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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四本CSSCI期刊2006~2009年的载文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作者群的成熟度。结果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业已形成学术集中地区，但学术成果产出机构性质比较单一；高等教育研究作者队伍规模庞大，但新、老作者结构不合理，尚未形成稳定的高产核心作者群；非教育学科背景作者对高等教育研究介入较少；高引文率显示学科内部联系相当密切，但研究者之间合作程度低，且其自身的研究普遍缺乏连续性；研究者对专著和期刊论文保持高度关注的同时，网络资源也成为重要参考源；新近8年内出版的文献对现时研究最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期刊；作者成熟度；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11）０3-0088-08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至今，业已成为蔚为大观的多学科研究领域，并形成规模相当庞大的研究群体。高等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知识群落中的“学科自主性”程度及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作者的成熟度。作者成熟度并不是一个绝对量，它代指作者群整体情况，显示出一个学科的相对成熟水平。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出发，论文作者成熟度主要通过两个指标来反映：一是学术论文的发文情况，包括发文量、合著程度、作者增复量和活跃作者群；二是学术论文的引文状况，包括引文的数量、类型、语种、最大引文年限、自引和被引情况等。另外，核心作者群的个体信息，包括年龄、职称、职务、单位，也构成定量分析的重要内容。
鉴于教育研究期刊数量众多，不同作者对于每种期刊的认同度有所不同，而且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过于广泛，不便于统计。为了更能具有代表性地集中反映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作者的成熟度，我们选择了近年来期刊“被引总量”、“被引广度”和“影响因子”排名靠前的四本CSSCI高等教育研究期刊作为统计源：《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现代大学教育》［1］(P168)。对四本高质量刊物的统计分析能够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情况做出有效推断。在论文选取中，剔除了书讯、博士论文介绍、学术会议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章，最终筛选出2006~2009年刊载的1 874篇论文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考虑到书评和会议综述富含重要学术信息，因此也在统计分析之列)。利用SPSS17. 0统计软件及文献计量学的定律和计算方法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来源的统计分析
对论文来源的统计分析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不同社会团体与机构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情况及科研现状［2］。本文从两个方面对论文的来源进行了分析本文中作者的姓名、单位等情况的统计均按第一作者进行。统计姓名时，按单位逐个校对，不存在重名现象；统计作者单位时，按第一单位进行。统计作者人数时，对以课题组署名的论文，作者数记为5，以示区别。：第一作者单位以及单位所在的地区，以此来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机构及核心区域；国外来稿所占的比例，这能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及专业期刊的影响力。
（一）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和地区分布因有专门针对国外来稿的统计分析，因此此处“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和地区分布”中只统计国内作者。
从作者单位分布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成果主要产出于高校，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共计12所学校（占本文所统计362个第一作者单位的3%）发表了4本核心期刊上50%的论文，学术研究的核心机构已经显现。统计第一作者单位还可发现，华中科技大学出现的次数最多，其四年的发文量占所有被统计文献的十分之一还多，论文来源地高度集中。另外，以“教育部”署名的文章只占全部的0. 7%，而政府其他机构或者民间组织在这一领域则鲜有涉及，论文来源机构性质单一。
从作者地区分布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主要集中于北京、湖北、湖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几省份，其中北京最为突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了北京、湖北、湖南、江苏、浙江、上海、福建七大学术重镇。这些区域云集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丰富的院校以及高产的作者群体(见图1)。
（二）国外文献的刊载及作者国别的分布情况
国外稿源的刊载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本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外国作者主动的）国际学术交流状况本文对国外作者在四本统计源期刊上的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在统计的过程中区分了国外作者主动来稿和国内作者翻译的文章，国内作者翻译的文章不算在此处分析范围内。。
统计结果显示，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德国以及同在东亚的日本是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主动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交流较为频繁的国家。但四本期刊在四年期间总共刊载了69篇国外作者的文章，仅占总量的3.6%，国际化程度较低（见表1）。
二、作者发文情况分析
如果说对论文来源的描述是对中国高教研究核心期刊载文情况在宏观层面上的把握，那么作者发文情况分析就是对作者成熟度在中观层面上的观察，而更进一步的论文引文分析则是微观层面上的探究。作者发文情况是某学科领域科研人员成熟度的重要外部特征，作者发文量、合著情况、活跃作者群、作者增复量以及作者年龄分布等是衡量这一特征的重要指标。
（一）作者发文量分析
某一学科领域中，撰文者所发表的文献数多寡有别，文献数量与作者著述能力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因此对文献作者发文量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领域作者研究能力的强弱。根据洛特卡定律，某一学科中，撰写x篇论文的作者数yx与其所撰写的论文数x间存在下述反比关系：
yx=c/xn（式1）
其中c约等于0.6，即著文一篇的低产作者在作者总数中所占比例应为60%左右。
本文所统计的1 874篇论文中，共涉及1 323位第一作者，其中发文量仅1篇的低产作者占了77.32%，高出洛特卡定律参数17%左右，而且发文量多于1篇的作者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作者的发文量仅2到3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有限，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作者队伍（见表2）。
（二）作者合作情况分析
对作者合作情况的分析通过合著率和合作度两个指标进行，能够反映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科研人员的学术团队情况。一般而言，合著率和合作度越高，说明作者的合作能力、交流深度越好，该学科的总体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1.合著率分析
合著率是指在特定的时域内某种（某类）期刊上发表的合著论文数与论文总数的比值。通过合著率可以得知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合作能力、研究中的配合程度及科研的交流深度。
2006~2009年四种期刊载文的整体合著率为37.44%。其中，28.87%的论文是两人合著的，最多的合著人数是5人。根据对各年份的单独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合著率有上升的趋势，但趋势不明显。与合著率相对应的独著率为62.56%，高比例的独著情况对应着现实中的大量独立研究，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独立研究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研究人员的合作能力不容乐观，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
2. 合作度分析
合作度指篇均作者数，即作者人数与文章篇数的比值。本文所统计期刊上发文的作者总数为2766人，而文章总篇数为1 874篇，因此合作度为1.48人/篇。另外，对各年合作度的分别统计显示，合作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增速缓慢且不稳定，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合作意识亟需加强。
（三）作者增复量分析
作者增复量指新增量与重复量，它是衡量一个研究领域内作者队伍的稳定与更新状况的指标由于作者的增复量更多地用于分析与测量某一种刊物发文的作者量，因此我们在统计的过程中将四种期刊假作一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参考：郭薇,常健.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作者成熟度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学海,2008.(4).。一定时期内，在某一研究领域，作者的新增量与重复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如洛特卡定律所示：
S/N+T/N=1 （式2）
式2中，N为某一段时期内的发文总量，S是初次作为第一作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新作者，T是多次撰文的老作者, S/N即为作者的新增量，T/N为作者的重复量［3］。如果S/N趋近于1，即发表论文的全部为新作者，说明该研究领域的论文作者更新频繁，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然而科研队伍不够稳定，核心作者群还未形成；反之，如果T/N趋近于1，则表明该领域的论文作者变化不大，作者群比较稳定，但后继力量缺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研究人员结构老化的问题。在理想状态下，设用L代表区间内发表论文最多的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则有：
SZ=1/∑Li=11i(式3)
经计算，L=15，S/N的理论最佳值为0.31，T/N的理论最佳值为0.69。而本文统计显示，四年来，四本期刊的作者新增量数值在0.63~0.82之间波动，总的新增量为0.73，振幅较大且趋近于1；而老作者的重复量仅在0.18~0.37之间波动，总重复量为0.27(见表4)。新增量（0.73）和重复量（0.29）分别与其理论最佳值（0.31和0.69）的严重偏离和几近颠倒状态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群还处于不成熟的成长阶段，瞬时作者过多，老作者力量弱小。
（四）活跃作者群分析
1. 核心作者分析
要考察学科作者成熟度，仅仅用洛特卡定律揭示作者发文总体情况以及用作者增复量来分析新老作者的比例关系还远远不够。进一步的分析需要深入到作者群体内部，应用普赖斯定律（Price Law）来分析核心作者情况。“核心作者”指每个学科中发表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对核心作者群的分析，能预测、估计和揭示该学科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以及学术团队的实力。
普赖斯定律认为，核心作者中发表论文最少的论文数Nmin与发表论文最多的论文数Nmax存在如下关系：
Nmin=0.749×（Nmax）1/2（式4）
只有发表论文数在Nmin以上的作者才可以称为核心作者。根据表4的数据可知，Nmax=15，代入式4计算可得Nmin≈2.9，即发表文章在3篇（含）以上的作者才可以算作该统计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经统计：在1 323个第一作者中，核心作者人数为124人，比例为9.37%；发表的论文数498篇，占总论文数的26.57%，即约1/10的作者发表了1/4的论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核心作者的力量有所体现（见表5）。根据普赖斯的理论，只有当“核心作者发文量约占总发文量的50%”时，该学科的高产作者群才算形成，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高产作者群并没有形成，在核心作者群中，很多作者核心而不高产，大批低产作者充斥其间。
2. 高产核心作者分析
高产核心作者是指核心作者群中发表论文较多的作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学术影响力很强，是本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根据普赖斯定律：
R=0.812N/n1/2（式5）N为核心作者人数，n为发表论文数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
和表5计算可得， R=26人，即：若将核心作者发文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列，排名在前26位的作者为高产核心作者。在本研究的统计数据中，由于发文4篇的作者共有32人，需要一并计入高产核心作者之列，共55人，占核心作者总数的44.35%；发文总量为291篇，占核心作者发文量的58.4%；人均发表论文5.2篇。可见，核心作者中高产部分的“高产”并不明显，高产核心作者力量尚单薄。
高产核心作者分布较多的单位是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这些学校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机构。在职称分布上，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正高（教授、研究员），其次是副高（副教授、副研究员），而讲师、博士生等很少，这说明作者产出水平与其职称高低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高产核心作者中有行政职务的为25人，约占45%，以校长、院长居多，这说明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和经验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具有推动作用。
（五）作者年龄分布分析
通过对作者年龄的分析，可以研究现阶段高等教育研究队伍是否呈现老化、断层状态。在本文中，剔除重复作者、年龄缺省的作者，最终统计作者总数为1 039人。将作者的年龄分为8段，即：20~29，30~39，40~49，50~59，60~69，70~79，80~89，90~99，人数分别为：40人、317人、457人、162人、35人、22人、5人、1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为24岁，最大的为93岁此项分析中以第一作者为准。。
可以看出，作者在30~59岁之间的居多，尤其是40~49岁之间的作者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两端较少，这说明高等教育研究队伍的年长作者逐渐退隐，年轻作者初步显现，但力量还很弱，中年作者群体成为研究队伍的主力军，年龄分布基本符合正偏态分布，高等教育领域没有出现老化和断层现象。另外，年龄在59岁以上的年长作者人数为18人，占总人数的32.7%，说明年长作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六）作者学科背景分析
高等教育学科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作者有一些是非教育学科的学者。这能够反映出高等教育研究跨学科跨专业的程度。本项研究对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了统计。论文作者总人数总为2 766人，非教育学科作者人数为453人，占总数的16.38%。从论文年份看，总比例（16.38%）比平均比例（16.21%）稍高，非教育学科作者比例在经历了07、08年的下滑之后，在09年又开始出现上升趋势，但是速度比较缓慢。这说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没有形成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研究的态势，教育学科，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背景的学者构成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力。
三、论文引文分析
“没有一篇科学论文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被深嵌在整个学科的文献体系之中” ［4］(P370)，科学研究中的这种“深嵌”体现在文献之间的相互引用上。那些被引用的、较早发表的文献就是引文，引文是后文的某些观点出自前文的信息证明。而引文分析，就是利用图论、模糊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对文献的施引或被引现象与规律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及规律［4］(P371)。引文分析对于研究某一学科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定量地揭示这一学科研究的纵向继承与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可以把现有研究横向切开，展示该学科领域内各国、各问题域研究相互交叉、联系的现状。
对引文做分析可以从许多角度着手，本文的分析主要从引文情况（引文数量、语种、类型、年份、引文标注规范性）、自引情况、被引情况三个角度进行。
（一）引文情况分析
1. 引文数量分析
引文数量是指某一时期内所引用文献的多少。引文数量反映科学研究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它可以作为衡量研究者吸收情报能力的一个指标，同时也反映着学科的成熟水平和完善程度。引文量有两个重要衡量指标：引文率和篇均引文数。前者指的是有引文的论文数与论文总数之比，它是整个学科研究者研究和著述习惯的一个参照；后者指每篇论文平均具有的引文数，它反映论文作者引用文献的广度，也即学科研究的关联性。此外，对引文量随时间变化趋势所做的纵向描绘可以反映出学科内研究者利用和吸收信息能力的变化情况，对引文项数和引文篇数的数量对比可以反映研究者阅读文献的广度和深度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本文所选取的1 874篇论文中，有引文的论文为1 702篇，引文率为90.82%。1 702篇论文的引文总量为20 155条，其中单篇最大引文量为61，篇均引文量为10.76（见表7）。从时间变化趋势看，2006年以来，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的总引文量和篇均引文量均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对不同年份篇均引文数的差异显著性检验显示，06与07年、08与09年的篇均引文数均差异极其显著，即09年、07年的篇均引文数都分别比上一年明显增加。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已有研究成果和已发表文献的利用和吸收信息的能力都在逐渐提高。
2. 引文语种分析
引文语种分析最常用的分析项目是引文语种分布。通过引文语种分析，可以了解高等教育研究者使用各种语言、吸收国外信息、跟踪世界科研前沿的能力，以及国家间学术交流的水平和语言对科学文献交流的影响。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期刊上刊载的绝大多数都是国内作者的论文，因此通过观察引文中外文引文的数量特征还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程度，以及国内作者对不同语种国家的关注程度的不同。
经统计，在所有的20 155条引文中，中文引文有14 744条，占到近3/4的比例。在剩下的占总引文数1/4的外文语种引文中，英语以5 114条独占鳌头，日、法、德、韩语引文分别只有175、31、80和11条，其他语种文献未见引用（见表8）。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参照的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内，与国际交流相对较少，而英语文献是高等教育研究作者群参阅的第一国外信息源。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中英语引文量呈逐渐增加趋势，且2007~2008年间突飞猛进；日、法、韩语引文量各年来都维持在稳定的低水平；德语引文2007年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年份。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所选4本高教研究期刊上发文的外国作者所著论文中，没有一篇引用中国作者的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著作的介入门槛高，以及中国高教学科研究高水平成果产出能力较弱的现状。
3. 引文类型分析
引文类型分析是对论文引文的类型分布所作的统计分析。通过了解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我们可以获知该学科作者群获取前人学术成果和其他相关信息的来源情况。又由于对于不同类型文献来说，其出现的时间和内容的时效性都有所不同，因此引文类型分析还可以反映作者群获取和利用新文献类型及新信息的能力。
本文按照国家文献标准并根据所统计论文实际情况，将引文类型分为：专著［M］、期刊［J］、报纸［N］、电子文献［OL］、论文集［C］、学位论文［D］和其他（报告、辞典、标准等）七种。经统计，在明确标注类型的总共20 140条引文中，专著为8 455条，占41.98%，期刊为7 154条，占35.52%，两者合计占77.50%，这说明专著和期刊是高等教育研究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文献源。在其他类型中，报纸、文集和其他类型引文分别以645条（3.20%）、936（4.65%）1 116条（5.54%）的比例基本保持均衡。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类引文以1 608条（7.98%）的比例领先于专著和期刊之外的其他文献类型，且自2006年以来此类引文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这说明网络资源服务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功能日益突显（见表9，图3）。另外，在“其他”类型中，报告类引文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4. 引文标注规范性分析
本文所指引文标注规范性是指引文列表中逐条引文的引文类型、引文出版年份等信息的完整程度。引文标注规范与否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论文作者从事学术工作的严谨程度。
经统计，在本文所分析的20 155条引文中，文献类型没有标出且无从判断的有15条，比例微乎其微；而引文年份没有标出的则有665条，占总数的3.30%，比例较大，这说明中国高教学科作者群在参阅和罗列引文时对引文出版年份关注程度较弱。更有极少数作者，在列引文时只列引文的作者和引文题目，引文类型、引文出处、引文年份等一概忽略，引文标注极为不规范。
（二）自引情况分析
自引就是作者引用自己之前所发表过的著作。自引情况一方面有“禁锢封闭之嫌”，一方面却能反映出一位作者研究的承接性与连续性［4］(P180)。对于自引情况的统计分析一般有两个指标：自引率和自引篇率。自引率即为所统计的文章中自引的条数与引文总条数的比，自引率越高，表明论文作者完成科研成果的比率越大［3］。自引篇率，即为所统计的文章中，有自引的文章数与统计总数的比，自引篇率的高低反映出作者研究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强弱。
本文所统计的1 874篇论文的自引率为0.02，表明在这四种刊物的作者所引用的文献中有2%是自己完成的。自引篇率为0.17，表明有17%的论文与作者们之前的研究成果相关，与之具有继承性（见表10）。这两个数值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缺乏足够的连续性，学者们普遍缺乏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持久研究。
（三）被引情况分析
被引情况分析可以从论文和作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本文的被引情况数据均取自“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资源总库，采用逐条检索的方式。鉴于该数据库有不断更新的特点，本文所录入的数据仅限于CNKI现有的即时数据，不考虑更新增加的情况。在检索过程中没有显示有被引情况的均以0条记录。。前者包括单篇文章的被引频次分析和高频被引文章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与影响力论文的分布情况、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主题方向；后者指对高频被引作者的分析，是对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作者分布的测量。鉴于本研究作者群覆盖面局限于四本期刊，所以仅对单篇文章被引频次进行分析。
在所有的1 874篇文章中，总被引频次为8 080次，篇均被引频次为4.31次。其中，有667篇文章（占论文总数35.59%）的被引频次为0，即完全没有被引用过；被引频次为1的有259篇（13.82%）；被引频次为2的有171篇（9.12%）；被引频次为3的有142篇（7.58%）；被引频数为4的有112篇（5.97%）。被引频次在10次以内的论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88.58%，可见大多数文章的被引频次集中在10次以内。这在被引频次分布箱图（图3）中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所有论文被引频次的四分位数是0、2、5，论文被引频次在0~5之间密集分布，在10以内趋近完毕；10~50之间随数值的增大，点逐渐稀疏；极少量散点在50以外零星排列。最大被引频次（113）与最小被引频次（0）之间的跨度巨大——为113。
（四）注释分析
注释分析指的是对论文有无注释、注释数量和注释内容等的分析。一篇论文有无注释和注释多少通常可以反映作者做研究及行文的严谨性和规范程度，而注释内容则可以反映作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研究需要，本文只从注释率和篇均注释数两个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注释情况。
本文所统计1 874篇论文的注释率是24.44%，即大约1/4的高教研究期刊论文具有至少1条注释。1 874篇论文的篇均注释数为0.85，即平均每篇论文有不到1条注释。注释率偏低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现状（见表11）。
四 结 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期刊作者发文情况、引文情况及作者群体特征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得出以下有助于反思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结论：
其一，高等教育学科的核心作者群已然形成，但高产作者不突出；非核心作者群中瞬时作者过多。高产核心作者群是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引领着学科建设走向专业化。鉴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主要集中于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所以应以这些重点高校为依托，突出研究选题，形成研究范式，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不同学派争鸣的局面。
其二，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期刊论文较低的自引率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在选题上缺乏持续的关注。持续关注是深入研究的前提，有利于专深、高层次研究问题域的形成，而瞬息即逝、浅尝辄止或一哄而上的研究则会严重影响学科建设水平。因此，高等教育研究者一方面要注意在选题时不要盲目追赶时尚，应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研究选题；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其三，从引文和注释分析结果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学术规范亟待加强。对英美等英语国家的高度关注有利于我们借鉴其先进理念和制度，但仅仅把目光锁定少数发达国家将造成学术视野过于狭窄。加强对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小语种的学术成果的关注和吸收，能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学科的成熟还倚重于研究者对学术规范的认同和践行。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学术规范的重视程度较低，因此，加强研究的学术规范是高等教育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诉求。
［参考文献］
［１］ 龚放.2005-2006年我国教育学期刊影响力评—基于CSSCI的统计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1): 160-173.
［2］ 吕国光,柴江.对《教育研究》杂志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鄂州大学学报,2007,14(3): 65-69.
［3］ 郭薇,常健.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作者成熟度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学海,2008(4):92-99.
［4］ 王崇德.文献计量学引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Bibliometric Study on the Maturity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 in China
—Based on the CSSCI Literature
LIN Jie， WANG Jun，GUO Shu-ling，ZHAO Wu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analyze statistically the text information in four CSSCI journal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within the last four years, so as to reveal the maturity of researchers. It indicates that: first,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formed academic concentration area, but the character of academic output institutions is single; second, large groups of authors exist, but in an irrational proportion of new and constant ones, not to form stable high-yielding teams; third, researchers from other fields get little involved; fourth, although high citation rate shows close internal academic links, there lacks high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and their own research cannot always keep consistent; fifth, researchers take great notice of monographs and journal articles, together with network resources; sixth, the most valuable literatures are those being published in recent 8 year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ore journals; maturity of author; bibliometrics
(责任编辑 李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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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期刊；作者成熟度；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11）０3-0088-08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至今，业已成为蔚为大观的多学科研究领域，并形成规模相当庞大的研究群体。高等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知识群落中的“学科自主性”程度及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作者的成熟度。作者成熟度并不是一个绝对量，它代指作者群整体情况，显示出一个学科的相对成熟水平。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出发，论文作者成熟度主要通过两个指标来反映：一是学术论文的发文情况，包括发文量、合著程度、作者增复量和活跃作者群；二是学术论文的引文状况，包括引文的数量、类型、语种、最大引文年限、自引和被引情况等。另外，核心作者群的个体信息，包括年龄、职称、职务、单位，也构成定量分析的重要内容。
鉴于教育研究期刊数量众多，不同作者对于每种期刊的认同度有所不同，而且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过于广泛，不便于统计。为了更能具有代表性地集中反映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作者的成熟度，我们选择了近年来期刊“被引总量”、“被引广度”和“影响因子”排名靠前的四本CSSCI高等教育研究期刊作为统计源：《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现代大学教育》［1］(P168)。对四本高质量刊物的统计分析能够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情况做出有效推断。在论文选取中，剔除了书讯、博士论文介绍、学术会议通知等非学术性文章，最终筛选出2006~2009年刊载的1 874篇论文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考虑到书评和会议综述富含重要学术信息，因此也在统计分析之列)。利用SPSS17. 0统计软件及文献计量学的定律和计算方法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来源的统计分析
对论文来源的统计分析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不同社会团体与机构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情况及科研现状［2］。本文从两个方面对论文的来源进行了分析本文中作者的姓名、单位等情况的统计均按第一作者进行。统计姓名时，按单位逐个校对，不存在重名现象；统计作者单位时，按第一单位进行。统计作者人数时，对以课题组署名的论文，作者数记为5，以示区别。：第一作者单位以及单位所在的地区，以此来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机构及核心区域；国外来稿所占的比例，这能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及专业期刊的影响力。
（一）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和地区分布因有专门针对国外来稿的统计分析，因此此处“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和地区分布”中只统计国内作者。
从作者单位分布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成果主要产出于高校，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共计12所学校（占本文所统计362个第一作者单位的3%）发表了4本核心期刊上50%的论文，学术研究的核心机构已经显现。统计第一作者单位还可发现，华中科技大学出现的次数最多，其四年的发文量占所有被统计文献的十分之一还多，论文来源地高度集中。另外，以“教育部”署名的文章只占全部的0. 7%，而政府其他机构或者民间组织在这一领域则鲜有涉及，论文来源机构性质单一。
从作者地区分布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主要集中于北京、湖北、湖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几省份，其中北京最为突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了北京、湖北、湖南、江苏、浙江、上海、福建七大学术重镇。这些区域云集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丰富的院校以及高产的作者群体(见图1)。
（二）国外文献的刊载及作者国别的分布情况
国外稿源的刊载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本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外国作者主动的）国际学术交流状况本文对国外作者在四本统计源期刊上的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在统计的过程中区分了国外作者主动来稿和国内作者翻译的文章，国内作者翻译的文章不算在此处分析范围内。。
统计结果显示，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德国以及同在东亚的日本是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主动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交流较为频繁的国家。但四本期刊在四年期间总共刊载了69篇国外作者的文章，仅占总量的3.6%，国际化程度较低（见表1）。
二、作者发文情况分析
如果说对论文来源的描述是对中国高教研究核心期刊载文情况在宏观层面上的把握，那么作者发文情况分析就是对作者成熟度在中观层面上的观察，而更进一步的论文引文分析则是微观层面上的探究。作者发文情况是某学科领域科研人员成熟度的重要外部特征，作者发文量、合著情况、活跃作者群、作者增复量以及作者年龄分布等是衡量这一特征的重要指标。
（一）作者发文量分析
某一学科领域中，撰文者所发表的文献数多寡有别，文献数量与作者著述能力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因此对文献作者发文量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领域作者研究能力的强弱。根据洛特卡定律，某一学科中，撰写x篇论文的作者数yx与其所撰写的论文数x间存在下述反比关系：
yx=c/xn（式1）
其中c约等于0.6，即著文一篇的低产作者在作者总数中所占比例应为60%左右。
本文所统计的1 874篇论文中，共涉及1 323位第一作者，其中发文量仅1篇的低产作者占了77.32%，高出洛特卡定律参数17%左右，而且发文量多于1篇的作者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作者的发文量仅2到3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有限，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作者队伍（见表2）。
（二）作者合作情况分析
对作者合作情况的分析通过合著率和合作度两个指标进行，能够反映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科研人员的学术团队情况。一般而言，合著率和合作度越高，说明作者的合作能力、交流深度越好，该学科的总体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1.合著率分析
合著率是指在特定的时域内某种（某类）期刊上发表的合著论文数与论文总数的比值。通过合著率可以得知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合作能力、研究中的配合程度及科研的交流深度。
2006~2009年四种期刊载文的整体合著率为37.44%。其中，28.87%的论文是两人合著的，最多的合著人数是5人。根据对各年份的单独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合著率有上升的趋势，但趋势不明显。与合著率相对应的独著率为62.56%，高比例的独著情况对应着现实中的大量独立研究，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独立研究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研究人员的合作能力不容乐观，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
2. 合作度分析
合作度指篇均作者数，即作者人数与文章篇数的比值。本文所统计期刊上发文的作者总数为2766人，而文章总篇数为1 874篇，因此合作度为1.48人/篇。另外，对各年合作度的分别统计显示，合作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增速缓慢且不稳定，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合作意识亟需加强。
（三）作者增复量分析
作者增复量指新增量与重复量，它是衡量一个研究领域内作者队伍的稳定与更新状况的指标由于作者的增复量更多地用于分析与测量某一种刊物发文的作者量，因此我们在统计的过程中将四种期刊假作一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参考：郭薇,常健.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作者成熟度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学海,2008.(4).。一定时期内，在某一研究领域，作者的新增量与重复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如洛特卡定律所示：
S/N+T/N=1 （式2）
式2中，N为某一段时期内的发文总量，S是初次作为第一作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新作者，T是多次撰文的老作者, S/N即为作者的新增量，T/N为作者的重复量［3］。如果S/N趋近于1，即发表论文的全部为新作者，说明该研究领域的论文作者更新频繁，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然而科研队伍不够稳定，核心作者群还未形成；反之，如果T/N趋近于1，则表明该领域的论文作者变化不大，作者群比较稳定，但后继力量缺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研究人员结构老化的问题。在理想状态下，设用L代表区间内发表论文最多的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则有：
SZ=1/∑Li=11i(式3)
经计算，L=15，S/N的理论最佳值为0.31，T/N的理论最佳值为0.69。而本文统计显示，四年来，四本期刊的作者新增量数值在0.63~0.82之间波动，总的新增量为0.73，振幅较大且趋近于1；而老作者的重复量仅在0.18~0.37之间波动，总重复量为0.27(见表4)。新增量（0.73）和重复量（0.29）分别与其理论最佳值（0.31和0.69）的严重偏离和几近颠倒状态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群还处于不成熟的成长阶段，瞬时作者过多，老作者力量弱小。
（四）活跃作者群分析
1. 核心作者分析
要考察学科作者成熟度，仅仅用洛特卡定律揭示作者发文总体情况以及用作者增复量来分析新老作者的比例关系还远远不够。进一步的分析需要深入到作者群体内部，应用普赖斯定律（Price Law）来分析核心作者情况。“核心作者”指每个学科中发表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对核心作者群的分析，能预测、估计和揭示该学科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以及学术团队的实力。
普赖斯定律认为，核心作者中发表论文最少的论文数Nmin与发表论文最多的论文数Nmax存在如下关系：
Nmin=0.749×（Nmax）1/2（式4）
只有发表论文数在Nmin以上的作者才可以称为核心作者。根据表4的数据可知，Nmax=15，代入式4计算可得Nmin≈2.9，即发表文章在3篇（含）以上的作者才可以算作该统计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经统计：在1 323个第一作者中，核心作者人数为124人，比例为9.37%；发表的论文数498篇，占总论文数的26.57%，即约1/10的作者发表了1/4的论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核心作者的力量有所体现（见表5）。根据普赖斯的理论，只有当“核心作者发文量约占总发文量的50%”时，该学科的高产作者群才算形成，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高产作者群并没有形成，在核心作者群中，很多作者核心而不高产，大批低产作者充斥其间。
2. 高产核心作者分析
高产核心作者是指核心作者群中发表论文较多的作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学术影响力很强，是本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根据普赖斯定律：
R=0.812N/n1/2（式5）N为核心作者人数，n为发表论文数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
和表5计算可得， R=26人，即：若将核心作者发文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列，排名在前26位的作者为高产核心作者。在本研究的统计数据中，由于发文4篇的作者共有32人，需要一并计入高产核心作者之列，共55人，占核心作者总数的44.35%；发文总量为291篇，占核心作者发文量的58.4%；人均发表论文5.2篇。可见，核心作者中高产部分的“高产”并不明显，高产核心作者力量尚单薄。
高产核心作者分布较多的单位是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这些学校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机构。在职称分布上，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正高（教授、研究员），其次是副高（副教授、副研究员），而讲师、博士生等很少，这说明作者产出水平与其职称高低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高产核心作者中有行政职务的为25人，约占45%，以校长、院长居多，这说明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和经验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具有推动作用。
（五）作者年龄分布分析
通过对作者年龄的分析，可以研究现阶段高等教育研究队伍是否呈现老化、断层状态。在本文中，剔除重复作者、年龄缺省的作者，最终统计作者总数为1 039人。将作者的年龄分为8段，即：20~29，30~39，40~49，50~59，60~69，70~79，80~89，90~99，人数分别为：40人、317人、457人、162人、35人、22人、5人、1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为24岁，最大的为93岁此项分析中以第一作者为准。。
可以看出，作者在30~59岁之间的居多，尤其是40~49岁之间的作者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两端较少，这说明高等教育研究队伍的年长作者逐渐退隐，年轻作者初步显现，但力量还很弱，中年作者群体成为研究队伍的主力军，年龄分布基本符合正偏态分布，高等教育领域没有出现老化和断层现象。另外，年龄在59岁以上的年长作者人数为18人，占总人数的32.7%，说明年长作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六）作者学科背景分析
高等教育学科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作者有一些是非教育学科的学者。这能够反映出高等教育研究跨学科跨专业的程度。本项研究对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了统计。论文作者总人数总为2 766人，非教育学科作者人数为453人，占总数的16.38%。从论文年份看，总比例（16.38%）比平均比例（16.21%）稍高，非教育学科作者比例在经历了07、08年的下滑之后，在09年又开始出现上升趋势，但是速度比较缓慢。这说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没有形成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研究的态势，教育学科，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背景的学者构成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力。
三、论文引文分析
“没有一篇科学论文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被深嵌在整个学科的文献体系之中” ［4］(P370)，科学研究中的这种“深嵌”体现在文献之间的相互引用上。那些被引用的、较早发表的文献就是引文，引文是后文的某些观点出自前文的信息证明。而引文分析，就是利用图论、模糊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对文献的施引或被引现象与规律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及规律［4］(P371)。引文分析对于研究某一学科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定量地揭示这一学科研究的纵向继承与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可以把现有研究横向切开，展示该学科领域内各国、各问题域研究相互交叉、联系的现状。
对引文做分析可以从许多角度着手，本文的分析主要从引文情况（引文数量、语种、类型、年份、引文标注规范性）、自引情况、被引情况三个角度进行。
（一）引文情况分析
1. 引文数量分析
引文数量是指某一时期内所引用文献的多少。引文数量反映科学研究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它可以作为衡量研究者吸收情报能力的一个指标，同时也反映着学科的成熟水平和完善程度。引文量有两个重要衡量指标：引文率和篇均引文数。前者指的是有引文的论文数与论文总数之比，它是整个学科研究者研究和著述习惯的一个参照；后者指每篇论文平均具有的引文数，它反映论文作者引用文献的广度，也即学科研究的关联性。此外，对引文量随时间变化趋势所做的纵向描绘可以反映出学科内研究者利用和吸收信息能力的变化情况，对引文项数和引文篇数的数量对比可以反映研究者阅读文献的广度和深度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本文所选取的1 874篇论文中，有引文的论文为1 702篇，引文率为90.82%。1 702篇论文的引文总量为20 155条，其中单篇最大引文量为61，篇均引文量为10.76（见表7）。从时间变化趋势看，2006年以来，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的总引文量和篇均引文量均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对不同年份篇均引文数的差异显著性检验显示，06与07年、08与09年的篇均引文数均差异极其显著，即09年、07年的篇均引文数都分别比上一年明显增加。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已有研究成果和已发表文献的利用和吸收信息的能力都在逐渐提高。
2. 引文语种分析
引文语种分析最常用的分析项目是引文语种分布。通过引文语种分析，可以了解高等教育研究者使用各种语言、吸收国外信息、跟踪世界科研前沿的能力，以及国家间学术交流的水平和语言对科学文献交流的影响。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期刊上刊载的绝大多数都是国内作者的论文，因此通过观察引文中外文引文的数量特征还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程度，以及国内作者对不同语种国家的关注程度的不同。
经统计，在所有的20 155条引文中，中文引文有14 744条，占到近3/4的比例。在剩下的占总引文数1/4的外文语种引文中，英语以5 114条独占鳌头，日、法、德、韩语引文分别只有175、31、80和11条，其他语种文献未见引用（见表8）。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参照的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内，与国际交流相对较少，而英语文献是高等教育研究作者群参阅的第一国外信息源。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中英语引文量呈逐渐增加趋势，且2007~2008年间突飞猛进；日、法、韩语引文量各年来都维持在稳定的低水平；德语引文2007年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年份。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所选4本高教研究期刊上发文的外国作者所著论文中，没有一篇引用中国作者的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著作的介入门槛高，以及中国高教学科研究高水平成果产出能力较弱的现状。
3. 引文类型分析
引文类型分析是对论文引文的类型分布所作的统计分析。通过了解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我们可以获知该学科作者群获取前人学术成果和其他相关信息的来源情况。又由于对于不同类型文献来说，其出现的时间和内容的时效性都有所不同，因此引文类型分析还可以反映作者群获取和利用新文献类型及新信息的能力。
本文按照国家文献标准并根据所统计论文实际情况，将引文类型分为：专著［M］、期刊［J］、报纸［N］、电子文献［OL］、论文集［C］、学位论文［D］和其他（报告、辞典、标准等）七种。经统计，在明确标注类型的总共20 140条引文中，专著为8 455条，占41.98%，期刊为7 154条，占35.52%，两者合计占77.50%，这说明专著和期刊是高等教育研究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文献源。在其他类型中，报纸、文集和其他类型引文分别以645条（3.20%）、936（4.65%）1 116条（5.54%）的比例基本保持均衡。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类引文以1 608条（7.98%）的比例领先于专著和期刊之外的其他文献类型，且自2006年以来此类引文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这说明网络资源服务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功能日益突显（见表9，图3）。另外，在“其他”类型中，报告类引文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4. 引文标注规范性分析
本文所指引文标注规范性是指引文列表中逐条引文的引文类型、引文出版年份等信息的完整程度。引文标注规范与否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论文作者从事学术工作的严谨程度。
经统计，在本文所分析的20 155条引文中，文献类型没有标出且无从判断的有15条，比例微乎其微；而引文年份没有标出的则有665条，占总数的3.30%，比例较大，这说明中国高教学科作者群在参阅和罗列引文时对引文出版年份关注程度较弱。更有极少数作者，在列引文时只列引文的作者和引文题目，引文类型、引文出处、引文年份等一概忽略，引文标注极为不规范。
（二）自引情况分析
自引就是作者引用自己之前所发表过的著作。自引情况一方面有“禁锢封闭之嫌”，一方面却能反映出一位作者研究的承接性与连续性［4］(P180)。对于自引情况的统计分析一般有两个指标：自引率和自引篇率。自引率即为所统计的文章中自引的条数与引文总条数的比，自引率越高，表明论文作者完成科研成果的比率越大［3］。自引篇率，即为所统计的文章中，有自引的文章数与统计总数的比，自引篇率的高低反映出作者研究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强弱。
本文所统计的1 874篇论文的自引率为0.02，表明在这四种刊物的作者所引用的文献中有2%是自己完成的。自引篇率为0.17，表明有17%的论文与作者们之前的研究成果相关，与之具有继承性（见表10）。这两个数值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缺乏足够的连续性，学者们普遍缺乏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持久研究。
（三）被引情况分析
被引情况分析可以从论文和作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本文的被引情况数据均取自“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资源总库，采用逐条检索的方式。鉴于该数据库有不断更新的特点，本文所录入的数据仅限于CNKI现有的即时数据，不考虑更新增加的情况。在检索过程中没有显示有被引情况的均以0条记录。。前者包括单篇文章的被引频次分析和高频被引文章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与影响力论文的分布情况、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主题方向；后者指对高频被引作者的分析，是对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作者分布的测量。鉴于本研究作者群覆盖面局限于四本期刊，所以仅对单篇文章被引频次进行分析。
在所有的1 874篇文章中，总被引频次为8 080次，篇均被引频次为4.31次。其中，有667篇文章（占论文总数35.59%）的被引频次为0，即完全没有被引用过；被引频次为1的有259篇（13.82%）；被引频次为2的有171篇（9.12%）；被引频次为3的有142篇（7.58%）；被引频数为4的有112篇（5.97%）。被引频次在10次以内的论文占统计论文总量的88.58%，可见大多数文章的被引频次集中在10次以内。这在被引频次分布箱图（图3）中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所有论文被引频次的四分位数是0、2、5，论文被引频次在0~5之间密集分布，在10以内趋近完毕；10~50之间随数值的增大，点逐渐稀疏；极少量散点在50以外零星排列。最大被引频次（113）与最小被引频次（0）之间的跨度巨大——为113。
（四）注释分析
注释分析指的是对论文有无注释、注释数量和注释内容等的分析。一篇论文有无注释和注释多少通常可以反映作者做研究及行文的严谨性和规范程度，而注释内容则可以反映作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研究需要，本文只从注释率和篇均注释数两个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注释情况。
本文所统计1 874篇论文的注释率是24.44%，即大约1/4的高教研究期刊论文具有至少1条注释。1 874篇论文的篇均注释数为0.85，即平均每篇论文有不到1条注释。注释率偏低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现状（见表11）。
四 结 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期刊作者发文情况、引文情况及作者群体特征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得出以下有助于反思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结论：
其一，高等教育学科的核心作者群已然形成，但高产作者不突出；非核心作者群中瞬时作者过多。高产核心作者群是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引领着学科建设走向专业化。鉴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主要集中于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所以应以这些重点高校为依托，突出研究选题，形成研究范式，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不同学派争鸣的局面。
其二，高等教育研究核心期刊论文较低的自引率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在选题上缺乏持续的关注。持续关注是深入研究的前提，有利于专深、高层次研究问题域的形成，而瞬息即逝、浅尝辄止或一哄而上的研究则会严重影响学科建设水平。因此，高等教育研究者一方面要注意在选题时不要盲目追赶时尚，应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研究选题；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其三，从引文和注释分析结果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学术规范亟待加强。对英美等英语国家的高度关注有利于我们借鉴其先进理念和制度，但仅仅把目光锁定少数发达国家将造成学术视野过于狭窄。加强对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小语种的学术成果的关注和吸收，能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学科的成熟还倚重于研究者对学术规范的认同和践行。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学术规范的重视程度较低，因此，加强研究的学术规范是高等教育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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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Study on the Maturity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 in China
—Based on the CSSCI Literature
LIN Jie， WANG Jun，GUO Shu-ling，ZHAO Wu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analyze statistically the text information in four CSSCI journal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within the last four years, so as to reveal the maturity of researchers. It indicates that: first,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formed academic concentration area, but the character of academic output institutions is single; second, large groups of authors exist, but in an irrational proportion of new and constant ones, not to form stable high-yielding teams; third, researchers from other fields get little involved; fourth, although high citation rate shows close internal academic links, there lacks high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and their own research cannot always keep consistent; fifth, researchers take great notice of monographs and journal articles, together with network resources; sixth, the most valuable literatures are those being published in recent 8 year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ore journals; maturity of author; bibliometrics
(责任编辑 李震声)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