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彭德怀，斯大林眼中的天才军事家，毛泽东信赖的彭大将军，人民爱戴的布衣元帅，诗人眼中“真正的人”。他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同时也是从湘潭乌石彭家围子走出的“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以钢铁脊梁树起了一个人民至上的高贵灵魂，留下为了人民勇于担当的伟大精神。
舍生忘死担责不推
舍生忘死担责不推，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重要品质。旧社会挣扎求生的经历，在铸就他钢筋铁骨的同时，也成就了他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立下鸿鹄之志，要劫富济贫，为穷人找活路。在乌石“闹粜”被通缉、在西林围子闹工受驱逐、在华容怒斩欧盛清被抓捕的种种经历，磨砺了他为了人民舍生忘死的高尚人格。
“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18岁的彭德怀，投身湘军，是为了以“水滴石穿”之意志力，为痛苦中挣扎的人民谋出路。从“救国救民”到“三民主义”，他徘徊过，也迷茫过。作为国民党湘军中的一名悍将，周磐手下最能打仗的部下，一个原本饷银丰厚、前途远大的湘军团长，却偏要“离经叛道”，成为“犯上作乱”的“造反分子”，原因就在于为了人民。1928年，混沌中一句掷地有声的“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让青年彭德怀奔向共产主义事业的崭新一页正式翻开。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正值大革命面临重大挫折。许多原来参加革命的人犹豫了、变节了，但他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正如他晚年在自述中写的那样：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但我还是要求入党，愿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在“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建立工农红军”的庄严宣告中爆发。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的率领下，勇敢善战的红五军，同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道义在肩，赤胆报国。彭德怀一生听从党的召唤和人民的重托，从坚守井冈山，到开辟湘鄂赣苏区，再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二战长沙、长征开路、陕甘立马、百团大战、鏖战西北、抗美援朝，党和人民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写下一生的光辉奋斗史。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彭德怀有德有怀，无私无畏。在他看来，为国征战是军人的天职，临阵怯懦是军人的耻辱。他一生的战争档案里，从来没有不敢打的仗；打仗，就从战争中学，按党的指挥打。一张面向红旗矢志不移、饱经风霜却依旧坚毅果敢的面庞，一个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之中手执望远镜专注战况、无所畏惧傲然伫立的英武形象，一个面朝着鸭绿江对岸的寂静夜色单车疾驰而去的伟岸背影，写不尽的是一个时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真实彭德怀。
横刀立马担难不怯
横刀立马担难不怯，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勇敢气质。在湘军中，彭德怀就以勇猛赢得上司、同级、士兵的敬佩。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的勇敢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集中的体现，多次主动承担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在人民军队英勇善战的史册上留下了写不尽的光辉华章。
“忠义慨然冲宇宙，英雄从此震江山。”1929年1月，蒋介石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兵力，兵分五路大举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扬言要将红军“一网打尽”，要把井冈山“夷为平地”。危急关头，前委指示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掩护主力部队突出重围。彭德怀以大局为重，立马井冈，率领不足800人的红五军将士，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黄洋界哨口抗击15000余敌人，连续激战4天4夜，顺利掩护红四军完成转移。
1930年7月，红三军团一打长沙。战事初起，红军架浮桥渡浏阳河直攻长沙受挫，敌人出城反扑，红军伤亡极大。身为指挥者的彭德怀决意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站在浏阳河边，挥舞战刀激励战士，给予红军战士极大鞭策和鼓舞。经过激烈战斗，最终红军以少胜多，以弱克强，胜利攻占长沙城，并占领十天，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仓皇出逃。长沙一役，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城市的唯一战例。
“勇”字当先，锐气开道。面对强敌，彭德怀敢打硬仗、恶仗。在长征中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之战，他亲临江边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浴血奋战，血战三昼夜，出色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过江的任务，创造长征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战绩。之后他率红三军团勇破乌江防线，夺取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大壮红军士气，大灭敌人威风，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再后来，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震惊昆明、巧渡金沙江，长征路上，哪里需要彭德懷，彭德怀就横刀立马战斗在哪里。
临危请命担险不畏
临危请命担险不畏，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英雄本色。他参加革命后，多次勇挑重担、履险赴难、临危请命，表现出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向任何敌人和困难屈服的英雄气概。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然而，随着正面战场频遭挫折，国民党军队士气大减，山西局势大乱，全国上下都在为华北抗战的前途担忧。面对危局，身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挺身而出，11月5日，他在晋东向记者发表谈话，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1940年5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回延安，八路军指挥重担落在彭德怀肩上。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主动向党中央请战，巧妙运筹，有效指挥，在华北战场上发动了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百团大战”。这一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急难险重面前，彭德怀豁得出、顶得上、扛得住。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23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当时，敌我兵力为10：1。面对既要拖住敌人，又要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艰难任务，彭德怀临危请命，请求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毛泽东深受感动，动情地称赞道：“很好！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可谓肝胆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
彭德怀常说，大西北是我的第二故乡。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他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打算在西北地区“安下心，扎下根”。然而，正当彭德怀以主要精力运筹开发和建设大西北之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底，美军逼近三八线，扑向中国边境，企图一举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一时间，朝鲜危急，中国边境危急，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央决定派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部入朝作战。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彭德怀迎难而上，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然而当时，我军尚无直接同美军进行大规模战场较量的经验，任何一位将帅领衔出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仗打不好，不但影响新生的共和国的安危存亡，而且指挥员的一世英名也将付诸东流。但为了祖国和人民，不管风险有多大，任务有多艰巨，只要彭德怀奉了命，他就不顾个人生死利害去完成。
保和平，卫家乡，刚卸征衣又上鞍。此去经年，当彭德怀率领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再次凯旋之际，“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坚持真理担事不躲
坚持真理担事不躲，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纯真本源。他曾经自我评论：“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做得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在他的人生最为困顿、最为艰难之际，他曾写道：“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彭德怀只服从真理，从不迷信权威，不害怕教条。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坚决抵制军事顾问李德的盲目指挥，当面怒斥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气得暴跳如雷，给彭德怀横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为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彭德怀早已把个人的命运置之度外，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卷铺盖、撤职、关押、杀头。
“为官避事平生耻。”“大跃进”中，彭德怀回到故乡湘潭乌石彭家围子做调查。他发现干部与社员提供的稻谷亩产量相距甚远，立即打着手电查稻田、数稻秆，计算产量，看谁讲的是事实。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上，老红军黄杜芳悄悄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彭德怀看后心情异常沉重：“这是群众多么沉重的呼声！”“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啊。”他暗下决心，回京之后，一定要找机会把这些情况如实向中央、向毛主席汇报。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秉笔直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却受到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都劝他改变一种方式，然而彭德怀却以自己的坦荡襟怀，在庐山会议上力陈自己的看法。他相信党，也相信自己来源于调查事实的正确判断。他没有私心，要求的只是纠正当时的“左”倾错误，使国家和人民免遭灾难。
为了人民坚持真理，面对大是大非问题时，他选择不求个人安危之小全，不看别人脸色办事，而是敢于进言陈词；为了人民坚持真理，当看到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发展不利的现象时，他选择不埋在心里，而是顶风直上；为了人民坚持真理，他选择保护人民军队的团结，保护同志，不说违心话，誓死不承认“军事俱乐部”。一份洋洋洒洒的八万言书，是他为坚持真理呕心沥血的见证。
忍辱负重担忧不惧
忍辱负重担忧不惧，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重要特征。
庐山会议上，为了顾全大局，他忍辱负重，违心地做了检讨，接受了错误的处理。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之后，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罪名，彭德怀没有沮丧，没有退缩，更没有心灰意冷。为了人民，他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了人民，他也可以忍辱负重，百折不挠。
1961年，彭德怀再次回到家乡。这一次，他在乌石住了50天，对3个公社、10个大队、几十个生产队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调查，撰写了4个调查报告，又一次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农村的情况。从1959年到1965年，他身住北京偏僻之处挂甲屯吴家花园，心中时刻想的是国民经济的萧条或好转、人民生活的艰辛或改善。
1965年，国际形势突然紧张，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界冲突时有发生，台湾当局不断叫嚣反攻大陆，新中国处在战争威胁的包围之中。为了做好应战准备，毛泽东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彭德怀“出山”，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9月，毛泽东召见彭德怀，时隔六年，曾经患难与共的两位战友再次坐到了一起。
毛泽东说：你去西南是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庐山会议已经过去，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让一贯以党和国家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彭德怀6年多来的冤屈在瞬间烟消云散。
“赴百仞之谷而不惧。”11月28日，年近古稀的他义无反顾登上前往西南的列车，就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在三线，面对曾经的部下，他泰然自若一头扎进工作。纵使在日趋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处处受到限制，他仍然怀着对祖国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真正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甘为助手，顽强工作，默默无闻造福西南發展。他拖着病重的身体，马不停蹄走访调查，不肯给自己留出半刻休息，一心只想为三线建设再多做一点事情。
“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钢。”“文化大革命”风波袭来，彭德怀身陷危局。纵然如此，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千里之外大渡河两岸被随意废弃的石棉矿渣。早在前期的调查中，他已经知道，这是农民们急缺的一种肥料。于是，1967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以“石穿”署名，提笔对中央写下了此生最后的一次建议。他说：“这事有利于工农联盟，我们不能搞了工业忘了农民。”又说，“这么点小事本不该打扰总理，但我不知该向谁去说……”
1974年，彭德怀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虽然身陷囹圄，但他牵肠挂肚、魂牵梦系的，依然只有祖国和人民。9月2日，彭德怀已是生命垂危，叶剑英派人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事情要说，他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对来人说：“我们的国家建设，战略防御设施还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忧心人民的疾苦，关心国家的安危，贯穿他一生。他做到了生为人民，死也为人民。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坐北朝南的乌石卧虎山，背依巍巍乌石峰，南眺十里山川，山脚下庄严肃穆的彭德怀陵园里，棱角分明、方正挺直的黑色花岗岩墓碑，暗喻一代元帅彭德怀有棱有角的独特人格，也在向后人彰显着他为了人民勇于担当的伟大精神。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舍生忘死担责不推
舍生忘死担责不推，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重要品质。旧社会挣扎求生的经历，在铸就他钢筋铁骨的同时，也成就了他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立下鸿鹄之志，要劫富济贫，为穷人找活路。在乌石“闹粜”被通缉、在西林围子闹工受驱逐、在华容怒斩欧盛清被抓捕的种种经历，磨砺了他为了人民舍生忘死的高尚人格。
“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18岁的彭德怀，投身湘军，是为了以“水滴石穿”之意志力，为痛苦中挣扎的人民谋出路。从“救国救民”到“三民主义”，他徘徊过，也迷茫过。作为国民党湘军中的一名悍将，周磐手下最能打仗的部下，一个原本饷银丰厚、前途远大的湘军团长，却偏要“离经叛道”，成为“犯上作乱”的“造反分子”，原因就在于为了人民。1928年，混沌中一句掷地有声的“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让青年彭德怀奔向共产主义事业的崭新一页正式翻开。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正值大革命面临重大挫折。许多原来参加革命的人犹豫了、变节了，但他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正如他晚年在自述中写的那样：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但我还是要求入党，愿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在“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建立工农红军”的庄严宣告中爆发。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的率领下，勇敢善战的红五军，同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道义在肩，赤胆报国。彭德怀一生听从党的召唤和人民的重托，从坚守井冈山，到开辟湘鄂赣苏区，再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二战长沙、长征开路、陕甘立马、百团大战、鏖战西北、抗美援朝，党和人民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写下一生的光辉奋斗史。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彭德怀有德有怀，无私无畏。在他看来，为国征战是军人的天职，临阵怯懦是军人的耻辱。他一生的战争档案里，从来没有不敢打的仗；打仗，就从战争中学，按党的指挥打。一张面向红旗矢志不移、饱经风霜却依旧坚毅果敢的面庞，一个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之中手执望远镜专注战况、无所畏惧傲然伫立的英武形象，一个面朝着鸭绿江对岸的寂静夜色单车疾驰而去的伟岸背影，写不尽的是一个时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真实彭德怀。
横刀立马担难不怯
横刀立马担难不怯，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勇敢气质。在湘军中，彭德怀就以勇猛赢得上司、同级、士兵的敬佩。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的勇敢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集中的体现，多次主动承担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在人民军队英勇善战的史册上留下了写不尽的光辉华章。
“忠义慨然冲宇宙，英雄从此震江山。”1929年1月，蒋介石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兵力，兵分五路大举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扬言要将红军“一网打尽”，要把井冈山“夷为平地”。危急关头，前委指示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掩护主力部队突出重围。彭德怀以大局为重，立马井冈，率领不足800人的红五军将士，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黄洋界哨口抗击15000余敌人，连续激战4天4夜，顺利掩护红四军完成转移。
1930年7月，红三军团一打长沙。战事初起，红军架浮桥渡浏阳河直攻长沙受挫，敌人出城反扑，红军伤亡极大。身为指挥者的彭德怀决意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站在浏阳河边，挥舞战刀激励战士，给予红军战士极大鞭策和鼓舞。经过激烈战斗，最终红军以少胜多，以弱克强，胜利攻占长沙城，并占领十天，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仓皇出逃。长沙一役，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城市的唯一战例。
“勇”字当先，锐气开道。面对强敌，彭德怀敢打硬仗、恶仗。在长征中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之战，他亲临江边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浴血奋战，血战三昼夜，出色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过江的任务，创造长征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战绩。之后他率红三军团勇破乌江防线，夺取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大壮红军士气，大灭敌人威风，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再后来，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震惊昆明、巧渡金沙江，长征路上，哪里需要彭德懷，彭德怀就横刀立马战斗在哪里。
临危请命担险不畏
临危请命担险不畏，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英雄本色。他参加革命后，多次勇挑重担、履险赴难、临危请命，表现出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向任何敌人和困难屈服的英雄气概。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然而，随着正面战场频遭挫折，国民党军队士气大减，山西局势大乱，全国上下都在为华北抗战的前途担忧。面对危局，身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挺身而出，11月5日，他在晋东向记者发表谈话，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1940年5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回延安，八路军指挥重担落在彭德怀肩上。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主动向党中央请战，巧妙运筹，有效指挥，在华北战场上发动了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百团大战”。这一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急难险重面前，彭德怀豁得出、顶得上、扛得住。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23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当时，敌我兵力为10：1。面对既要拖住敌人，又要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艰难任务，彭德怀临危请命，请求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毛泽东深受感动，动情地称赞道：“很好！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可谓肝胆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
彭德怀常说，大西北是我的第二故乡。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他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打算在西北地区“安下心，扎下根”。然而，正当彭德怀以主要精力运筹开发和建设大西北之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底，美军逼近三八线，扑向中国边境，企图一举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一时间，朝鲜危急，中国边境危急，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央决定派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部入朝作战。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彭德怀迎难而上，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然而当时，我军尚无直接同美军进行大规模战场较量的经验，任何一位将帅领衔出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仗打不好，不但影响新生的共和国的安危存亡，而且指挥员的一世英名也将付诸东流。但为了祖国和人民，不管风险有多大，任务有多艰巨，只要彭德怀奉了命，他就不顾个人生死利害去完成。
保和平，卫家乡，刚卸征衣又上鞍。此去经年，当彭德怀率领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再次凯旋之际，“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坚持真理担事不躲
坚持真理担事不躲，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纯真本源。他曾经自我评论：“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做得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在他的人生最为困顿、最为艰难之际，他曾写道：“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彭德怀只服从真理，从不迷信权威，不害怕教条。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坚决抵制军事顾问李德的盲目指挥，当面怒斥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气得暴跳如雷，给彭德怀横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为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彭德怀早已把个人的命运置之度外，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卷铺盖、撤职、关押、杀头。
“为官避事平生耻。”“大跃进”中，彭德怀回到故乡湘潭乌石彭家围子做调查。他发现干部与社员提供的稻谷亩产量相距甚远，立即打着手电查稻田、数稻秆，计算产量，看谁讲的是事实。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上，老红军黄杜芳悄悄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彭德怀看后心情异常沉重：“这是群众多么沉重的呼声！”“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啊。”他暗下决心，回京之后，一定要找机会把这些情况如实向中央、向毛主席汇报。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秉笔直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却受到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都劝他改变一种方式，然而彭德怀却以自己的坦荡襟怀，在庐山会议上力陈自己的看法。他相信党，也相信自己来源于调查事实的正确判断。他没有私心，要求的只是纠正当时的“左”倾错误，使国家和人民免遭灾难。
为了人民坚持真理，面对大是大非问题时，他选择不求个人安危之小全，不看别人脸色办事，而是敢于进言陈词；为了人民坚持真理，当看到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发展不利的现象时，他选择不埋在心里，而是顶风直上；为了人民坚持真理，他选择保护人民军队的团结，保护同志，不说违心话，誓死不承认“军事俱乐部”。一份洋洋洒洒的八万言书，是他为坚持真理呕心沥血的见证。
忍辱负重担忧不惧
忍辱负重担忧不惧，是彭德怀高尚人格的重要特征。
庐山会议上，为了顾全大局，他忍辱负重，违心地做了检讨，接受了错误的处理。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之后，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罪名，彭德怀没有沮丧，没有退缩，更没有心灰意冷。为了人民，他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了人民，他也可以忍辱负重，百折不挠。
1961年，彭德怀再次回到家乡。这一次，他在乌石住了50天，对3个公社、10个大队、几十个生产队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调查，撰写了4个调查报告，又一次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农村的情况。从1959年到1965年，他身住北京偏僻之处挂甲屯吴家花园，心中时刻想的是国民经济的萧条或好转、人民生活的艰辛或改善。
1965年，国际形势突然紧张，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界冲突时有发生，台湾当局不断叫嚣反攻大陆，新中国处在战争威胁的包围之中。为了做好应战准备，毛泽东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彭德怀“出山”，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9月，毛泽东召见彭德怀，时隔六年，曾经患难与共的两位战友再次坐到了一起。
毛泽东说：你去西南是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庐山会议已经过去，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让一贯以党和国家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彭德怀6年多来的冤屈在瞬间烟消云散。
“赴百仞之谷而不惧。”11月28日，年近古稀的他义无反顾登上前往西南的列车，就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在三线，面对曾经的部下，他泰然自若一头扎进工作。纵使在日趋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处处受到限制，他仍然怀着对祖国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真正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甘为助手，顽强工作，默默无闻造福西南發展。他拖着病重的身体，马不停蹄走访调查，不肯给自己留出半刻休息，一心只想为三线建设再多做一点事情。
“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钢。”“文化大革命”风波袭来，彭德怀身陷危局。纵然如此，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千里之外大渡河两岸被随意废弃的石棉矿渣。早在前期的调查中，他已经知道，这是农民们急缺的一种肥料。于是，1967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以“石穿”署名，提笔对中央写下了此生最后的一次建议。他说：“这事有利于工农联盟，我们不能搞了工业忘了农民。”又说，“这么点小事本不该打扰总理，但我不知该向谁去说……”
1974年，彭德怀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虽然身陷囹圄，但他牵肠挂肚、魂牵梦系的，依然只有祖国和人民。9月2日，彭德怀已是生命垂危，叶剑英派人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事情要说，他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对来人说：“我们的国家建设，战略防御设施还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忧心人民的疾苦，关心国家的安危，贯穿他一生。他做到了生为人民，死也为人民。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坐北朝南的乌石卧虎山，背依巍巍乌石峰，南眺十里山川，山脚下庄严肃穆的彭德怀陵园里，棱角分明、方正挺直的黑色花岗岩墓碑，暗喻一代元帅彭德怀有棱有角的独特人格，也在向后人彰显着他为了人民勇于担当的伟大精神。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