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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一点。但是，华国锋却并不是毛泽东选定的第一继承人，那么他是如何一跃成为“英明领袖”的呢？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1954年，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成为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这个位置，自然使华国锋容易引起毛泽东的注目。1959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而是一次次下乡蹲点。1962年冬，华国锋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1963年春，当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毛泽东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样板。
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
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64年7月1日，华国锋亲自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开馆之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珍贵照片。
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经过仔细地辨认，确定这是毛泽覃和毛泽建的照片，非常欣喜。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精心印制的毛泽覃和毛泽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手中。
“文革”中成为湖南首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文革”使中国处于大乱之中，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华国锋在“文革”中只受到过两次小冲击：
一次是受到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子“炮轰”，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华国锋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经周恩来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第一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了“照办”两字，表明他是赞同的。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为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农业。
踏实做好水利工程
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花费很大的精力抓“农业学大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毛泽东得知后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很好嘛！
從1970年7月起，华国锋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与韶山灌区同样浩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踏踏实实、不辞劳苦地忙于这一大工程。当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欧阳海灌区”之中。
毛泽东说：“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河。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是“老人”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会，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员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一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毛泽东猛烈抨击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林彪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因对毛泽东忠诚而在北京站稳脚跟 1971年年初，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令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作“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點，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5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在“四人帮”和邓小平的两败俱伤中脱颖而出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據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所以，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因此，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就是外交工作。
成为“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叶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1954年，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成为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这个位置，自然使华国锋容易引起毛泽东的注目。1959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而是一次次下乡蹲点。1962年冬，华国锋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1963年春，当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毛泽东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样板。
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
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64年7月1日，华国锋亲自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开馆之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珍贵照片。
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经过仔细地辨认，确定这是毛泽覃和毛泽建的照片，非常欣喜。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精心印制的毛泽覃和毛泽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手中。
“文革”中成为湖南首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文革”使中国处于大乱之中，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华国锋在“文革”中只受到过两次小冲击：
一次是受到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子“炮轰”，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华国锋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经周恩来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第一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了“照办”两字，表明他是赞同的。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为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农业。
踏实做好水利工程
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花费很大的精力抓“农业学大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毛泽东得知后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很好嘛！
從1970年7月起，华国锋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与韶山灌区同样浩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踏踏实实、不辞劳苦地忙于这一大工程。当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欧阳海灌区”之中。
毛泽东说：“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河。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是“老人”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会，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员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一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毛泽东猛烈抨击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林彪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因对毛泽东忠诚而在北京站稳脚跟 1971年年初，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令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作“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點，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5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在“四人帮”和邓小平的两败俱伤中脱颖而出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據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所以，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因此，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就是外交工作。
成为“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叶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