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翻开还散发着墨香的《何以中国》第一版，我才发现居然忘了写几句“后记”之类的文字作为收束。至少書中引用了那么多的照片线图，尽管注明了出处，还是要对制作和提供者表示由衷的谢忱。还有三联书店优秀的编辑团队的付出，都是我不能忘怀的。所以再版时，除了向相关诸位表达感恩之情，也想对这本小书的“出笼”乃至我的公众考古足迹有所交代。
　　这是我第二本面向公众的小书，第一本是《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有朋友说《何以中国》就是《最早的中国》的续集。从某种意义上，“何以中国”就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是展开了一个扇面，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的由来。故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的姊妹篇。那么它又是如何成书的呢？
　　话题要回溯到2010年，这是我的自媒体——新浪博客“考古人许宏”开张的第二年。这年的11月30日，我在
　　开卷有益
　　博客上推出了一个新话题：《中原一千年之前言：史上空前大提速》。“中原一千年”，这是《最早的中国》出版后，一直萦绕于心的、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绝好的视角。我的一个企图是写史，用不那么正统不那么凝重的笔触、用考古人特有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来写部小史。
　　于是，在有了这样的冲动和一个大致的腹稿后，我从陶寺开始写起，这已是转过年的2011年1月了。每篇千字左右，题目随想随编。“陶寺‘革命’了？”“都城与阴宅的排场”“龙盘、鼍鼓和特磬”“‘革命’导致失忆？”“‘拿来主义’的硕果”……越写越顺畅，写前一篇不知下一篇的题目和内容，但居然没有什么重复和大的改动。手头没有急活的话，可以平均两三天一篇地往上贴，欲罢不能。正巧那年春天，我被安排去党校学习。党校封闭式的学习生活，极有利于我的规律性写作。隔一天发一篇博文，是我这段时间最大的“副业”收获。到了6月份，党校临近结业，我最终完成了56篇博文，从陶寺一气写到了二里头。至此，“中原一千年”的穿越之旅已过半。
　　遗憾的是，随着党校生活的结束，我的中原千年之旅也戛然而止。各种杂务，导致再也提不起笔来。
　　关于书名，颇费考量。因“中原一千年”之旅没走完，全书围绕着公元前2000年这个颇具兴味的时间点展开，以“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登场为收束。要将这个“半成品”包装成一本独立的著作，就得有一个合适的书名。《“中国”出中原》《从中原到中国》等等都想过。最后，我与责编一致倾向于《何以中国》。在一些资深学者的眼中，这不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甚至语法，但因其言简意赅，故不忍释手。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至于本书的英文书名，鉴于可能的译法不一，我建议并给出了直译方案，但责编“China：2000B.C.”的提案一出，其他方案黯然失色。碰撞出精品，此之谓也。
　　除了这本《何以中国》，这56篇博文还有个衍生产品，那就是其浓缩学术版——论文《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或者应该说，这篇论文背后的严肃思考，才是从系列博文到《何以中国》的重要学术支撑。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自媒体、大众学术读物和纯学术成果交融互动的例子。它们表现方式不同，平台不同，读者群不同或仅小有重合。其间话语系统的转换，是公众考古领域值得探究的新课题。这本小书，就是我在探索过程中的又一个尝试。有网友这样评价这本小书的特点：态度是严谨的，观点是保守的，行文是生动的。我感觉还是比较到位的。
　　如果自评一下这书与《最早的中国》风格上的不同，我想有两点吧。其一，尽管作者、编者都做了将笔调偏于放松的博文“改编”成书的努力，但这书的博客底色应该还在，所以它应该更好读些;其二，页下注方便了想要深究这“故事”背景的读者，相信也并不妨碍一般读者的阅读，甚至会感觉更好读。与《最早的中国》贯通之处当然也不少，譬如仍然是小书甚至更小，仍然发挥考古人的特长而多量用图。在这个一切加速度的、读图的时代，这些都会使这本小书变得好读。
　　没有想到的是，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仅跻身2014年度三联书店十大好书，随后还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第七届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奖之优秀选题奖。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7次印刷、印数达35000册……“好读”一词真的从读者口中听到了，这当然是作者最感欣慰的。
　　2016年，《何以中国》初版两周年时，出版方又建议再版，改进了装帧设计，增加了彩印版面。藉此机会，作者和责编也订正了初版中的错谬之处，增补了部分文字和照片，标注了最新的文献出处。这都使得这本小书更为“好读”。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