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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人类的终极问题》
作者：袁越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提出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哲学命题。自此，忙碌的人类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在内心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本书中，作者运用脑科学、生命科学、基因和生物学知识，书写地球的编年史，解密人类的起源和创造力的源泉，借以回应先哲的追问。作品视角独特，见解独到，是一本开阔视野，启迪心智，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科普作品。
【寻找亚当】
在讲述亚当的故事之前，必须先来谈谈遗传学在中国的遭遇。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也曾像今天的人类进化领域一样，分成了互相抵触的两大学派。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联的植物育种专家米丘林，另一派则是果蝇遗传学的奠基人摩尔根。中国因为政治的原因选择站在了米丘林一边，当年中国大学生物系的遗传学教材都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摩尔根学派在中国遭到了残酷的打压，唯一的原因就是摩尔根是美国人。
摩尔根有个学生名叫杜布赞斯基，他招过一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名叫谈家桢。1949年后，谈家桢博士回国任教，担任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正是由于谈家桢的缘故，复旦大学决定继续讲授摩尔根遗传学，为中国的遗传学研究保留了唯一的火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终于承认摩尔根遗传学是正确的。因为谈家桢留下的班底还在，所以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迅速成为全国最佳，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金力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别在复旦大学生物系拿到了遗传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赴美留学，于1994年在得克萨斯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前往斯坦福大学，在著名的意大利裔人类遗传学家路易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实验室做博士后，主攻群体遗传学。
“我那时候的主要兴趣是疾病的群体遗传学，非常希望研究对象尽可能地‘纯’，这样研究起来会更方便。但实际人群都是‘杂’的，所以我想对实际人群到底有多‘杂’做一个分析评价，于是便开始关注Y染色体。”金力博士在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线粒体的遗传多样性已经做了好几年，但线粒体毕竟太小，而且独立于细胞核之外，应用范围有限。Y染色体也是单线遗传的，不必考虑重组问题，所以我觉得Y染色体也许是一个机会，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
人体一共有46条染色体，它们分成23对，除了X和Y这两条性染色体之外，其余的22对常染色体是一一配对的。性细胞在减数分裂的过程中会发生基因重组，也就是一对染色体中相对应的段落彼此互换位置，以此来增加遗传多样性。据统计，人类的每一代平均会发生36次基因重组，每条染色体发生一次多一点，如此累计下来，只需几代之后，染色体就混杂得分不清哪块来自父亲，哪块来自母亲，导致基因分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X和Y染色体只有极少部分是对应的，基本上不会发生基因重组，所以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和线粒体类似，都是单线遗传的，只不过这次是从父亲传给儿子，和母亲无关。所以，沿着Y染色体这条线，最终找到的是人类共同的父系祖先，西方媒体习惯性地称之为“亚当”。
寻找Y染色体“亚当”的理论基础虽然和线粒体“夏娃”差不多，但Y染色体和线粒体很不一样，实验过程要困难很多倍。
金力冥思苦想了很长时间，始终找不到解决办法，最终是一位分析化学专业的博士后帮了他的大忙。“我喜欢喝咖啡，和另外一间实验室的一个同样喜欢喝咖啡的奥地利人交上了朋友。”金力回忆道，“他叫皮特·欧芬纳，专业是高压液相色谱。当时他正在尝试用‘变性高压液相色谱’技术来分离DNA短片段，这项技术速度快，效率高，可以不必通过测序就辨别出不同序列的DNA小分子。我俩一起尝试用这项技术来辨别DNA长片段，结果大获成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筛选出了好几个Y染色体标记物。”
这里所说的标记物指的是Y染色体上和别人不一样的点，类似于盗版小说里的印刷错误。不同版本的盗版小说可以通过这些具有特异性的印刷错误一眼认出来，不同来源的DNA也一样。
“其实我的兴趣并不是人类起源，而是人类的迁徙路径。研究人类迁徙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找到特定人群的标记物，然后利用它去追踪源头。”金力博士解释道，“这就好比说你要搞清楚东海里的水到底是哪里来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黄河源头倒一瓶红墨水，在长江源头倒一瓶蓝墨水，然后去东海里取一瓢水，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红墨水分子，又有多少蓝墨水分子。在这个例子中，墨水就是标记物，用来追踪水的迁徙路径。”
初战告捷之后，金力和同事们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上向与会者报告了这项技术，引来了无数关注。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运用这项技术找到了好几百个Y染色体标记物，为人类寻找亚当的踪迹铺平了道路。
2000年11月，来自卡瓦利-斯福扎实验室的19位作者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了分子进化领域的第二篇重磅论文，通过对不同人群Y染色体遗传标记物的分析，找到了人类共同的父系祖先。这位亚当同样生活在非洲，时间大约是距今5.9万年，远比夏娃要近得多。后来科学家们又获得了更多的数据，把这个数字修正为距今16万—12万年，和夏娃大致处于同一个时间段内。
这篇论文只分析了1000多例Y染色体，虽然已经足以得出结论说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父系祖先都来自非洲，但金力还是不满足。我问他：“这个‘大部分人’到底是多少？非洲智人是不是把世界各地的古老人种完全替代了？有没有漏网之鱼？对这几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一直想不出解决办法。” 金力回忆道：“我除了喜欢喝咖啡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吃烤肉。就是在一次吃烤肉时我突然想到，既然直立人曾经走到了亚洲，那么只有大规模调查现代亚洲人的Y染色体，看看能否找到亚洲直立人的贡献，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大家关注的目光再一次转到了亚洲，转到了中国。
（源自“中国好书”）
责编：马京京
作者：袁越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提出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哲学命题。自此，忙碌的人类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在内心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本书中，作者运用脑科学、生命科学、基因和生物学知识，书写地球的编年史，解密人类的起源和创造力的源泉，借以回应先哲的追问。作品视角独特，见解独到，是一本开阔视野，启迪心智，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科普作品。
【寻找亚当】
在讲述亚当的故事之前，必须先来谈谈遗传学在中国的遭遇。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也曾像今天的人类进化领域一样，分成了互相抵触的两大学派。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联的植物育种专家米丘林，另一派则是果蝇遗传学的奠基人摩尔根。中国因为政治的原因选择站在了米丘林一边，当年中国大学生物系的遗传学教材都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摩尔根学派在中国遭到了残酷的打压，唯一的原因就是摩尔根是美国人。
摩尔根有个学生名叫杜布赞斯基，他招过一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名叫谈家桢。1949年后，谈家桢博士回国任教，担任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正是由于谈家桢的缘故，复旦大学决定继续讲授摩尔根遗传学，为中国的遗传学研究保留了唯一的火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终于承认摩尔根遗传学是正确的。因为谈家桢留下的班底还在，所以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迅速成为全国最佳，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金力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别在复旦大学生物系拿到了遗传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赴美留学，于1994年在得克萨斯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前往斯坦福大学，在著名的意大利裔人类遗传学家路易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实验室做博士后，主攻群体遗传学。
“我那时候的主要兴趣是疾病的群体遗传学，非常希望研究对象尽可能地‘纯’，这样研究起来会更方便。但实际人群都是‘杂’的，所以我想对实际人群到底有多‘杂’做一个分析评价，于是便开始关注Y染色体。”金力博士在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线粒体的遗传多样性已经做了好几年，但线粒体毕竟太小，而且独立于细胞核之外，应用范围有限。Y染色体也是单线遗传的，不必考虑重组问题，所以我觉得Y染色体也许是一个机会，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
人体一共有46条染色体，它们分成23对，除了X和Y这两条性染色体之外，其余的22对常染色体是一一配对的。性细胞在减数分裂的过程中会发生基因重组，也就是一对染色体中相对应的段落彼此互换位置，以此来增加遗传多样性。据统计，人类的每一代平均会发生36次基因重组，每条染色体发生一次多一点，如此累计下来，只需几代之后，染色体就混杂得分不清哪块来自父亲，哪块来自母亲，导致基因分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X和Y染色体只有极少部分是对应的，基本上不会发生基因重组，所以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和线粒体类似，都是单线遗传的，只不过这次是从父亲传给儿子，和母亲无关。所以，沿着Y染色体这条线，最终找到的是人类共同的父系祖先，西方媒体习惯性地称之为“亚当”。
寻找Y染色体“亚当”的理论基础虽然和线粒体“夏娃”差不多，但Y染色体和线粒体很不一样，实验过程要困难很多倍。
金力冥思苦想了很长时间，始终找不到解决办法，最终是一位分析化学专业的博士后帮了他的大忙。“我喜欢喝咖啡，和另外一间实验室的一个同样喜欢喝咖啡的奥地利人交上了朋友。”金力回忆道，“他叫皮特·欧芬纳，专业是高压液相色谱。当时他正在尝试用‘变性高压液相色谱’技术来分离DNA短片段，这项技术速度快，效率高，可以不必通过测序就辨别出不同序列的DNA小分子。我俩一起尝试用这项技术来辨别DNA长片段，结果大获成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筛选出了好几个Y染色体标记物。”
这里所说的标记物指的是Y染色体上和别人不一样的点，类似于盗版小说里的印刷错误。不同版本的盗版小说可以通过这些具有特异性的印刷错误一眼认出来，不同来源的DNA也一样。
“其实我的兴趣并不是人类起源，而是人类的迁徙路径。研究人类迁徙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找到特定人群的标记物，然后利用它去追踪源头。”金力博士解释道，“这就好比说你要搞清楚东海里的水到底是哪里来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黄河源头倒一瓶红墨水，在长江源头倒一瓶蓝墨水，然后去东海里取一瓢水，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红墨水分子，又有多少蓝墨水分子。在这个例子中，墨水就是标记物，用来追踪水的迁徙路径。”
初战告捷之后，金力和同事们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上向与会者报告了这项技术，引来了无数关注。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运用这项技术找到了好几百个Y染色体标记物，为人类寻找亚当的踪迹铺平了道路。
2000年11月，来自卡瓦利-斯福扎实验室的19位作者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了分子进化领域的第二篇重磅论文，通过对不同人群Y染色体遗传标记物的分析，找到了人类共同的父系祖先。这位亚当同样生活在非洲，时间大约是距今5.9万年，远比夏娃要近得多。后来科学家们又获得了更多的数据，把这个数字修正为距今16万—12万年，和夏娃大致处于同一个时间段内。
这篇论文只分析了1000多例Y染色体，虽然已经足以得出结论说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父系祖先都来自非洲，但金力还是不满足。我问他：“这个‘大部分人’到底是多少？非洲智人是不是把世界各地的古老人种完全替代了？有没有漏网之鱼？对这几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一直想不出解决办法。” 金力回忆道：“我除了喜欢喝咖啡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吃烤肉。就是在一次吃烤肉时我突然想到，既然直立人曾经走到了亚洲，那么只有大规模调查现代亚洲人的Y染色体，看看能否找到亚洲直立人的贡献，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大家关注的目光再一次转到了亚洲，转到了中国。
（源自“中国好书”）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