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军是解放军有名的王牌军，作为战略拳头，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捍卫国家的一支举足轻重的主战部队，备受各方面的关注。作为四野的“头号尖兵”，它也是林彪一贯看重和作为嫡系的部队。
　　38军成军以来，军长一直是由四野将领担任，也可以说，军长是林彪知根知底的虎将，如梁兴初、刘贤权、邓岳等。但是，1964年8月，毛泽东突然一纸命令打破了这个传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令64军军长李光军调任38军军长。李光军是从战斗中打出来的战将，他来38军前先后在第21、第54、第39、第64军任职。在战争年代，李光军一直在第一线作战，是带兵作战的将领，所带领的部队英勇顽强、机智勇敢，敢于打硬仗、打恶仗，能攻善守；但是，他不是林彪的所谓“嫡系”。于是，李光军便成为了林彪等人必欲拔掉的眼中钉。
　　1967年8月，李光军在北京参加会议。一次，一个群众造反组织在某驻军大院召集大会，批斗彭德怀等10多名高级将领，这些人多数是平江起义和从38军出来的将领。中央文革小组要求驻京部队大单位领导及在京开会的军以上干部参加，李光军几次接到通知，但都拒绝了。于是，有人就公开散布谣言说，38军是彭德怀在志愿军中喊出来的“黑线部隊”，李光军是彭德怀线上的人。
　　有一天，有人跑到保定点火，贴大字报，攻击38军，并很快演变为武斗。38军派部队去制止，收缴了大量武器，减少了许多流血事件的发生。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赶到保定，周游河北，大讲“大联合”“拥军爱民”，暗中企图改组38军，并指令38军参加镇压群众活动。
　　李光军连夜召集军党委常委会议。会上，他说：“我们38军的任务，是随时能胜任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其他的任务都是次要的。”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维护大局稳定，不执行陈伯达指令。李光军的做法，终于让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有了借口。1968年10月，李光军调离38军，出任武汉军区副参谋长。随后，副军长刘海清接任了38军军长。但是，38军部队与陈伯达、林彪的斗争仍然没有结束，再次引起了林彪的大为不满。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配合林彪与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大讲“天才”，进行反党活动，被毛泽东和党中央敏锐察觉。结果，陈伯达受到全会的严肃处理。庐山会议后，陈伯达的问题在党内传达，当晚，38军军长刘海清和政委王猛召开常委会。大家商定主动给毛泽东、党中央写报告，揭发陈伯达插手38军搞分裂的事实。
　　1971年年初，党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反党活动。李光军虽已离开38军，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也参加了华北会议。会上，有关领导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对38军的高度赞扬。
　　林彪对38军的不满终于爆发。华北会议后，5月23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了首都卫戍的问题：
　　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建议38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38军驻防在京畿多年，是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战略王牌。林彪却给毛泽东写信要把他们调离北京，暗示说38军“不可靠”。但是，毛泽东是信任这支部队的，没有同意。事后，林彪又找到周恩来，说要把38军调走，结果也没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在和各地区同志谈话时，他再次对大家说：“38军在批陈中带了头。”毛泽东还说：“批陈问题，我打了四块石头，第一块是《我的一点意见》，第二块是批示了38军的报告，第三块是批示了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第四块是批示‘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根本不批陈’。”
　　在复杂形势下，38军将士坚持党性原则，体现出了忠于毛泽东和“听党指挥”的光荣传统。
　　（摘自《首都周围的八大集团军》，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