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月21日，第二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湖南省省长周强在“引领生物产业发展、助推两型社会建设”的主题发言中表示，湖南生物产业发展，必将开创崭新的局面。此次会上，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大获丰收，共引进资金47亿元。
人们对“东道主”刮目相看的，不仅在于它是此届大会重大项目签约最多的基地，人们还将探询的眼光投向它的发展路径：一个上世纪90年代未期才开始起步的县级园区——浏阳工业园，十年过去，缘何能破茧成蝶，发展为一个“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
从烟花到生物医药
东出长沙30多公里就到浏阳市，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核心区就座落在这里。在《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中，浏阳人告诉记者，1993 年撤县设市时的浏阳，还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几年之后，浏阳便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至今已连续多年雄居湖南外贸出口榜首，成为整个湖南经济综合实力前两强的县（市）。
富裕起来后的浏阳人将其“秘方”归功于二：一是传统的烟花鞭炮产业，二是越来越有希望的生物医药产业。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张贺文的说法是，“两大产业不仅是比翼齐飞，而且是前者逐步向后者转型。”
张贺文的另一个身份是浏阳市委副书记。据他介绍，2007年，浏阳烟花产业实现销售收入51亿元，创税7．4亿元。但就烟花产业本身来说，其利润率低，市场准入门槛低，“浏阳模式”极易被复制，特别是近年一系列烟花爆炸事故，使得作为传统产业的烟花鞭炮业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浏阳人“醒得早”。
10年前的1998年9月，浏阳市工业园管委会成立。1999年6月，时任副市长的张贺文主持园区全面工作，并提出了按医药专业开发区的思路进行建设。决策者根据湖南中药材资源丰富等特点，毅然决定“以一省优势为我用”，在这里兴建湖南省第一个医药专业园区。
“美国实施生物技术产业激励政策，持续增加对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投入；日本制定生物产业立国战略；欧盟科技发展第六个框架将 45% 的研究开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相关领域……从生物医药本身来说，许多国家都把生物技术产业作为 21 世纪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作为提高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张贺文说，“湖南的中药材资源在全国排第2 位，医药科研水平在全国居第 5 位，具有做大湖南生物医药产业的基础，浏阳可以在长沙的产业分工中抢先占位。也许只是一个县，就可以在全国生物医药的某些领域中创造独特优势。”
打好“四张牌”
十年一晃过去，谁也没料到的是，浏阳这么快就创造了奇迹。昔日的不毛之地迅速崛起，产值每年以 50％的速度增长。至200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72亿元，利税超过6亿元，步入全国生物医药园区“四强”， 成为全国120多家生物医药园区的标志性园区。对此，张贺文认为浏阳人打好了“四张牌”。
面对满目荒山，决策者们没有急于“大兴土木”，他们想到的是如何打好“规划先行牌”，为园区编制一个高水准的、能充分体现人与资源、环境友好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浏阳花费100多万元聘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做了园区总体规划。同时，坚决杜绝高能耗、有污染的企业落户，将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划、投资总额上十亿元的数十个项目拒之门外，守住青山绿水。
为建设园区，政府财政投入1600多万元，但这对总面积达21平方公里的园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为此，园区精心打好“政策牌”。“县级财政有困难，没有母城（长沙）依托，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这是不尽人意的，但各级政府从政策上向我们伸出了手。”张贺文回忆说，2000 年 2 月，天寒地冻，省政府在园区的工棚召开了省长办公会，明确了园区在企业政策、管理体制、融资等方面的一系列扶持措施；浏阳市委、市政府也充分授权，对管委会实现了人、财、物等相对独立；管理人员自主对外招聘、自定薪酬；管委会及投资公司可自主对外投融等。
没有优惠税收招商，不能用低廉的土地价格来补贴投资者，逼上梁山的浏阳人不得不“独辟蹊径”，打好“招商引资牌”。在园区硬件建设方面，他们用 BOT 的方式建设了污水处理厂，用银行贷款建设了自来水厂、集中供热等设施后，又迅速盘活出售，按市场化的方式滚动发展，实现了水、电、路、宽带等基础设施的畅通。
在项目招商方面，他们提出了“孵化项目招商”的思路。据张贺文介绍，1999 年，他们走访了全国 30 多所医药大专院校，用有限的资金，成功引进并孵化了卡介苗多糖核酸、中药戒毒等十多个生物医药项目，然后园区再为这些项目寻找“婆家”，吸引各路资本对接项目。
为立足高起点建园，园区打好了“国际接轨牌”。2001年，浏阳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签署协议，建立湖南医药留学人员创业园，引进了包括全美青年生命科学排名前十五位的两名华人科学家。园区还与欧洲最大生物基地德国柏林生物医药园、挪威生物医药创业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承担了国家发改委3家古巴国家生物所的项目，参与科技部的中英剑桥园并负责生物技术项目的洽谈工作。
十年磨剑。2007年，浏阳生物医药园捧回了中西部地区唯一一块“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金字招牌，浏阳生物医药园开始了新的历史使命。
建立“长沙生物谷”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后，张贺文的愿景是把新时期下的浏阳打造成为“长沙生物谷”。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长沙市列为了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战略重点，设“一园五区”。“一园”即为浏阳生物医药园；“五区”即拓展区，包括袁隆平生物农业产业区、常德化学制药产业区、岳阳生物医药产业区等。
在此届大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金祥在对长沙基地给予高度评价时还指出，“国家发改委将发展生物产业放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突出位置，全面推进生物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高技术成果产业化。”
张贺文对建设“长沙生物谷”充满希望。他说：“长沙生物谷已形成了以‘发展健康产业、建设健康城市、引导健康生活’为宗旨的园区文化，在生物技术、健康服务等产业上集聚了一大批企业，是建设国家中西部地区生物产业发展的一个战略布署，结合长沙医药原材料、科研就地转化优势以及人才与资本积累优势，建设‘长沙生物谷’将成为加快长株潭‘两型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历经国际化等考验后，张贺文也开始尝试让“长沙生物谷”与资本市场对接。2007年11月，以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及其重点企业为龙头的湖南生物医药集团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控制资本6亿元，重点实施技改和产业整合，并以安邦制药为主体，争取在两年内在中小板或境外上市。此前，园区已与加拿大商务部及相关公司签订协议，以便推进双方股权合作和在北美上市的新通道。
张贺文透露，“长沙生物谷”的构想，已获湖南省主要领导的初步认可，他希望该“谷”能在2020年左右，基地累计投入300亿元，生物产业规模超过2000亿元以上，“但现在亟需相应的财税政策和相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考评标准与之匹配。”
（文中图片由本刊记者曹昌摄）
人们对“东道主”刮目相看的，不仅在于它是此届大会重大项目签约最多的基地，人们还将探询的眼光投向它的发展路径：一个上世纪90年代未期才开始起步的县级园区——浏阳工业园，十年过去，缘何能破茧成蝶，发展为一个“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
从烟花到生物医药
东出长沙30多公里就到浏阳市，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核心区就座落在这里。在《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中，浏阳人告诉记者，1993 年撤县设市时的浏阳，还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几年之后，浏阳便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至今已连续多年雄居湖南外贸出口榜首，成为整个湖南经济综合实力前两强的县（市）。
富裕起来后的浏阳人将其“秘方”归功于二：一是传统的烟花鞭炮产业，二是越来越有希望的生物医药产业。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张贺文的说法是，“两大产业不仅是比翼齐飞，而且是前者逐步向后者转型。”
张贺文的另一个身份是浏阳市委副书记。据他介绍，2007年，浏阳烟花产业实现销售收入51亿元，创税7．4亿元。但就烟花产业本身来说，其利润率低，市场准入门槛低，“浏阳模式”极易被复制，特别是近年一系列烟花爆炸事故，使得作为传统产业的烟花鞭炮业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浏阳人“醒得早”。
10年前的1998年9月，浏阳市工业园管委会成立。1999年6月，时任副市长的张贺文主持园区全面工作，并提出了按医药专业开发区的思路进行建设。决策者根据湖南中药材资源丰富等特点，毅然决定“以一省优势为我用”，在这里兴建湖南省第一个医药专业园区。
“美国实施生物技术产业激励政策，持续增加对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投入；日本制定生物产业立国战略；欧盟科技发展第六个框架将 45% 的研究开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相关领域……从生物医药本身来说，许多国家都把生物技术产业作为 21 世纪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作为提高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张贺文说，“湖南的中药材资源在全国排第2 位，医药科研水平在全国居第 5 位，具有做大湖南生物医药产业的基础，浏阳可以在长沙的产业分工中抢先占位。也许只是一个县，就可以在全国生物医药的某些领域中创造独特优势。”
打好“四张牌”
十年一晃过去，谁也没料到的是，浏阳这么快就创造了奇迹。昔日的不毛之地迅速崛起，产值每年以 50％的速度增长。至200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72亿元，利税超过6亿元，步入全国生物医药园区“四强”， 成为全国120多家生物医药园区的标志性园区。对此，张贺文认为浏阳人打好了“四张牌”。
面对满目荒山，决策者们没有急于“大兴土木”，他们想到的是如何打好“规划先行牌”，为园区编制一个高水准的、能充分体现人与资源、环境友好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浏阳花费100多万元聘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做了园区总体规划。同时，坚决杜绝高能耗、有污染的企业落户，将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划、投资总额上十亿元的数十个项目拒之门外，守住青山绿水。
为建设园区，政府财政投入1600多万元，但这对总面积达21平方公里的园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为此，园区精心打好“政策牌”。“县级财政有困难，没有母城（长沙）依托，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这是不尽人意的，但各级政府从政策上向我们伸出了手。”张贺文回忆说，2000 年 2 月，天寒地冻，省政府在园区的工棚召开了省长办公会，明确了园区在企业政策、管理体制、融资等方面的一系列扶持措施；浏阳市委、市政府也充分授权，对管委会实现了人、财、物等相对独立；管理人员自主对外招聘、自定薪酬；管委会及投资公司可自主对外投融等。
没有优惠税收招商，不能用低廉的土地价格来补贴投资者，逼上梁山的浏阳人不得不“独辟蹊径”，打好“招商引资牌”。在园区硬件建设方面，他们用 BOT 的方式建设了污水处理厂，用银行贷款建设了自来水厂、集中供热等设施后，又迅速盘活出售，按市场化的方式滚动发展，实现了水、电、路、宽带等基础设施的畅通。
在项目招商方面，他们提出了“孵化项目招商”的思路。据张贺文介绍，1999 年，他们走访了全国 30 多所医药大专院校，用有限的资金，成功引进并孵化了卡介苗多糖核酸、中药戒毒等十多个生物医药项目，然后园区再为这些项目寻找“婆家”，吸引各路资本对接项目。
为立足高起点建园，园区打好了“国际接轨牌”。2001年，浏阳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签署协议，建立湖南医药留学人员创业园，引进了包括全美青年生命科学排名前十五位的两名华人科学家。园区还与欧洲最大生物基地德国柏林生物医药园、挪威生物医药创业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承担了国家发改委3家古巴国家生物所的项目，参与科技部的中英剑桥园并负责生物技术项目的洽谈工作。
十年磨剑。2007年，浏阳生物医药园捧回了中西部地区唯一一块“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金字招牌，浏阳生物医药园开始了新的历史使命。
建立“长沙生物谷”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后，张贺文的愿景是把新时期下的浏阳打造成为“长沙生物谷”。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长沙市列为了我国生物产业发展战略重点，设“一园五区”。“一园”即为浏阳生物医药园；“五区”即拓展区，包括袁隆平生物农业产业区、常德化学制药产业区、岳阳生物医药产业区等。
在此届大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金祥在对长沙基地给予高度评价时还指出，“国家发改委将发展生物产业放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突出位置，全面推进生物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高技术成果产业化。”
张贺文对建设“长沙生物谷”充满希望。他说：“长沙生物谷已形成了以‘发展健康产业、建设健康城市、引导健康生活’为宗旨的园区文化，在生物技术、健康服务等产业上集聚了一大批企业，是建设国家中西部地区生物产业发展的一个战略布署，结合长沙医药原材料、科研就地转化优势以及人才与资本积累优势，建设‘长沙生物谷’将成为加快长株潭‘两型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历经国际化等考验后，张贺文也开始尝试让“长沙生物谷”与资本市场对接。2007年11月，以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及其重点企业为龙头的湖南生物医药集团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控制资本6亿元，重点实施技改和产业整合，并以安邦制药为主体，争取在两年内在中小板或境外上市。此前，园区已与加拿大商务部及相关公司签订协议，以便推进双方股权合作和在北美上市的新通道。
张贺文透露，“长沙生物谷”的构想，已获湖南省主要领导的初步认可，他希望该“谷”能在2020年左右，基地累计投入300亿元，生物产业规模超过2000亿元以上，“但现在亟需相应的财税政策和相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考评标准与之匹配。”
（文中图片由本刊记者曹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