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女作家谌容创作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曾以其介入现实的深度和写作技法的创新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与讨论，小说中真挚感人、血肉丰满的中年女性知识分子——眼科大夫陆文婷也因此成为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画廊中的经典女性形象之一。集传统文化人格与现代意识于一体的陆文婷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她超负荷的无私奉献与完全不成比例的工作待遇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大讨论。小说中的陆文婷最终倒下了，经历濒临生死边缘的一场大病之后，她的病弱之躯只能在丈夫的搀扶之下才能一步一步向前挪……这一颇有象征意味的结尾似乎温和地喻示出完全将女性主体等同于社会主体的道路是不妥的。我们不妨追问：病愈后的“陆文婷”会如何在自己的社会主体与女性主体之间进行某种更加平衡的调整，从而过上她们的“健康”生活？
　　问题的解答有时候是需要等待成熟机缘的。在三十多年来以文学探讨女性命运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起起伏伏的颠簸，有时甚至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在完全遮蔽、扭曲、误读的女性主体地位与偏执地将之无限放大不顾其他这两种态度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作品能够以允执其中的态度，兼顾女性的社会主体与性别主体。《淑婷》就是其中之一。小说虽然没有《人到中年》那种站在时代漩涡中心的宏阔视野，仅仅选取了日常生活中一次普通的調动、一个身份的转变、一群中学教师的侧影，却在中正平和、不愠不火的叙述中捕捉到了“淑婷”这位中年女性知识分子内心的巨大波澜，以及由这波澜激起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己生活道路的检视与校正，在不经意中解答了《人到中年》结尾的疑虑。
　　调到一中之前的淑婷与她的前辈陆文婷竟然有着那么多的共同之处，“那么些年，她把心思都用在教学上了，对女儿基本上不闻不问”。女儿的一日三餐、学习情况、甚至女儿生理发育的变化、备战高考的改科，她都一无所知，“她更关注的是她自己的学生和家长”。对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就更加粗心了：她不习惯在超市选购商品的那份悠闲，也惊诧于那些在江边跳舞和扭秧歌的人群的那份自在。忙于眼科手术的陆文婷来不及为女儿扎小辫儿、为儿子买网球鞋，她在弥留之际仍挣扎着叮嘱丈夫一定要满足孩子们这两个小小的愿望，这一催人泪下的细节不仅使陆文婷这一形象更加完美动人，也透露出在陆文婷时代是政治、经济等外在的社会压力迫使原本感情丰富细腻的女性被迫遗忘和放逐了女性的自我经验。对于淑婷来说，这一外在的压迫机制似乎已经消失，因而她对自身作为女性的经验缺失，乃是一种真正的女性主体的缺失，虽然小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解释这一缺失的原因，但此前的淑婷受制于某种更不易察觉的规训机制却是毋容置疑的。对于淑婷来说，从十一中的英语骨干教师到一中的仓库保管员制造出了生活与个人重新定位的落差，也创造了她从旧我蜕变为新我的契机。仓库保管员的清闲使得她有时间细细回顾与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虽然过去的同事王淑珍和现在的体育老师大高不时在耳边提醒她如何适应新学校的游戏规则，虽然淑婷出于自尊也觉得委屈，但当局长叔叔再次帮忙让她重返教学一线时，淑婷内心的觉醒却战胜了那些现实的利益得失。“淑婷从来没有感觉夜色是这么美好，生活可以如此丰富”，一种新的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一种贴近日常生活细节的能力应运而生，小说在平静的本真生命的描摹中突显了女性主体建构的过程。与淑婷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相伴随的是一中这个小社会内部的权利结构机制和各成员为了利益之争的复杂关系，校长、后勤校长、外语组组长、特级教师、普通教师……层级分明的结构与待遇规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生活空间，也禁锢了人们精神空间的自由拓展。淑婷在局长叔叔露面之前与之后截然不同的境遇、及最后她不报名也能荣任后勤主任的结局无不折射出普遍存在的膜拜权力的社会现实。
　　《人到中年》以病床上陆文婷的意识流结构全篇，其新颖的写作技法曾对彼时读者的审美能力构成巨大冲击。时隔三十余年，在作家们几乎遍历所有现代、后现代的写作尝试之后，反倒体现出返璞归真的冷静，更加看重叙述本身紧致、密实的质地与力量。《淑婷》以主人公的限制性视角为主，紧扣淑婷的感知与心理，虽不事张扬却有内在的波谷与浪尖，不枝不蔓却也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常”与“变”。有意味的是，这篇关注女性内心世界的小说出自一位男性作家之手，淑婷未能拒绝一中强加给她的“后勤主任”，但她坚持选择了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否意味着，有了另一半关注与参与的女性成长之路，才能避免曾经的“病态”呢？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