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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来源于哪里?
(2009年第1期《2009-2020让梦想照进现实》)
面对未来，我们今天的预测是否毫无意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70后之前出生的人都对“四个现代化”耳熟能详，对翻两番记忆犹新，如今2020年又以翻两番的目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壮丽的美景，“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但是，很显然，数字不能代表一切，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小康是谁的小康，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小康，还是依然局限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相信应该属于前者，但是要有保障。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更多的是道德的下滑、制度的缺失和信任的丧失，中央的救市计划一出台，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计划对中国内需的拉动作用，而是又会培养出多少贪官，虽然政府再保证将加强监督，但是，依然无法彻底打消人们的疑虑：“三鹿奶粉”事件给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危害至今尚未消除，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中国海军的护航军舰刚一出发，就引来外界“中国威胁论”的解读，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依然有待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
小至个人，大至国家，信心是成功的前提，但面向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更多的取决于更公平的成长机会。尤其是在克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除了经济，惠及长远的工作还需要做很多。这也是温家宝总理为什么说“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像教育改革，任何规划天然就是长时段的，至少是解决好下一代人的成长。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王大鹏)
法治变革的立法迷思
(2008年第26期《法制变革的“中国经验”》)
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治与法治》，这是“文革”后最早明确提出法治的文章。直至1995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至1999年建设法治国家被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
30年过去了，而今“法治”已经成为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黎民百姓，都经常提起的一个词，法治建设确实可谓成就斐然。在公法领域，我们颁布了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等，使民告官成为可能，在私法领域，法律也是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以及去年颁布的物权法。可以说，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回首30年的法治建设，还有许多有待反思的方面。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伴随着法治建设的往往是轰轰烈烈的立法建设，给人以法治建设似乎就是立法建设的错觉。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有法可依”而使得法治建设呈现出更大的立法性的话，那么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立法建设显然已不能继续在法治建设中单兵突进。而必须配以司法建设，比如，尽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但30年过去了，法院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依然为人们所诟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目前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包括《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20多部，但依然不能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可悲的是，问题奶粉的受害者至今也还不能通过法院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显然，司法已经成为法治木桶的“短板”。如果法律只是停留在纸上，而不能通过司法活起来，进而保障公民的权利，那法治的意义叉在哪里呢?由是观之，法治变革，在增加立法数量和提高立法质量的基础上，更要完善司法，积极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
(焦守林)
控烟要走正路
2009年，中国将全面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的规定，在烟草包装中使用图片健康警示，使全社会包括识字不多的人也能方便地理解烟草的危害。
绿色奥运的举办、美国两大慈善基金“布伦伯格”、“比尔·盖茨”启动在华控烟项目，这些都使中国扭转每年因烟害而死亡约1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的局面有所改观。然而就在新政实施前的去年底，笔者却在某杂志上连篇累牍地读到3篇关于烟草的文章。
先是中国工程院朱尊权院士表示，“全面禁烟还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显然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就目前而言，“‘减害降焦’应该是我国唯一可行之路”。朱院士还说：“受‘吸烟有害健康’舆论导向的引导，目前国内在宣传报道上说吸烟有害而不提有益。”随后又详细报道了某烟草公司要在中国实施控烟公约的挑战下，“减害降焦”；“发展核心竞争力”；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等等。
首先我要说，中国应该实行禁烟的范围是指公共场所，而不是公共场所以外的地点，其目的是防止非吸烟者受到二手烟害。而“减害降焦”的观点，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否定。对烟害国际已有公论，减害的根本路径在于戒烟，何谈“舆论导向”?
目前，中国控烟工作做得远不够。中国是世界上仍将烟草销售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绝少数国家之一。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一个大门两块牌子，烟草专卖使各级政府得以充实财库，政府将维护人民健康和推展烟草贩卖的矛盾职责集于一身。有关农村建设的重大方案，对农村严重的烟害只字不提，县市地方出台的卫生健康工作计划里也绝少关注相关方面。
控烟工作要真正让人民的健康得益，2009年只是一个开始。
(臧英年)
(2009年第1期《2009-2020让梦想照进现实》)
面对未来，我们今天的预测是否毫无意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70后之前出生的人都对“四个现代化”耳熟能详，对翻两番记忆犹新，如今2020年又以翻两番的目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壮丽的美景，“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但是，很显然，数字不能代表一切，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小康是谁的小康，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小康，还是依然局限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相信应该属于前者，但是要有保障。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更多的是道德的下滑、制度的缺失和信任的丧失，中央的救市计划一出台，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计划对中国内需的拉动作用，而是又会培养出多少贪官，虽然政府再保证将加强监督，但是，依然无法彻底打消人们的疑虑：“三鹿奶粉”事件给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危害至今尚未消除，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中国海军的护航军舰刚一出发，就引来外界“中国威胁论”的解读，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依然有待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
小至个人，大至国家，信心是成功的前提，但面向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更多的取决于更公平的成长机会。尤其是在克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除了经济，惠及长远的工作还需要做很多。这也是温家宝总理为什么说“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像教育改革，任何规划天然就是长时段的，至少是解决好下一代人的成长。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王大鹏)
法治变革的立法迷思
(2008年第26期《法制变革的“中国经验”》)
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治与法治》，这是“文革”后最早明确提出法治的文章。直至1995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至1999年建设法治国家被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
30年过去了，而今“法治”已经成为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黎民百姓，都经常提起的一个词，法治建设确实可谓成就斐然。在公法领域，我们颁布了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等，使民告官成为可能，在私法领域，法律也是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以及去年颁布的物权法。可以说，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回首30年的法治建设，还有许多有待反思的方面。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伴随着法治建设的往往是轰轰烈烈的立法建设，给人以法治建设似乎就是立法建设的错觉。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有法可依”而使得法治建设呈现出更大的立法性的话，那么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立法建设显然已不能继续在法治建设中单兵突进。而必须配以司法建设，比如，尽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但30年过去了，法院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依然为人们所诟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目前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包括《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20多部，但依然不能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可悲的是，问题奶粉的受害者至今也还不能通过法院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显然，司法已经成为法治木桶的“短板”。如果法律只是停留在纸上，而不能通过司法活起来，进而保障公民的权利，那法治的意义叉在哪里呢?由是观之，法治变革，在增加立法数量和提高立法质量的基础上，更要完善司法，积极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
(焦守林)
控烟要走正路
2009年，中国将全面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的规定，在烟草包装中使用图片健康警示，使全社会包括识字不多的人也能方便地理解烟草的危害。
绿色奥运的举办、美国两大慈善基金“布伦伯格”、“比尔·盖茨”启动在华控烟项目，这些都使中国扭转每年因烟害而死亡约1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的局面有所改观。然而就在新政实施前的去年底，笔者却在某杂志上连篇累牍地读到3篇关于烟草的文章。
先是中国工程院朱尊权院士表示，“全面禁烟还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显然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就目前而言，“‘减害降焦’应该是我国唯一可行之路”。朱院士还说：“受‘吸烟有害健康’舆论导向的引导，目前国内在宣传报道上说吸烟有害而不提有益。”随后又详细报道了某烟草公司要在中国实施控烟公约的挑战下，“减害降焦”；“发展核心竞争力”；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等等。
首先我要说，中国应该实行禁烟的范围是指公共场所，而不是公共场所以外的地点，其目的是防止非吸烟者受到二手烟害。而“减害降焦”的观点，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否定。对烟害国际已有公论，减害的根本路径在于戒烟，何谈“舆论导向”?
目前，中国控烟工作做得远不够。中国是世界上仍将烟草销售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绝少数国家之一。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一个大门两块牌子，烟草专卖使各级政府得以充实财库，政府将维护人民健康和推展烟草贩卖的矛盾职责集于一身。有关农村建设的重大方案，对农村严重的烟害只字不提，县市地方出台的卫生健康工作计划里也绝少关注相关方面。
控烟工作要真正让人民的健康得益，2009年只是一个开始。
(臧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