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看大城市市区人口和产业空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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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空间扩张的速度加快,人口和产业增长的非中心化越来越显著。在多部门非中心化的序列过程中,第二产业为带头部门,其次为第三产业,最后为人口。这一扩散特征和国外以人口带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扩散过程显著不同,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其他文献
Brass相关生育模型的建立,解决了生育率定量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但是,作者在运用此模型及其标准模式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变化时,所获得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本文所建的分孩次相关生育模型能较好地反映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便于进行政策比较分析与仿真,并可利用人口学意义比较明确、实践中易调控的指标来识别模型中的有关参数。
由首届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发起联络浙江人口学界与社会知名人士、党政有关领导共同倡议建立的“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9月6日在杭州正式成立。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刘汉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田雪原研究员,
编制一个好的人口发展计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二是人口预测模型及其参数的选取要恰当。至于人口预测模型,中外人口学家已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从各种不同角度建立了很多人口预测模型,但同中国生育政策的特点与人口控制的实际要求相比,还不尽如人意。因而迫切需要建立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婚姻结构、孩次结构及生育间隔等因素在内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本文所建立的孩次——类龄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中,印两国50年代初同处于人口转变的初始阶段,总和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基本相同,但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变化,结果却相差甚远。本文将从两国目前所处人口转变阶段的不同来分析两国人口转变过程的差异、原因及其对今后人口发展的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的研究,在过去一段对期内虽然也在进行,但还留下了一些空白。例如对于中国各民族人口的死亡,我们知之甚少,关于各民族人口的再生产状况,
期刊
本文从社会人口学角度,剖析了社区因素对农民生育决策的影响方式与途径。农村社区事实上叠加着两个层面的含义:偏于传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层面和偏于现代性的“系统生活世界”层面。前者不但使得“生男”成为农民生育决策的核心,而且在时间上也倾向于“早生”;后者,社区的社会一经济状况(集体化程度与工业化水平)与社区的行政组织状况(社区政府控制力与社区秩序),是影响农民生育决策的最主要的因素。
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人口负增长现象的范例和机会。人类今天正在为减缓人口增长并为早日实现零增长而努力。上海的事例说明,人口要达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从人口因素来说,要满足生育率下降和人口结构老化两个条件;从非人口因素来说,要求社会经济的发达和计划生育的努力。另一方面,人口零增长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变得更为复杂了。
<正> 十八世纪的中国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范围很大,问题很复杂。我想就以下三个方面谈一点看法:一、十八世纪是一个继承和总结的时代;二、十八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到高峰的时代;三、十八世纪是孕育着转变和面临着选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