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方可为官，这是很多小人物能走上官场的必修课。古人读书做学问多是为了做官，这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官与荣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人能否做官以及官级大小，就成了衡量其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他的学问越大，成就越大，人们相信他的人生价值就会越高，然后是顶礼膜拜。
　　读书人古时称“儒生”或“士人”，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士人历来都有着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又有着“济苍生”“安社稷”、积极入世的报国之志。而要完满实现这样的理想抱负，唯有参与政治。因此，古代读书人有很强的做官意识，为入仕而读书，“少年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就是佐证。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不为官则有辱门第，是对祖尊的大不孝。那些影响中国文学进程的大师们，无不对做官投以巨大的热情。唐代大诗人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其实就是为求官而写的。而沈约、杜甫、韩愈、柳宗元、朱熹、王阳明等一流读书人，他们都至少做到了中央委员级别。尤其是宋朝读书人，如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文天祥，已跻身为政治局常委级别。另一类为想做官却做不到的读书人，如刘勰、鲍照、柳永、王实甫、关汉卿、蒲松龄、曹雪芹等，这些“诗穷而后工”的读书人，乃在政治失意后在另一个虚幻的世界用文字铸就自己的精神防御线，唯有这样，从心理学讲，人才不至于崩溃。
　　为官不仅能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还可以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状况。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古代读书人唯一出路是为官，否则便穷困潦倒，生活难以为继。因此，读书人悬梁刺股、囊萤映雪，苦读寒窗，为之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及才智，真可谓“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当然，许多人在这条路上终老一生，最终还是一事无成。那个因中举而发了疯的范进算是幸运的，五十四岁虽说已年过半百，但毕竟开了个好头，果然后来又中了进士，当上了山东学道，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厅厅长。当然，也幸得胡屠户那一巴掌，若真因中举完全疯了的话，那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科举登第，命运立即改变。孟郊的《登科后》就是描写自己高中进士后的情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平日苦读寒窗，无暇也无心观赏京都景致，如今金榜题名，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于实处，精神放松，劳苦抛置脑后，才有了长安繁花似锦的去处和一日尽览的雅兴。坐骑款款而行，怎能表达激动的心情？只有策马驰骋，才能使心中兴奋之情得以充分宣泄。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被套上了寒门苦读、位居榜首的模式。多少寒门学子忍受着闭门的孤独、忍受着豪强的欺压，他们省吃俭用，挑灯夜读，为的是有朝一日荣登殿堂，光宗耀祖，衣锦还乡。46岁的孟郊，忍受着两次落榜的痛苦，终于迎来了高中的一天。但是，在中国浩瀚的历史河流中，有多少读书人、多少个家庭湮没在历史的波涛中？孟郊的诗句，体现了一个读书人对职业生涯的期盼，是封建读书人官本位的鲜明写照。
　　众所周知，古代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作为“毛”，必须依附在特定的社会体制这张“皮”上，而毛的意义、毛的作用，按封建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云云，其实就是指读书人能把自己的知识、智能、能力开出一个好价格，兜售给帝王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换取一顶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官帽戴戴。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达则兼相天下”。
　　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挤，挤得龇牙咧嘴，碰得头破血流，即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乐观其成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理想场面。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标榜什么“精神自由”，侈谈什么“人格独立”。既然仰人鼻息，暂时当稳了奴才，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趋。做得好一点的，争取当一个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则不免乎“为虎作伥”，祸害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