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已深入到方方面面，利益交织、错综复杂。审未然之势，充实、扩大并推进建设性合作是中美两个大国不能回避的历史重任。
　　说美国是当今“中国威胁论”的策源地，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尽管日本《诸君》杂志早在１９９０年８月发表的文章《论中国这个潜在威胁》，即无端认定中国是一个“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但就影响而言，美国才是“中国威胁论”发源和扩散的主导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似乎一直没有间歇，如果硬要分段的话，也有４－５次之多。这些大辩论的内容不能全部等同于“中国威胁论”，但几乎每次都夹杂着或高或低的“中国威胁论”杂音。在十多年时间内如此频繁地辩论中国，确实让人感到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经达到异乎寻常的地步。
　　
　　“理论层次”上的喧嚣
　　
　　美国有关“中国威胁论”的鼓噪，登场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一次妖魔化中国浪潮的尾声。像是要为当时反华气氛推波助澜和为影响新政府对华政策造势似的，美国国内出了两位人物。一是畅销书作者比尔·葛茨，这位保守的《华盛顿时报》记者在２０００年秋抛出《中国威胁——人民共和国如何瞄准美国》一书，以披露五角大楼、中情局等未公开的材料为卖点，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二是米尔斯海默——这位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颇有些知名度的教授，开始击键撰写并在布什政府上台后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他立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大国生存意志是尽可能增强、壮大自己，谋求霸权，衡量大国的标志则是人口规模与财富。人口众多并在迅速崛起的中国成为超炫的目标。他认定，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将在２１世纪推出“亚洲门罗主义”，把美国赶出亚洲，因此中国天然地要成为美国的冤家对头，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该书的面世，标志着“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泛泛而谈上升到理论层次。
　　
　　９．１１恐怖袭击，让一直在寻找敌人的美国看清了真正的现实威胁所在，反击恐怖主义成为布什政府最优先的议程。中国这个曾被认定的“战略竞争对手”肩并肩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在情报分享、反洗钱、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的合作，有关“中国威胁论”的鼓噪暂停。但在一些美国战略家心中，传统地缘政治情结始终挥之不去——恐怖主义只是切肤之痛，大国挑战才是心腹大患。反恐战争告一段落，伊拉克大选尘埃刚刚落定，美国全球战略的反恐色彩就开始淡化，对大国挑战的防范重新浮上台面。罗伯特·卡根这位长于战略思考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助理，在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３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更高的现实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反恐怖战争从来就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典范，它太狭隘，太有限。该智库的“掌门”马修斯也认为，如果美国只专注恐怖主义而顾此失彼，将铸成战略大错。其言外之意十分清楚——防范大国挑战，确保美国霸权地位无虞才应是国家大战略的根本目标。
　　在此情况下，米尔斯海默不失时机地在今年《外交政策》双月刊１－２号推出《巨人之间的冲突》， 断定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如果中国今后几年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美中很可能会在安全领域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极有可能爆发战争。他强调美国决不能容许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者。他呼吁美国设法遏制中国，将它削弱到无法与之抗衡，最终不再有能力控制亚洲的程度。名记者卡普兰在《大西洋月刊》今年第六期也撰文附和说，中东仅仅是雷达屏上显示的一个点，而美中在太平洋的军事竞争将决定２１世纪，中国将是比俄国人更为可怕的对手。中国对美国构成了主要的常规性挑战。他主张把太平洋总司令部置换成遏制中国的前沿平台，即相当于欧洲的北约。
　　
　　放大了的视角
　　
　　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及附和者，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保守团体、行业与产业协会、保守的媒体、保守的智库学者、像米氏一样的大学教授、宗教人权组织、五角大楼与国会个别官员等。人数不少，沸沸扬扬。他们把住既有的“依据”，又不断拓展关注的面。
　　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即讨论经贸问题已跳出了２００２年前讨论中国ＭＦＮ（“最惠国待遇”）或ＰＮＴＲ（“永久正常贸易关系”）问题的模式，当时辩论归辩论，该通过还是通过，而今政治化十分明显，目标也很明确。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等就成为攻击中国的靶子，多方设卡堵压，让你怎么也迈不过政治门槛而前功尽弃。联想收购ＩＢＭ个人电脑业务、海尔并购美泰和中海油竞购优尼科遭遇的挫折与失败，无不令中国百姓看到一个崇尚自由市场的国度里充满敌意的商业环境。
　　二是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以往的“中国威胁论”，如无根无据的《考克斯报告》、“中国间谍案”、“政治献金案”和“李文和案”，也以危害美国家安全为由。但此一波的威胁论者，好像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像米氏一样，观点鲜明地强调一个已然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是祸而不是福。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起大国总要挑战现存的霸权，历史上有过太多这样的先例，不能设想中国届时是一个例外。
　　
　　三是“中国威胁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往多夸大中国军事威胁，而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仍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认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军费开支达９００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自己公布的数字的三倍），并夸大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但除此之外，“经济威胁论”、“外交挑战论”、“排挤美国论”、“技术侵蚀论”等同样突出表现出来。他们怀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要求美军撤离中亚是因为“受了大国的胁迫”，东亚峰会是要“排挤美国”，中国开展地区合作是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深入拉美则是挖美国的墙脚，与一些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进行经贸合作是要“与美国对着干”。５月３１日“美国之音”就称：中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展开的能源活动，“正在改变这个地区的势力格局，减弱美国的影响，使那些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更不友好”。
　　鼓噪“中国威胁论”者不再仅停留在民间组织、学术层和国会等，布什政府的一些重量级大员也参与其中，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中情局长戈斯等也走上桌前台面，公开指称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将是一个“直接威胁”。这些人的地位与影响使“中国威胁论”已影响到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
　　“言必称中国”，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威胁论”鼓吹者的思维中，美国是一个肢体发达的重量级拳手，找不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就可能变得慵懒虚弱；没有一个实力相当的敌对角色，五角大楼要维持很快要超过世界所有国家军费开支总和的经费预算、维持最庞大的战争机器就失去了依据与理由。他们习惯于冷战时期的世界对抗政治，而不愿求同存异寻求合作。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夸大“中国威胁”不是目的，而是在大造舆论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对付中国。说穿了，是要借“中国威胁论”威胁中国、遏制中国。
　　
　　并未一边倒
　　
　　可以肯定，此番“中国威胁论”的喧嚣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它必然伴随着中国艰难而曲折的崛起过程。中国在崛起，对外部世界的影响甚至冲击我们自己可能浑然不觉，但别人确是感同身受。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本质仍是力量政治，一国做强自己时，并不情愿看到别国强大，美国就是这样，似乎惟其如此才能取得安全保障。中国崛起有益于世界，是机遇，但也是相对的，是对多数国家而言的，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感受也不完全一样。中国越来越开放，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将会越来越有包容心，也更自信更有能力证明自己的善意。但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像我们一样充满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中国威胁论”，我们不宜简单予以痛斥，持有“中国威胁”观点的人，除了一些充满敌意、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执的人以外，有不少是被误导或出于不了解情况的本能担忧与恐惧，对此我们应有所鉴别，多做解释与沟通工作，不宜统统扣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即使像米尔斯海默这样的学者，也可能是学术研究需要，何况他的观点同样受到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腕的反对。
　　熟悉一点中美关系史的人都清楚，尽管中美有交恶的历史，但在近代中美交往之初，中国清政府就曾视后起的美国为“良夷”，照今天的话说就是友好国家。对一个贫穷虚弱、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美国有别于其他列强多少给予过同情与支持。更不用说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曾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如今，对于走向小康但人均收入仍只及美国１／２０的中国，“中国威胁论”者如此耿耿于怀当然值得中美两国人民深思。
　　我们可以欣悦地看到，在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中，“中国威胁论”虽然高起高走，但并未一边倒。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持“不确定”论者仍占多数。美国今天独一无二的地位，造就了不少具有长远眼光的国际政治与全球战略大家和精英，他们熟知中国，熟知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同样强调美国利益，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更为理性，不愿随意定论，把中国逼向美国的对立面。对于“中国威胁论”，美国国内不乏重量级学者和政治人物出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或争或论，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本杰明·施瓦茨、理查德·哈斯、桑顿、尼古拉斯·拉迪、戴维·兰普顿等。布热津斯基在与米尔斯海默的公开对决中强调：中国正在崛起，迄今为止是和平地崛起。中国领导人并不倾向于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施瓦茨在《大西洋月刊》载文说，认定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造成冲突，这是对历史的误解。除此之外，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媒体也有变化，特别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等重头报刊最近在中国问题上也有不少相对客观、理性的评论，或者把两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摆在一起。这在以往都是难以想像的。
　　美国国内政治文化的这种变化原因很多，而重要的一点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已深入到方方面面，利益交织、错综复杂，有人甚至说它是一对“连体婴儿”。中国的发展是在不断融入而非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越发展，越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越需要与国际社会共存共荣。一句话，中国追求的是通过和平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审未然之势，中美关系将最为重要，充实、扩大并推进建设性合作是中美两个大国不能回避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