能够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密切相关。本文主要以《新潮》为例展现北大学生对文学革命的支持。
1919年元旦，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人创办《新潮》杂志以支持《新青年》，为文学革命摇旗呐喊。《新潮》杂志的成员及撰稿人都是清一色的北大师生，办刊宗旨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新潮社同人“基本上走的是《新青年》‘文艺复兴’工程的路”，“在反封建、反礼教，鼓吹新思想、新文化一条路线上与《新青年》一道冲锋陷阵”[4](P353)。《新潮》刊登了北大师生关于新文学的不少文章。胡适对《新潮》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帮助，将其视为《新青年》最重要的姐妹刊物。而《新潮》主办者更是把胡适、陈独秀等当作刊物的顾问和导师，深受新文学前驱的影响，其学术思想与文学见解都紧跟这些前驱。《新潮》杂志作为北大的学生刊物，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阵地。作为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新潮社成员不仅自己接受了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而且积极向更多的人宣传这种文学主张。《新潮》创刊号刊登的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与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都是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批判中国旧小说弊端和提倡新文学作品之作。他们在文中提出的“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新文学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应用白话做材料”，“小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改良社会，而且写出人类的天性来”等理论，都是对胡适文学革命观念的正面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建设白话文学的具体意见，认为白话文学包括白话文、哲学的白话文与美术的白话文三个层次等等。傅斯年关于怎样建设白话文的看法，正好与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关于“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的主张相呼应，对当时人们的写作语言和写作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新潮》发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之前，傅斯年已经深受胡适的影响而投入到文学革命的阵营中了。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新申议》，积极响应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方面论证了旧文学之当废、新文学之当兴的历史必然趋势。该文是提倡文学革命的重要论文之一。傅斯年的这篇文章是在胡适亲自校阅后被列为要目而推出的，既显示了胡适对傅斯年他们这一批新的文学革命参与者的期望，又表明了《新潮》作者群受《新青年》群体的影响之深。
谈到自己在文学革命中的表现时，胡适经常表示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但是，他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作中去，尽量创造出新小说、新诗、新话剧等新文学作品。在这一方面，新潮社成员显然谨遵了胡适的教诲，非常注重新文学的创作。以小说创作为例，《新潮》从创刊到终刊的三卷12期上一共刊载了以新潮社成员为主体的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俞平伯、罗家伦、欧阳予倩、郭弼藩、鲁迅等人的26篇小说作品，以及白话新诗等其他类别的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人生问题的许多方面，显示了文学革命在创作上的成果。
新潮社在编辑《新潮》之余，还出版《新潮丛书》与《文艺丛书》。新潮社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一些代卖机构，遍布北京、上海、天津、武昌、长沙、杭州、济南等地。随着这些杂志与书刊在全国的流传，文学革命前驱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圈子里，不再是“寂寞”的，而是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北大的进步学生除了创办《新潮》月刊外，还办了《少年中国》杂志。《少年中国》杂志同样是受《新青年》的影响而出现的，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成为新文学革命最有力的阵地之一。此后，响应、支持文学革命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四、结语
接受过国内新式教育和留美教育的胡适，在延聘到北大后努力实践其教育理想，成为北大改制的核心成员之一。他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措施被校方采纳，促成了一系列重要变革。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氛围的支持下，胡适和一批同仁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积极推进新文学革命。北大许多学生深受胡适和其他新教育、新文学前驱的影响，他们不仅是新文学的读者还是积极的参加者，为深化与推广文学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具有新思想、新观念并且能够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大任教的胡适这一典型个案，可以看到新教育与新文学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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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云志.胡适年谱[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61.
[3]?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A].蔡元培全集.第三卷[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42.
[4]?胡明.胡适评传:上册[M].第3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北京大学日刊[N].1922-12-17.
[6]?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8.
[7]?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4.
[8]?胡适.致陈独秀的信[Ｎ].新青年?三卷三号.1917.
[9]?陈独秀.文学革命军[A].胡适文集.第二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责任编辑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