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主持的一份调查报告，预测2010年前中国有可能发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危机，最有可能发生的领域为社会领域。
　　现在，2010年即将过去，让人惴惴不安的重大危机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继续保持高增长，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7％的美国民众认为目前全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是中国，而认为美国经济仍然居世界之首的仅为20％。尽管中国谦虚地辞谢了C2，但世界“老二”的地位似乎已经不遑多让。
　　但在国内，社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一点。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到各地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拆迁纠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信息都说明了社会矛盾复杂化的事实。人们不难发现，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通道变窄，贫富官权世袭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强弱双方平等互动的规则不断弱化，强者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使用暴力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显然，底层民众与既得利益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既得利益的心态是动员一切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而底层民众却深刻地体味到一种疏忽感和边缘感，他们也越来越感觉到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公正的社会里，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被侵害后得不到及时和完整的伸张。
　　显然，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各地的决策层理应在这关键的阶段采取关键的手段，化解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大众的对立的矛盾，否则，社会大众的激进化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首先，让社会各阶层都能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介意沖突和危机的到来，关键是你如何去应对这些冲突和危机。过去3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预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因为，在目前财富明显向少数经济、社会和政治精英集中，相当一部分人享受不到改革成果。如此恁般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只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化，难以化解社会危机。
　　其次，加强民生建设，实行“包容性增长”。这就是说，要切实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社会保障、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还历史旧账，对民众进行普遍的安抚，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面临的选择。要加大和谐社会建设力度，实现扶贫减困、共享改革成果和“包容性增长”。
　　但是到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充分估计到执行的难度。所谓执行的难度，并非媒体和某些官员所说的技术难题，而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这也就是很多初衷很好的政策最后搞得面目全非甚至民怨沸腾的原因。所以，尽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有更多在民众看来很不错的改革措施出台，但由于实际操作上的难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利好”政策，可能都只是“看起来很美”。
　　再次，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分配制度。当下的改革就是需要在各方面之间寻找平衡，有效扼制而不是扼杀既得利益，就应该完善游戏规则，使平民和精英能够在一个相对较为平衡的状态下公平博弈，这就需要寻找经济以外的手段。因为事情一旦涉及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那就决不是可以凭着道德说教和良心感化所能解决的了。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就无法阻止仇恨在社会的滋生和焦虑在生活中的弥漫。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无论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因此日益凸显，这也是9月份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所传递出来的信号。“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这些话，无疑提振人心、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