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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胡锦涛总书记说，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则进一步把“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列为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提出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方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随后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指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此后对于城镇化，李克强有过多次表述“破解城市二元结构难题，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更表示，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抓手，中国现代化最大的潜力在于10亿人以上规模的城镇化，在于着眼于现代化远期目标，高品质、高水平的城镇化。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于2013年上半年对外颁布。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发展思路，提出了具体要求。
按照上述规划，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遵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这其中，在东部地区，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在此基础上，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围绕未来城镇化战略布局，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发挥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提及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
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村庄建设要注意保持乡村风貌，营造宜居环境，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两会期间，城镇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政协委员有关城镇化的提案超过一百个。
我们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同时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
从这些表态和表述中可以看出来，新型城镇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变化，即发展理念的转变，城镇化思路已经从重视城市面积的扩大，转向重视人如何走进城市，并且能够很好地生活；政府职能转变，包括更加关注民生，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发展方式转变，从粗放转向精细管理，从摊大饼到讲求科学规划，从运动式造新城到注重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和历史风貌和特色的遗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正在编写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将会体现“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的特点。同时将全面提升东部城市群发展水平，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新的城市群。
人的城市化是核心
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辜胜阻代表认为，过去我们的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2.6亿农民工没有从农民变为市民，这是一种半城镇化，就业在城市，但户籍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有人说我们的城镇化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
“市民化=就业+安居+公共服务均等。”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目前农民工进城难，一方面在于城市“取而不予”，农民工难以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企业“用而不养”，在工资、社保、福利、培训等方面做的不够，应该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使基本公共服务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从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保、子女入学等实际生活问题。现在全国城镇人口超过7.1亿，其中1/3没有当地户籍，许多农民进了城却成不了城里人，是一笔很大的欠账。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算了一笔账，藉此推算市民化成本到底多高？
——就业。目前民营经济吸纳了90%的进城农民工，必须加大扶持，为进城农民工“储备”更多就业岗位。
——住房。有关部门调查，52%的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47%租住农民房，自有城镇住房的仅为0.7%，其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仅有3%。解决他们的住房，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社保。约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城镇社保。按某中部城市标准测算，如果把各类该交的社保全部缴纳，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每月要交682元，一年是8184元。全国算起来，每年资金缺口是一个很大数额。
——教育。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1.25亿人，有1260万在城市上学。只有10%的孩子随父母进了城，现在就让城市的学校难以接纳。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大量孩子进城，城市该怎么办？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为10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至少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
“推进城镇化，必须边还欠账边推进。”陈锡文认为，一是要让农民有选择权。纠正一个认识的偏差，并不是不种地的人都要进城，他可以选择城市，也可以说“不”，留在农村。二是要有过渡性政策，让城市接纳农民工有一定缓冲时间。
城市要给人们提供各种服务功能，人的需求包括吃穿、用、住、行，教、医、温、体、保各个方面，都需要城市满足，这也是人们向往城市生活、追求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如果城市给不了的话，那么就是一种虚假的城市化。
纠偏摊大饼和城市病
今年各地纷纷提出城镇化率目标，出现一些新苗头：有的地方拆并村庄，搞“造城运动”；有的地方大拆大建，搞“房地产化”……
陈锡文认为过分追求城镇化率的现象值得警惕。他说，城镇化应量力而行，不要有水分的城镇化率。辜胜阻也认为，近来不少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根源是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地生财，不惜采取行政手段征用农地，迫使农民上楼，导致土地快速非农化，农民被边缘化。这样的苗头要高度重视。
对于“拆并村庄”，陈锡文表示，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以外拆并村庄”。在很多农民新村能看到，新村仍然是空村，年轻人外出打工，新村仍然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许多社会问题依然没解决，不符合农民意愿。
“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建设，打的是土地指标的主意。为的是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后的新增耕地中，‘倒’出建设用地指标，这种做法已经突破现有法律。”陈锡文指出，经过严格审批在局部范围的试点，可以封闭运行。未经批准的，必须规范。集中力量修订滞后于现实需要的有关法律。
辜胜阻认为，推进城镇化，要防止“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陷阱”；防止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一味追求高速度和规模扩张。
“城镇化前提是让农民先富起来。”陈锡文说，到2030年我国的人口将达到高峰，即使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30%的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不把农村建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建成全面小康目标无法实现。
对于当前一些地方城镇化跑偏现象，陈锡文认为，关键要完善指标考核体系。“城镇化需要有指标考核，但指标设计要科学合理，不能把人口比例作为唯一的考量标准，要把能享受市民待遇的常住人口数量、比重，以及城镇的环境、交通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十五”规划提出“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陈锡文坦言，10多年下来，结果并非如此。现在全国有接近670个城市，还有近2万个镇。我国小城镇人口占比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7%，下降到目前的20.7%。推进城镇化，许多地方更青睐大城市。
陈锡文分析，“摊大饼”的城镇化建设难以持续，大城市“城市病”凸显，小城镇缺少吸引力。如此恶性循环，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方向南辕北辙。
究其原因，陈锡文认为，现在的城镇建设规划突破、修改次数太多。国际上一般的城镇规划规定，建设用地不能超过总面积的30%，我国有的大城市已经接近50%。很多城市千城一面。
城镇化如何合理布局
“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二是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做大县域经济，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辜胜阻说。
辜胜阻认为，对于东部地区，要“做好”城市群，通过辐射能力，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做多”中小城市，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中小城市。
陈锡文认为，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解决好两大关键问题：
一是产业布局问题。这关系到如何引导就业布局和人口布局。“关键是要‘内转下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产能和新增产能要逐步向内地转移，下沉到地级以下城镇布局。”陈锡文说。二是要改变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本公共服务相对不足的现状，增强其吸引力，让更多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
来自城市管理者的声音
作为基层城镇化的操刀人，几位城市管理者的观点格外引人关注。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希斌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时说，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头绪很多，要抓好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很多环节。
对于哈尔滨城镇化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宋希斌市长表示，至少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第一是整体布局，第二是产业支撑，第三是基础设施，第四是公共服务，第五是资金筹措。他说，只有把这些关键环节搞清楚、弄明白，才能真正做到有条不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这些环节中最重要的还是规划先行，科学的设计规划是确保城镇化质量的前提，没有个好的规划，在具体建设中就很难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推进城镇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按照统筹衔接、合理布局、完善功能、辐射带动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地编制好推动城镇化建设的规划。
宋希斌表示，今年哈尔滨提出建设14个试点镇、20个示范镇的目标，根据哈尔滨整个区域和城区规划布局设计的。规划是城镇化的根基，也是保持城镇化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将来农民兄弟进城了，他在城市的生活、收入、就业也就有了保障。
天津市长黄兴国认为，要让老百姓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各项好处，避免出现“被上楼”，首先要解决好居住和就业问题，“城里有的他都有的，解决安居的问题，解决他的乐业，乐业就是有就业岗位，没有就业岗位不行，这是最核心最核心的。”
黄兴国同时表示，解除进城百姓的后顾之忧，要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没有这两项保障，城镇化仍然是难以持续的。
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刘森认为，城镇化应该考虑各地的发展差异，不能一刀切。中国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千篇一面，东部地区很发达，他曾经去考察过，对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非常清楚。因此，他希望新型城镇化能够以像新乡市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以小城镇为重点。加快县域内涵式发展，提高品质城市包括县域组团，持续开展新城建设，摒弃扩张、摊大饼式的发展路子，把旧城改造和农村改造作为城市建设和改善民生的主攻方向。
原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把城镇化发展模式分为四种，一是以小城镇为重点，二是以中等城市为重点，三是以大城市为主导，四是以城市群为主导。但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必须也只有选择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城市群是产业和人口在空间集聚与扩散运动的必然结果。从各国城市化的模式看，当城市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城市群已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在更大范围内，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龙头，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群协调分布，城市建保留一定的农田、林地、水面等空间，并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走廊相连接的城市群。
吉林省四平市市长石国祥则摆出当下推行城镇化的三大难题，没钱、没地、没资源。他说：我们的资金、技术、人才、资本都在向高端城市聚集，比如说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这是最一线的。同时，发达地区在吸引着很多生产要素的聚集，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很多城镇在生产要素上将出现空壳化的现象，要想推进城镇的建设，一定要研究城镇生产要素的聚集，来支撑这个产业的聚集，才能形成城镇发展的格局。这是在我们城镇化进程当中作为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笛音）
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则进一步把“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列为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提出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方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随后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指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此后对于城镇化，李克强有过多次表述“破解城市二元结构难题，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更表示，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抓手，中国现代化最大的潜力在于10亿人以上规模的城镇化，在于着眼于现代化远期目标，高品质、高水平的城镇化。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于2013年上半年对外颁布。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发展思路，提出了具体要求。
按照上述规划，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遵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这其中，在东部地区，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在此基础上，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围绕未来城镇化战略布局，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发挥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提及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
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村庄建设要注意保持乡村风貌，营造宜居环境，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两会期间，城镇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政协委员有关城镇化的提案超过一百个。
我们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同时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
从这些表态和表述中可以看出来，新型城镇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变化，即发展理念的转变，城镇化思路已经从重视城市面积的扩大，转向重视人如何走进城市，并且能够很好地生活；政府职能转变，包括更加关注民生，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发展方式转变，从粗放转向精细管理，从摊大饼到讲求科学规划，从运动式造新城到注重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和历史风貌和特色的遗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正在编写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将会体现“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的特点。同时将全面提升东部城市群发展水平，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新的城市群。
人的城市化是核心
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辜胜阻代表认为，过去我们的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2.6亿农民工没有从农民变为市民，这是一种半城镇化，就业在城市，但户籍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有人说我们的城镇化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
“市民化=就业+安居+公共服务均等。”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目前农民工进城难，一方面在于城市“取而不予”，农民工难以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企业“用而不养”，在工资、社保、福利、培训等方面做的不够，应该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使基本公共服务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从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保、子女入学等实际生活问题。现在全国城镇人口超过7.1亿，其中1/3没有当地户籍，许多农民进了城却成不了城里人，是一笔很大的欠账。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算了一笔账，藉此推算市民化成本到底多高？
——就业。目前民营经济吸纳了90%的进城农民工，必须加大扶持，为进城农民工“储备”更多就业岗位。
——住房。有关部门调查，52%的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47%租住农民房，自有城镇住房的仅为0.7%，其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仅有3%。解决他们的住房，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社保。约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城镇社保。按某中部城市标准测算，如果把各类该交的社保全部缴纳，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每月要交682元，一年是8184元。全国算起来，每年资金缺口是一个很大数额。
——教育。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1.25亿人，有1260万在城市上学。只有10%的孩子随父母进了城，现在就让城市的学校难以接纳。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大量孩子进城，城市该怎么办？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为10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至少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
“推进城镇化，必须边还欠账边推进。”陈锡文认为，一是要让农民有选择权。纠正一个认识的偏差，并不是不种地的人都要进城，他可以选择城市，也可以说“不”，留在农村。二是要有过渡性政策，让城市接纳农民工有一定缓冲时间。
城市要给人们提供各种服务功能，人的需求包括吃穿、用、住、行，教、医、温、体、保各个方面，都需要城市满足，这也是人们向往城市生活、追求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如果城市给不了的话，那么就是一种虚假的城市化。
纠偏摊大饼和城市病
今年各地纷纷提出城镇化率目标，出现一些新苗头：有的地方拆并村庄，搞“造城运动”；有的地方大拆大建，搞“房地产化”……
陈锡文认为过分追求城镇化率的现象值得警惕。他说，城镇化应量力而行，不要有水分的城镇化率。辜胜阻也认为，近来不少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根源是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地生财，不惜采取行政手段征用农地，迫使农民上楼，导致土地快速非农化，农民被边缘化。这样的苗头要高度重视。
对于“拆并村庄”，陈锡文表示，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以外拆并村庄”。在很多农民新村能看到，新村仍然是空村，年轻人外出打工，新村仍然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许多社会问题依然没解决，不符合农民意愿。
“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建设，打的是土地指标的主意。为的是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后的新增耕地中，‘倒’出建设用地指标，这种做法已经突破现有法律。”陈锡文指出，经过严格审批在局部范围的试点，可以封闭运行。未经批准的，必须规范。集中力量修订滞后于现实需要的有关法律。
辜胜阻认为，推进城镇化，要防止“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陷阱”；防止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一味追求高速度和规模扩张。
“城镇化前提是让农民先富起来。”陈锡文说，到2030年我国的人口将达到高峰，即使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30%的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不把农村建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建成全面小康目标无法实现。
对于当前一些地方城镇化跑偏现象，陈锡文认为，关键要完善指标考核体系。“城镇化需要有指标考核，但指标设计要科学合理，不能把人口比例作为唯一的考量标准，要把能享受市民待遇的常住人口数量、比重，以及城镇的环境、交通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十五”规划提出“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陈锡文坦言，10多年下来，结果并非如此。现在全国有接近670个城市，还有近2万个镇。我国小城镇人口占比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7%，下降到目前的20.7%。推进城镇化，许多地方更青睐大城市。
陈锡文分析，“摊大饼”的城镇化建设难以持续，大城市“城市病”凸显，小城镇缺少吸引力。如此恶性循环，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方向南辕北辙。
究其原因，陈锡文认为，现在的城镇建设规划突破、修改次数太多。国际上一般的城镇规划规定，建设用地不能超过总面积的30%，我国有的大城市已经接近50%。很多城市千城一面。
城镇化如何合理布局
“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二是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做大县域经济，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辜胜阻说。
辜胜阻认为，对于东部地区，要“做好”城市群，通过辐射能力，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做多”中小城市，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中小城市。
陈锡文认为，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解决好两大关键问题：
一是产业布局问题。这关系到如何引导就业布局和人口布局。“关键是要‘内转下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产能和新增产能要逐步向内地转移，下沉到地级以下城镇布局。”陈锡文说。二是要改变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本公共服务相对不足的现状，增强其吸引力，让更多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
来自城市管理者的声音
作为基层城镇化的操刀人，几位城市管理者的观点格外引人关注。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希斌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时说，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头绪很多，要抓好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很多环节。
对于哈尔滨城镇化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宋希斌市长表示，至少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第一是整体布局，第二是产业支撑，第三是基础设施，第四是公共服务，第五是资金筹措。他说，只有把这些关键环节搞清楚、弄明白，才能真正做到有条不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这些环节中最重要的还是规划先行，科学的设计规划是确保城镇化质量的前提，没有个好的规划，在具体建设中就很难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推进城镇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按照统筹衔接、合理布局、完善功能、辐射带动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地编制好推动城镇化建设的规划。
宋希斌表示，今年哈尔滨提出建设14个试点镇、20个示范镇的目标，根据哈尔滨整个区域和城区规划布局设计的。规划是城镇化的根基，也是保持城镇化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将来农民兄弟进城了，他在城市的生活、收入、就业也就有了保障。
天津市长黄兴国认为，要让老百姓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各项好处，避免出现“被上楼”，首先要解决好居住和就业问题，“城里有的他都有的，解决安居的问题，解决他的乐业，乐业就是有就业岗位，没有就业岗位不行，这是最核心最核心的。”
黄兴国同时表示，解除进城百姓的后顾之忧，要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没有这两项保障，城镇化仍然是难以持续的。
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刘森认为，城镇化应该考虑各地的发展差异，不能一刀切。中国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千篇一面，东部地区很发达，他曾经去考察过，对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非常清楚。因此，他希望新型城镇化能够以像新乡市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以小城镇为重点。加快县域内涵式发展，提高品质城市包括县域组团，持续开展新城建设，摒弃扩张、摊大饼式的发展路子，把旧城改造和农村改造作为城市建设和改善民生的主攻方向。
原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把城镇化发展模式分为四种，一是以小城镇为重点，二是以中等城市为重点，三是以大城市为主导，四是以城市群为主导。但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必须也只有选择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城市群是产业和人口在空间集聚与扩散运动的必然结果。从各国城市化的模式看，当城市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城市群已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在更大范围内，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龙头，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群协调分布，城市建保留一定的农田、林地、水面等空间，并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走廊相连接的城市群。
吉林省四平市市长石国祥则摆出当下推行城镇化的三大难题，没钱、没地、没资源。他说：我们的资金、技术、人才、资本都在向高端城市聚集，比如说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这是最一线的。同时，发达地区在吸引着很多生产要素的聚集，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很多城镇在生产要素上将出现空壳化的现象，要想推进城镇的建设，一定要研究城镇生产要素的聚集，来支撑这个产业的聚集，才能形成城镇发展的格局。这是在我们城镇化进程当中作为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笛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