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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报告引起的是非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8年的冤狱。1975年7月，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身体急剧衰老，面容憔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女儿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
令周扬“备受刺激”、“急剧衰老”的“事件”，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事情由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所作的报告开始。
1983年3月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既定的安排，一个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这时候周扬在中宣部并无实际的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中宣部还是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的报告人。
周扬接受了中宣部的要求，但他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确定的演讲选题。这个选题仅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他认为范围太窄，便自作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作他的报告。他挑选了王元化、顾骧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组成一个小组，为他起草讲话稿。
3月7日上午，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周扬开始了讲话。他的讲话洋洋万余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阐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在作了简单的阐述之后，周扬开始说明“异化”的概念。他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异化”呢？周扬举例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当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周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有必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台下鸦雀无声，听者聚精会神，然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直到多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能对此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而王震在当时便走到周扬面前，连连称赞“讲得很好”！
周扬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居然成了一场大批判的起点。
胡乔木的态度
3月10日，胡乔木忽然来到周扬家中。他要谈谈他对周扬的报告的意见。这时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也奉命来到。胡乔木此举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他说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还说他“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是他批评了王若水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篇文章。胡乔木的讲话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直接地批评周扬的报告，他明显地认为周扬文章中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王若水听来听去，却“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两人说了些关于报告的事之后，胡乔木起身告辞。周扬的心情稍稍轻松。按照他的理解，胡乔木已经同意发表此文。
周扬在第二天让秘书打电话给王若水，表示不再修改文章，就照这个样子发表。可是，他再一次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事实的细节在日后成为一次大争执的焦点。
当周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胡乔木极为愤怒，他坚决地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周的文章不能发表，但周扬却毫不含糊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不同思想的分歧便演变成为对人的品格的怀疑，由此也就导致这两个朋友最终的分道扬镳。
邓力群先打电话指斥秦川和王若水。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乔木同志已经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发表，可是《人民日报》居然不听。他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也即在他到周扬家里发表那样一篇谈话之前，即已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
为了证明他之所言不虚，中宣部送来当时的电话记录。这一记录果然证明了胡乔木的真实意见绝非周扬和王若水想象得那样简单。胡乔木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他还认为“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的目的何在”？
周扬含恨而终
几天之后，周扬接到上级通知去开会。来到会场的还有秦川和王若水，胡乔木和邓力群也在。这是一间很小的会议室。
胡乔木最先开口说话。他把讨论的锋芒避开周扬，只是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是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然后大家开始阅读那份报告。屋子里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几分钟后，周扬终于忍无可忍。突然，他把手中那本报告扔在胡乔木面前，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胡乔木瞪大眼睛，倾身向前，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胡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
两个人针锋相对。秦川坐在胡乔木的对面，他与胡乔木相处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声色俱厉，不禁坐立不安，连连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
胡乔木稍稍镇静一些，接着质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气氛再一次紧张起来。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个人，王若水，也在多年以后谈到当时的情形。他回忆说，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于这一事件的三条处理意见一一落实。其中一条是，要周扬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而“表示正确的态度”。这在胡乔木的一再催促之下终于实现。这一年秋天，周扬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由新华社发布消息，通电全国。
这件事之后，周扬已心力交瘁，身体急剧地衰弱下去，一年以后一病不起，大脑很快地死去，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他在1989年7月31日与世长辞之前，始终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等待死亡，令所有前去看望他的友人心中阵阵悸动。
（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8年的冤狱。1975年7月，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身体急剧衰老，面容憔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女儿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
令周扬“备受刺激”、“急剧衰老”的“事件”，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事情由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所作的报告开始。
1983年3月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既定的安排，一个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这时候周扬在中宣部并无实际的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中宣部还是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的报告人。
周扬接受了中宣部的要求，但他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确定的演讲选题。这个选题仅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他认为范围太窄，便自作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作他的报告。他挑选了王元化、顾骧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组成一个小组，为他起草讲话稿。
3月7日上午，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周扬开始了讲话。他的讲话洋洋万余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阐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在作了简单的阐述之后，周扬开始说明“异化”的概念。他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异化”呢？周扬举例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当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周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有必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台下鸦雀无声，听者聚精会神，然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直到多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能对此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而王震在当时便走到周扬面前，连连称赞“讲得很好”！
周扬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居然成了一场大批判的起点。
胡乔木的态度
3月10日，胡乔木忽然来到周扬家中。他要谈谈他对周扬的报告的意见。这时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也奉命来到。胡乔木此举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他说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还说他“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是他批评了王若水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篇文章。胡乔木的讲话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直接地批评周扬的报告，他明显地认为周扬文章中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王若水听来听去，却“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两人说了些关于报告的事之后，胡乔木起身告辞。周扬的心情稍稍轻松。按照他的理解，胡乔木已经同意发表此文。
周扬在第二天让秘书打电话给王若水，表示不再修改文章，就照这个样子发表。可是，他再一次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事实的细节在日后成为一次大争执的焦点。
当周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胡乔木极为愤怒，他坚决地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周的文章不能发表，但周扬却毫不含糊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不同思想的分歧便演变成为对人的品格的怀疑，由此也就导致这两个朋友最终的分道扬镳。
邓力群先打电话指斥秦川和王若水。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乔木同志已经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发表，可是《人民日报》居然不听。他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也即在他到周扬家里发表那样一篇谈话之前，即已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
为了证明他之所言不虚，中宣部送来当时的电话记录。这一记录果然证明了胡乔木的真实意见绝非周扬和王若水想象得那样简单。胡乔木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他还认为“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的目的何在”？
周扬含恨而终
几天之后，周扬接到上级通知去开会。来到会场的还有秦川和王若水，胡乔木和邓力群也在。这是一间很小的会议室。
胡乔木最先开口说话。他把讨论的锋芒避开周扬，只是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是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然后大家开始阅读那份报告。屋子里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几分钟后，周扬终于忍无可忍。突然，他把手中那本报告扔在胡乔木面前，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胡乔木瞪大眼睛，倾身向前，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胡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
两个人针锋相对。秦川坐在胡乔木的对面，他与胡乔木相处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声色俱厉，不禁坐立不安，连连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
胡乔木稍稍镇静一些，接着质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气氛再一次紧张起来。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个人，王若水，也在多年以后谈到当时的情形。他回忆说，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于这一事件的三条处理意见一一落实。其中一条是，要周扬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而“表示正确的态度”。这在胡乔木的一再催促之下终于实现。这一年秋天，周扬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由新华社发布消息，通电全国。
这件事之后，周扬已心力交瘁，身体急剧地衰弱下去，一年以后一病不起，大脑很快地死去，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他在1989年7月31日与世长辞之前，始终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等待死亡，令所有前去看望他的友人心中阵阵悸动。
（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