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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否认了这一观点。他回忆：临终前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他并未指定谁是接班人。既然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钦定的接班人，那他又是如何登上权力最高峰的呢？
孙中山并未指定蒋介石就是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认识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但这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而已。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蒋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若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蒋还给陈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唯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1921年向孙中山建议的。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伤了孙中山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就连孙中山行将就木之时，他也未曾召见过蒋介石甚至叫过蒋的名字。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回忆：“（1925年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
鲍罗廷助蒋登上权力高峰
鲍罗廷是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他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廷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廷。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廷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廷说了算。鲍罗廷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其实此前鲍罗廷就看好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仓皇逃往上海。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下葬。
随着廖案的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这之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代表中共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廷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
汪精卫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4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
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孙中山并未指定蒋介石就是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认识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但这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而已。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蒋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若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蒋还给陈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唯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1921年向孙中山建议的。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伤了孙中山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就连孙中山行将就木之时，他也未曾召见过蒋介石甚至叫过蒋的名字。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回忆：“（1925年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
鲍罗廷助蒋登上权力高峰
鲍罗廷是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他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廷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廷。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廷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廷说了算。鲍罗廷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其实此前鲍罗廷就看好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仓皇逃往上海。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下葬。
随着廖案的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这之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代表中共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廷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
汪精卫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4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
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