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由新型冠狀病毒所引发的肺炎疫情显然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头条新闻。而这场流行病的起源，虽众说纷纭，但其中一种重要观点认为与食用野生动物密切相关——虽然病毒的最初和中间宿主到底是何方神圣尚有争议，但随之而来的、呼吁禁止食用和捕猎野生动物的浪潮已然是箭在弦上。

　　不过，在人们痛定思痛、疾呼必须禁绝“野味”消费时，一个无从逃避的问题也随之摆在了人们面前：到底哪些动物，才能算是“野生动物”呢？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普遍割裂（对城市居民而言尤其如此），大多数人并不能接触到除了宠物、鸟类和老鼠之外的动物，笔者因为居住在长江之畔的幕府山下，偶尔可以在小区中见到某些来自山上的黄鼠狼和松鼠，但在这座因为开采白云石矿而被挖空的山里，更常出现的“野生动物”却是从周边居民区流窜出去、最终“占山为王”的野化家猫。而在某些地区所公布的拟禁止的“野生动物”名单中，人们也惊讶地注意到，早已有了成规模养殖的牛蛙、鳖、巴西龟（密西西比赤耳龟，这家伙其实是美国土著）赫然也在其中。甚至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把一只野兔放在家里养一个月，它是否就是一只家兔了呢？
　　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
　　在古汉语中，“野”最早指“聚落之外的地方”，或者“广袤的荒地”，最早并无“野蛮”“原始”或者“非家养”的含义。比如“野人”一词，最初并非指某种可能存在于喜马拉雅山或者神农架的两足神秘生物，而是周朝人对于居住在封建邦国的城邑之外、向领主缴纳农产品获得庇护的农民的称呼，与其对应的概念是住在城内、有服兵役的义务和政治权利，在字面意义上“有国才有家”的“国人”。而“野兽”的概念，最初也非常宽泛：任何从“野外”获得的动物，无论是山间河畔猎来的，还是“野人”们自家养的，都可以归入其中。
　　当然，到了后来，这种粗陋的划分法显然是行不太通了。于是，与“野生动物”相对应的“家畜”的概念也开始变得精细起来——单单只将一只动物圈在家里养起来，并不能使其成为家畜。正如我们不能称呼异宠族养在自家笼子里的捕鸟蛛或者马达加斯加蟑螂是某种“家畜”一样。而盗猎者在捕获活着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之后，将其集中圈养“催肥”，显然也不能使其变成“家禽”。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让一种动物脱离“野生”的范畴，正式成为人化自然的一部分，驯化（Domestication）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等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提出的标准，一种被驯化成功的动物，可不仅仅是被圈养在人类的设施中就行了;甚至“听话”也并非判断标准——相反，在人类的环境中可以有效地繁衍后代才是关键。在中世纪，使用猎豹进行狩猎在亚欧大陆是很常见的活动。无论是在唐代的壁画、波斯萨珊王朝的卷宗还是印度阿克巴大帝的传记中，我们都能看到大量用被驯服（Tamed）的猎豹进行狩猎的记录，阿克巴在园囿中甚至养了数以千计的猎豹。但不幸的是，虽然猎豹们经过训练，确实可以按照人类的指示去追捕猎物，但这种动物有个毛病：不能在人类的兽栏内求爱、交配。即便是养豹千对的阿克巴大帝，最终成功繁衍的猎豹也仅有……区区一窝。由于无法在人工环境下稳定地产生下一代，因此人们不得不持续地在野外捕捉猎豹，而这直接导致了猎豹这一物种在亚洲的濒危。

　　与猎豹有着类似情况的，还有金枪鱼、鳗鱼等颇受欢迎的食用鱼类，以及因为野外捕猎而岌岌可危的两栖动物——大鲵。虽然名义上“养殖”的黄鳍金枪鱼和鳗鱼为数甚多，但都是在野外捕捉幼体后进行圈养，虽然日本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在人工环境下孵化了鳗鱼卵并养殖出了玻璃鳗（鳗鱼幼体的最初形态），可数量仍然极少。因此，这些动物仍然不能视为“被驯化”，与青草鲢鳙等有着成熟的养殖链，可以做到从卵到成鱼的整个生态史养殖的“家鱼”不能等而视之。

　　正因如此，当我们前往花鸟虫鱼市场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动物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货真价实的野生动物——除开金鱼、锦鲤这些常见观赏鱼，相当一部分淡水热带鱼事实上都来自东南亚/南美洲的野外捕捞，其中不乏在上市之后才发表定种论文的品种。大多数观赏用的无脊椎动物、两栖类、爬行类的来历也与此类似。纵然被养在玻璃缸或者笼子里，“享受”着从空调、电热设备到人工合成饲料与药物在内的种种福利，但它们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群“野兽”。
　　由于约定俗成的缘故，在汉语中，只要是长期居住在人类环境之内、尤其是能在我们自家屋里发现的动物，几乎都会被扣上一个“家”字。因此，在许多时候，名字中带个“家”并不意味着某种动物就必然被人类所驯化，而相应地，有个“野”字的伙计，也未必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野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