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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从北京一公司购买的红小豆种子不结荚，黑龙江省黑河、抚远地区的51户农民种植的5000多亩农田全部绝收。作为种子的引进者，北京易博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易博恩公司”）在对部分受损农户先行赔付后，把种子销售商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凯达公司”）告上了法庭。2006年12月21日上午，这场涉及面广阔的涉农索赔案在房山法院开庭。
5000余亩农田绝收
“本来想为乡亲们办件好事，没想到却把乡亲给坑了。” 2006年12月20日，黑龙江黑河市大豆协会副会长白文山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2006年春，黑河市大豆协会得知北京一家公司在推广绿色红小豆种植收购项目，于是由白文山组织了部分农民赴京考察。
5月初，黑河市的部分农户委托易博恩公司与凯达公司签定了种植收购协议。协议规定，凯达公司向农民提供“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并按照每斤1.8元~2元的价格收购所有收获的红小豆。
据此协议，易博恩公司先后购买了4000亩的“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由凯达公司直接发给黑龙江农户。
除此之外，凯达公司还与黑龙江其它地区的一些农户分别单独签订了“京农5号”红小豆收购协议。至此，黑龙江黑河市爱珲区、北安市通北镇、抚远县的共51户农民，种植了“京农5号”红小豆5000余亩。
“5月上旬，我在播种期内种植了300亩红小豆，按照凯达公司提供的技术指导要求，就像伺候月子一样地精耕细作。”黑河市爱珲区农户何树文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一开始，种子按预期的时间发芽、生长、开花，长势很好。但是到了7月份花落之后，红小豆并没有结荚。而没有结荚的不止他一户，所有种植“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的农户，地里的红小豆都没有结荚。
“以前虽然没有种过红小豆，但多年种大豆的经验告诉我，不管是什么样的种子，没有结荚就不会有收成。”何树文说。
他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和其他农户通过黑河市大豆协会联系到了凯达公司询问原因。
“凯达公司技术人员告诉我们，种子没有问题，是肥料有问题，还说之前在同样的环境下曾经试种过，没有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一定会结荚的。” 何树文说。
然而，就算他“天天蹲在地里不错眼珠地盯着”，红小豆还是没有结荚，而此时已是8月下旬，本地大豆早已结荚都快成熟了。何树文感到绝望了。
“东北的霜冻期来得早，我们黑河9月中下旬就进入了霜冻期。如果农作物不在9月上旬成熟，来霜后就会被冻死。现在还没结荚，这收成怕是难保了。” 何树文说。
果然到了9月，何树文，及其他50户农民种植的“京农5号”红小豆始终也没有结荚——5000多亩红小豆就这样颗粒无收。
真种子？假种子？
接下来，黑河市爱珲区种子管理站的鉴定报告更是给了何树文等人当头一棒。鉴定报告认为，该种子未经试种、越区种植是造成绝产的根本原因。另外，种子包装物无任何标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下称“《种子法》”）相关规定，属于非种子。
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种子管理处和黑龙江省北安市种子管理站，也分别作出相同的鉴定意见。
于是，从2006年9月开始，这51户农民的代表便开始了艰辛漫长的维权之路。他们往返20多次来京，要求凯达公司赔偿，并向农业部种子管理处、打假办、北京市房山区政府、区农委、区工商局、种植中心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凯达公司一直拒赔。
11月20日，作为代理商的易博恩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把凯达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赔偿210余万元损失。与凯达公司单独签约的北安市农户张涛，也向法院单独提起诉讼进行索赔。
“起诉主要是想挽回那些农户的损失，如果胜诉，我们会把赔偿款发放给农户。”易博恩公司总经理洪哲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12月21日，这起涉农索赔案在房山法院开庭。“京农5号” 红小豆种子是否属于“假种子”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原告代理人、北京九和律师事务所的王谨律师认为：“京农5号” 红小豆种子是“假种子”，因为该种子没有按照《种子法》规定，在其产品上附有标签，也没有标注出种子类别、品种名称等法定要求标出的内容。同时，被告在明知“京农5号”不能跨区域销售和种植的情况下跨区销售，给原告和种植农户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被告的代理人则表示，“京农5号” 红小豆种子是经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种子没有问题，几年来在适宜种植的北京、河北地区都获得丰收。
凯达公司董事长刘长安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农业生产受地理位置、肥力、种植密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绝收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出了问题就怪种子。他还认为，标签不符合标准并不能说种子就是假种子。“打个比方，标签就像衣服，我今天穿西装是刘长安，那明天穿夹克就不是刘长安了吗？”
对于跨区域种植的问题，刘长安表示，合同是和易博恩签订的，至于易博恩把货运往哪里，他是不知道的。但易博恩公司代理律师王谨表示，农民在购买种子时曾向凯達公司咨询，刘长安曾肯定地表示，种子在黑龙江地区试种过，并保证“有问题我们承担”。
由于案件涉及证人较多，此案当日并未宣判，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之中。
受损农户借债度日
“我辛辛苦苦种了300亩红小豆，到头来却颗粒无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如果把这些钱和精力用来种大豆，至少能收入12万左右。现在反而赔进去十几万。”何树文说，“现在，债主天天坐在家里不走，可我哪有钱还债，连过冬的煤都是别人给我买的。”
但比起北安市农户张涛的损失，何树文还算是“幸运”的。2006年4月，他与凯达公司单独签订了协议书，购买了1000亩地的“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是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个。“我为买种子投入了几十万元的积蓄，还贷了10万元，现在直接损失58余万元。” 张涛说。
接受采访时，张涛在天津读大学的女儿打来电话。“孩子说没钱了，可我也没钱呀，连来北京的路费都是跟别人借的。”张涛无奈地说。
据黑河市大豆协会副会长白文山介绍， 5000余亩红小豆绝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1500多万元，51户共210口人的吃饭和取暖问题都无法解决。严冬已至，这51户农民只好借债度日，明年的生产与生活更是毫无着落。
“我不知道怎么向乡亲们交待。” 白文山说，“易博恩公司已向部分农户赔付了50万元，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的责任不在易博恩公司，他们也是受害者。凯达公司欺骗农户，明目张胆地销售假种子，我们一定要维权到底。”
在2006年12月22日返回黑龙江前，何树文等农户告诉记者，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将在2007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
种子纠纷凸现监管难题
近几年，因种子问题引发的纠纷很多。如吉林省榆树市牛万春、高启明制售假种子案，沈阳新城长白巨葱案，河北保定市万籽良公司经营假玉米种子案，黑龙江省兰西县假西瓜种子案等。
“现在，种子市场是放开了，也繁荣了，但是如何监管的问题又凸显出来了。”北京市种子管理站法制处的龚先友科长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具体到本案，是越区域种植的问题。因为“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是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农作物，根据《种子法》第16条规定，只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即北京）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
“农业生产受气候温度等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如果要跨区域种植一定要试验证明才行，盲目推广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第19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北安市种子管理站张国福站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黑龙江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京农5号”红小豆品种未在黑龙江经过试种，不能证明其适合在黑龙江种植。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对于跨区域种植的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却没有细化，比如由谁来监管，谁来审定等。在现实中，只能依靠企业的自律。”龚先友说。
截至记者发稿，黑龙江农业委员会传来最新统计数据：因种植“京农5号”红小豆造成绝收的农田已扩大到6695亩。
5000余亩农田绝收
“本来想为乡亲们办件好事，没想到却把乡亲给坑了。” 2006年12月20日，黑龙江黑河市大豆协会副会长白文山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2006年春，黑河市大豆协会得知北京一家公司在推广绿色红小豆种植收购项目，于是由白文山组织了部分农民赴京考察。
5月初，黑河市的部分农户委托易博恩公司与凯达公司签定了种植收购协议。协议规定，凯达公司向农民提供“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并按照每斤1.8元~2元的价格收购所有收获的红小豆。
据此协议，易博恩公司先后购买了4000亩的“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由凯达公司直接发给黑龙江农户。
除此之外，凯达公司还与黑龙江其它地区的一些农户分别单独签订了“京农5号”红小豆收购协议。至此，黑龙江黑河市爱珲区、北安市通北镇、抚远县的共51户农民，种植了“京农5号”红小豆5000余亩。
“5月上旬，我在播种期内种植了300亩红小豆，按照凯达公司提供的技术指导要求，就像伺候月子一样地精耕细作。”黑河市爱珲区农户何树文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一开始，种子按预期的时间发芽、生长、开花，长势很好。但是到了7月份花落之后，红小豆并没有结荚。而没有结荚的不止他一户，所有种植“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的农户，地里的红小豆都没有结荚。
“以前虽然没有种过红小豆，但多年种大豆的经验告诉我，不管是什么样的种子，没有结荚就不会有收成。”何树文说。
他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和其他农户通过黑河市大豆协会联系到了凯达公司询问原因。
“凯达公司技术人员告诉我们，种子没有问题，是肥料有问题，还说之前在同样的环境下曾经试种过，没有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一定会结荚的。” 何树文说。
然而，就算他“天天蹲在地里不错眼珠地盯着”，红小豆还是没有结荚，而此时已是8月下旬，本地大豆早已结荚都快成熟了。何树文感到绝望了。
“东北的霜冻期来得早，我们黑河9月中下旬就进入了霜冻期。如果农作物不在9月上旬成熟，来霜后就会被冻死。现在还没结荚，这收成怕是难保了。” 何树文说。
果然到了9月，何树文，及其他50户农民种植的“京农5号”红小豆始终也没有结荚——5000多亩红小豆就这样颗粒无收。
真种子？假种子？
接下来，黑河市爱珲区种子管理站的鉴定报告更是给了何树文等人当头一棒。鉴定报告认为，该种子未经试种、越区种植是造成绝产的根本原因。另外，种子包装物无任何标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下称“《种子法》”）相关规定，属于非种子。
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种子管理处和黑龙江省北安市种子管理站，也分别作出相同的鉴定意见。
于是，从2006年9月开始，这51户农民的代表便开始了艰辛漫长的维权之路。他们往返20多次来京，要求凯达公司赔偿，并向农业部种子管理处、打假办、北京市房山区政府、区农委、区工商局、种植中心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凯达公司一直拒赔。
11月20日，作为代理商的易博恩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把凯达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赔偿210余万元损失。与凯达公司单独签约的北安市农户张涛，也向法院单独提起诉讼进行索赔。
“起诉主要是想挽回那些农户的损失，如果胜诉，我们会把赔偿款发放给农户。”易博恩公司总经理洪哲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12月21日，这起涉农索赔案在房山法院开庭。“京农5号” 红小豆种子是否属于“假种子”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原告代理人、北京九和律师事务所的王谨律师认为：“京农5号” 红小豆种子是“假种子”，因为该种子没有按照《种子法》规定，在其产品上附有标签，也没有标注出种子类别、品种名称等法定要求标出的内容。同时，被告在明知“京农5号”不能跨区域销售和种植的情况下跨区销售，给原告和种植农户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被告的代理人则表示，“京农5号” 红小豆种子是经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种子没有问题，几年来在适宜种植的北京、河北地区都获得丰收。
凯达公司董事长刘长安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农业生产受地理位置、肥力、种植密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绝收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出了问题就怪种子。他还认为，标签不符合标准并不能说种子就是假种子。“打个比方，标签就像衣服，我今天穿西装是刘长安，那明天穿夹克就不是刘长安了吗？”
对于跨区域种植的问题，刘长安表示，合同是和易博恩签订的，至于易博恩把货运往哪里，他是不知道的。但易博恩公司代理律师王谨表示，农民在购买种子时曾向凯達公司咨询，刘长安曾肯定地表示，种子在黑龙江地区试种过，并保证“有问题我们承担”。
由于案件涉及证人较多，此案当日并未宣判，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之中。
受损农户借债度日
“我辛辛苦苦种了300亩红小豆，到头来却颗粒无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如果把这些钱和精力用来种大豆，至少能收入12万左右。现在反而赔进去十几万。”何树文说，“现在，债主天天坐在家里不走，可我哪有钱还债，连过冬的煤都是别人给我买的。”
但比起北安市农户张涛的损失，何树文还算是“幸运”的。2006年4月，他与凯达公司单独签订了协议书，购买了1000亩地的“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是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个。“我为买种子投入了几十万元的积蓄，还贷了10万元，现在直接损失58余万元。” 张涛说。
接受采访时，张涛在天津读大学的女儿打来电话。“孩子说没钱了，可我也没钱呀，连来北京的路费都是跟别人借的。”张涛无奈地说。
据黑河市大豆协会副会长白文山介绍， 5000余亩红小豆绝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1500多万元，51户共210口人的吃饭和取暖问题都无法解决。严冬已至，这51户农民只好借债度日，明年的生产与生活更是毫无着落。
“我不知道怎么向乡亲们交待。” 白文山说，“易博恩公司已向部分农户赔付了50万元，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的责任不在易博恩公司，他们也是受害者。凯达公司欺骗农户，明目张胆地销售假种子，我们一定要维权到底。”
在2006年12月22日返回黑龙江前，何树文等农户告诉记者，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将在2007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
种子纠纷凸现监管难题
近几年，因种子问题引发的纠纷很多。如吉林省榆树市牛万春、高启明制售假种子案，沈阳新城长白巨葱案，河北保定市万籽良公司经营假玉米种子案，黑龙江省兰西县假西瓜种子案等。
“现在，种子市场是放开了，也繁荣了，但是如何监管的问题又凸显出来了。”北京市种子管理站法制处的龚先友科长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具体到本案，是越区域种植的问题。因为“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是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农作物，根据《种子法》第16条规定，只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即北京）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
“农业生产受气候温度等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如果要跨区域种植一定要试验证明才行，盲目推广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第19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北安市种子管理站张国福站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黑龙江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京农5号”红小豆品种未在黑龙江经过试种，不能证明其适合在黑龙江种植。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对于跨区域种植的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却没有细化，比如由谁来监管，谁来审定等。在现实中，只能依靠企业的自律。”龚先友说。
截至记者发稿，黑龙江农业委员会传来最新统计数据：因种植“京农5号”红小豆造成绝收的农田已扩大到6695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