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时代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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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全民抗疫过程中,2020年1月27日,央视频推出“两神山医院建造慢直播”,这是我国主流媒体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上呈现出一定的突破和创新。中央级媒体首次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引入形式相对自由的慢直播,并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5G正逐渐改变着传播格局和媒体生态,面对这场变革,主流媒体能否抓住时代机遇,不仅关乎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更直接影响新型媒介格局下主流媒体的话语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慢直播 5G 主流媒体 疫情报道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按照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模式,建立火神山、雷神山两家医院,1月27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媒体平台“央视频”联合中国电信开通“疫情24小时”专题慢直播。该慢直播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1月28日凌晨观看人数近百万,到1月29日在线观看人数便冲破4000万,截至2月5日,在线“云监工”人数已突破1亿,创造了主流媒体网络直播数据的新纪录。慢直播的新闻报道手法并非我国首创。2009年,挪威为了纪念卑尔根铁路诞生百年播出了《卑尔根铁路:分分秒秒》。从首都奥斯陆到西南部城市卑尔根共7小时16分的行车时间被全部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120万观众收看了这档节目。随后这一原生态、固定机位、无人工干预的视频节目样式就被称为慢直播。
  “央视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基于5G+4K/8K+AI等新技术推出的总台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平台,也是中国首个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总台首次将慢直播引入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并通过5G+光纤双千兆网络,创新实现不间断直播的新闻叙事方式,使新媒体语境当中主流媒体的新闻价值表达更加多元化。

一、慢直播丰富主流媒体报道形式


  在疫情报道之前慢直播多集中于生活、旅游等休闲场景,“直播造医院”则开辟了一种以网络用户主观视角“亲历”新闻的报道方式。
  1.慢直播能够满足大众的情感需求和知情诉求。如今,媒介不僅是“人的延伸”,越发成为“心理的延伸”,对媒介的新认识和媒介划分的升级“迭代”的正确逻辑应该是从媒介本位向用户本位转移。主流媒体在大众传播时代所建立的报道理念与价值定位应有所调整,除了新闻话语表达的潮流化,新闻媒体以用户为本位的媒介观应体现在传播技术手段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实时性。
  火爆网络空间的慢直播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新闻观察窗口,其让“陪伴感”最大化,为新闻传播营造了“最真实”的拟态环境。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可以分为5类,其中情感需求和归属需求都被列入其中。在网络直播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当中,受众的心理需求被满足,也容易接受媒体传递的新闻价值。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说到:“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网络直播的兴起便是这句话的最好佐证。在以用户为本位的网络生态观中,网络直播在社交领域、消费领域、新闻传播领域、娱乐休闲等领域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国内主流媒体将慢直播引入灾难性新闻报道中。慢直播的“陪伴感”“现场感”对处在疫情中的受众起到了抚慰作用,解决了主流媒体报道框架相对严肃而与受众情感“疏离”的困境。慢直播的即时性又能最大化满足受众对突发新闻的“知情欲望”。慢直播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媒介化时代互联网环境中各个主体间的情感链接。
  2.青年亚文化直接参与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央视频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到2月9日每天有超1亿的网友在线观看,网友们的精彩弹幕评论被大批媒体用在新闻标题中实现二次传播,网络语言与新闻报道碰撞出新的张力。时尚的话语表达,戏谑调侃的思想内核,让主流媒体的慢直播演化为一场年轻人的舆论狂欢。“弹幕文化”作为近些年网络上影响范围较广的青年亚文化,是年轻一代用来宣泄、倾诉、娱乐、消遣的重要手段。直播过程中的弹幕表达,形成了直播文化里一种特有的意义体系,其超越直播内容独立存在,与直播内容呼应并进一步升华,加剧观者情绪和思想的冲突变化,也是网络流行话语的发酵地。
  有学者认为,现代网络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已经脱去了“正面冲突”和“公然抵抗”的色彩,“消解”已成为一种“抵抗”的变形,融于网络亚文化特有的盛大狂欢、至死娱乐、自我表现的精神气质中。青年亚文化的“消解”和“自我满足”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疫情中的恐慌与焦虑,慢直播的弹幕呈现出一片诙谐与温情的氛围。
  3.疫情慢直播丰富主流媒体危机传播路径。2020年3月7日19时5分,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南环路欣佳酒店发生楼体坍塌,现场共有71人被困。该酒店由于收治新冠肺炎隔离人员,格外引人关注。在事故发生之后,人民日报新媒体便对救援现场进行慢直播。此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测性等特点,受众对信息的渴求,进一步倒逼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精准性和及时性。慢直播的及时性和现场感最大化满足了突发事件报道的要求,救援过程全面呈现也达到了稳定公众情绪、正面引导积极舆论的效果。同时,慢直播也可以防止网络谣言的产生和扩散,扼制新媒体时代的信息“陷阱”。
  “小石榴”是疫情期间最受网络关注的新生儿,由于她父母都是新冠肺炎患者,各大主流媒体都竞相通过慢直播来展现一家人治疗、康复、团聚的全过程。总台在新媒体平台设立“云守护小石榴”专题,将“小石榴”在医院监测、观察、睡觉、吃饭等全过程进行慢直播,呈现一个疫情期间降生的婴儿所得到的温暖,呈现特殊时期医护人员的辛劳和努力,同时也向公众传递正能量的情绪信号,共克时艰。

二、主流媒体通过慢直播进行灾难报道存在的问题


  慢直播开辟了主流媒体灾难报道新的视角,让传统议程设置价值与新兴网络文化发生耦合,产生文化的碰撞与新生。然而,凭借潮流文化打造爆款新闻的慢直播也暗藏着弊端。
  1.慢直播加速瓦解传统媒体深度报道的优势,泛娱乐主义思潮加深对新闻内核的消解。在网络新媒体传播格局中,传统媒体需要用网络流量重塑“主流”地位。而互联网世界泛娱乐主义思潮泛滥,传统新闻价值内核被不断消解,新闻娱乐化、低幼化趋势明显。如果仅仅以“流量”为指向标,新闻传播者便容易选择“平面化”的叙事方式,而不去引导公众进行现象背后的思考。央视频在上线“直播造医院”后,网友自发建立的“打榜功能”就违背了主流媒体灾难报道中的人道主义,对此官方媒体还需严格把关。   随着主流媒体慢直播的火爆,以及青年亚文化中的话语结构逐渐取代灾难报道中的严肃叙事,而主流媒体的传统新闻报道,如新闻调查、新闻批评、新闻评论等,在泛娱乐主义思潮泛滥的网络空间很难形成影响力,新闻的价值内核被不断瓦解消弭。
  2.慢直播暗藏着未知的舆论风险,弱化媒体把关人的职责。有学者认为,突发事件发生后,快速反应才能占据舆论制高点,快速跟进才能持续引导舆论,能实现这一要求的就是直播。主流媒体以其技术和社会资本的优势,在灾难报道当中的视频直播为引导舆论提供了三方面有力渠道——其一,现场直播极大满足了公众在灾难面前对信息的需求,并且通过真实场景实时呈现提高媒体报道的可信度,进而引导舆论;其二,直播最大化体现了新闻的时效性,官方及时解读抢占舆论引导的先机;其三即为视频直播所营造出的新闻场景,能让受众获得亲临感和陪伴感,不自觉地接受媒体的新闻价值。然而在没有记者现场出镜、专家解读、导播“预审”机制的慢直播当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无疑加剧了主流媒体报道的舆论风险。1月30日晚,一则“武汉火神山医院工人打架”的视频在网上快速传播开来,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慢直播当中潜藏的舆论风险被印证,主流媒体把关人的职责缺位。

三、5G时代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发展趋势


  麦克卢汉经典论述“媒介即人的延伸”,在5G技术所营造的信息生态环境当中,人类与媒介的关系更为紧密,两者从行为方式、使用习惯、心理依赖等多个方面形成共同体,媒介不仅仅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以及思想的延伸,更将会成为人类社会属性的关键组成,从行为以及情感方面指导且框范着彼此发展,真正进入了“人机互为主体的5G时代”。因此,主流媒体的5G时代要迎来传播理念构建与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型,互联网“场景”的搭建将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重要课题。
  1.5G时代重心在传播“场景”的塑造,从内容生产到内容聚合引领新的传播潮流。在信息通道高速化的5G时代,人类的社会性将更加容易依附于互联网的虚拟场景,从中进行信息获取、思想释放、情感陪伴,拟态环境的营造对于新闻生产者来说更为重要。主流媒体需要有更强的内核去吸附受众、影响受众、塑造受众,构建一种“场景”去迎合人机合一的现代群体特征。疫情期间慢直播的成功实践是互联网“场景”化新闻传播成为新潮流的有力论证。5G时代,比起新闻“生产”,通过新闻“聚合”而打造新闻拟态环境,搭建互联网“场景”将更为重要,将媒体与受众囊括在一个闭合的资讯圈,互为给养,进而实现主流媒体的新闻主导性和舆论影响力。
  5G时代视频语言将进一步成为主流。在5G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视频拍摄技术便宜性的背景下,视频在传播话语结构中的强化,也将带动更多的受众内容创作的积极性。主流媒体更应该利用好舆情传播机制当中的“支点”优势,媒体品牌所带来的数据优势,官方背书认可的社会资本优势。目前主流媒体在新闻资讯领域是传统强项,然而在社交与服务方面还处在初步發展阶段。由“传播者”到“服务者”而发生的传播地位和传播价值的嬗变,是主流媒体即将面临的重要挑战。
  2.新的传播生态加速了新闻传播规则的“破圈”,深耕圈层或是主流媒体未来新闻生产的趋势。以场景传播为主导的5G时代来临,用户对于媒体的需求也将发生迭代,平台所赋权的娱乐性、社交性、陪伴性也逐渐上升其在媒体功能性的比重。以主流媒体的微博平台为例,开放的话语环境、庞大的粉丝群体让任何一条主流媒体所发布权威新闻内容在评论区都由“草根”对新闻进行二次解读与传播,其中点赞最高的评论将自动置顶加大曝光。这种由网友建立的信息环境自成体系,形成新闻传播环境中的第二场域,赋予主流媒体新闻报道本身所不具备的社交性和娱乐性。这种由媒体与网友共建的传播生态,将在5G时代更加强势。
  因此,网络草根文化在新媒体的话语权重加大,青年亚文化圈对互联网场域中的话语更迭、传播规则、资本触点等都将产生更深的影响。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传播格局得到强化,多元的连接、高强度的互动,会带来各种紧密互动模式,产生圈层化效果。“圈层化”其内在有稳固的精神价值内核,形成完整的话语体系,对外有较高的知识壁垒。它进一步打破大众传播时代的现有布局,对用户信息的选取需求进行重置,主流媒体的大众传播话语权被进一步削弱。
  主流媒体对网络亚文化术语的征用,是向年轻受众的靠拢,也从侧面证明了主流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接受和认可,并且通过新闻框架的改变而向青年亚文化“圈层”靠拢。从人民日报的“阿中哥”,再到“直播造医院”中弹幕内容的传播,主流媒体的“破圈”式的新闻生产逐渐深化。2020年以来,总台新媒体平台加大对名主播康辉、朱广权等人的曝光,通过日常短视频、网络段子等对他们进行包装,立“人设”,建立稳定的粉丝圈。2020年4月6日晚,朱广权在总台新媒体栏目“共同战疫”当中,与网络直播界红人李佳琦连线为湖北售卖货品,两个多小时的直播吸引了1.2亿网友的围观,卖出超过4000万元的湖北农产品。这便证明了主流媒体的“破圈”传播已不仅局限于新闻语言,更开启了对新闻内核的“改造工程”,为主流媒体未来传播的方向布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系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新闻中心新媒体编辑、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界2020年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逻辑与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Z2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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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沈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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