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记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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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花絮
  1970年,注定不平凡。
  春天,生产队派我跟大车(当然是马车)到新庙去拉水泥电柱,两家子要通电了,我非常兴奋。当年生产队出差每天伙食補助3毛钱,这只够在大车店里买一碗高梁米饭和一碗萝卜条子汤的,但有汤有饭的,我已经很满足了。饭后各个生产队派出的所有的马车去排队装水泥柱。我们队的彭大老板子抢了先,第一个装车,由于没经验,8米长的水泥柱大头朝前,小头朝后。事实证明我们是装反了,应该小头朝前,大头朝后,这样才容易平衡。出了新庙要翻过库里山,翻过山再走八里地就可以到家,但我们就在翻山过程中出了事儿。由于大头超前,所以车轴后面是水泥柱的大部分,上库里山时还勉勉强强,下山时,斜装的水泥柱拖在地上像个斜舵一样,辕马很不容易走直,后重前轻,彭老板子让我直接骑到水泥柱头上,我两脚悬空骑在高挑起来的水泥柱头上一路下山觉得很好玩,忽然一阵风吹来,把彭老板的条绒帽吹飞。彭老板说:“松奇,快帮我把帽子拣回来。”我当年身手灵活,双手一按水泥柱,一个平沙落雁跑到地上去追帽子。追了很远才追上,等我拿了帽子回来,看到彭老板和马车都不见了。我朝山下一看,车、马都滚到山下,水泥柱已从中折断,好在彭老板躲得快,没被马车兜下山去。如果不是刚才的一阵风,如果不去给彭老板拣帽子,我是死是活就只有天知道了。
  进入5月,开始准备铲地了,公社又来通知要从每个生产队抽调两名壮劳力修前长公路(前郭到长春)。我1965年去过一次长春,那是个冬天,县供销社的解放车司机是我家的房客,趁他去长春拉货之机,我妈让他把我捎到长春去我大姐家串门,当年因路况很差150多公里跑了6个多小时,现在重修前长公路就是要提高道路等级,然后铺上沥青,修成柏油路。公社通知说:每个生产小队出两人,以大队为单位组织劳动小组,自带粮油自 己开伙,驻扎地点为锡伯屯。这个地点距前郭县城只有25里。我和知青同学王殿生代表四队出民工,在这里整整干了一个多月。修公路活很累,每天就是挖土挑土,每天干多少米多少米,然后由质检员验收,验收合格就可以收工。那时已入夏,每天晚饭后我们可以到小学操场去打篮球。各个公社的民工还自发组织一些比赛。参加修公路的全是年轻人,干活时热火朝天、嬉笑闹骂、插科打诨、逗趣耍宝,各式各样,无奇不有。干到20多天,大家都熟悉得很充分了时,我竟一战成名。那是我们大队2小队的一个蒙古族青年叫胡铁小,人高马大,皮肤黝黑,一身疙瘩肉,既是回乡初中毕业生,也是我们两家子村文宣队的骨干。排演京戏《红灯记》时,他演李玉和,那是个英雄角色,所以在村里是个很露脸儿的人物,到了修公路工地平时休息或大家对某一问题有所争论时,他也喜欢扮演主导角色,谁要和他意见不一致,他总是先说几句骂人粗话然后再讲道理,大家都有些怵他。某一天下午工休,我们大队的小青年坐在地上休息,又开始争论一个问题,王殿生大声指责说胡铁小说的不对,胡铁小先是破口大骂,然后又说:“你们就凭知青这种单薄的小身子骨还敢在这里插嘴,咬草根眯着得了。”我听后勃然大怒,说:“胡铁小,你凭什么瞧不起知青,仗着你胳膊粗力气大呀?”胡铁小回答倒也质朴坦率:“我就是仗着胳膊粗力气大了,你不服呀?”我说“不服,服你干嘛?”他说:“你不服咱俩就比一比。”围观的人一看这里出了火药味了,一起起哄齐声大喊“摔跤、摔跤、摔跤”,胡铁小首先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摔几跤你敢吗?”“有什么不敢?”我也站了起来。于是大家围成一圈,我俩进场,摔了三跤。第一跤用绊踢,第二跤用手别子,轻易赢了他。第三跤他在后面把我拦腰抱住,我用右腿盘住他左腿,右臂夹住他的头颈,我们角力了好几分钟,在感觉他稍一松劲换气的时候,我把他整个身子夹起甩向空中,右腿一撩略一翻转,用的是夸张版的夹背过臂摔,从空中砸了下去。我看他当时表情很痛苦,一是我用整个身体砸在他胸腔和肚子上,内脏撞击肯定会很疼,二是他先前吹牛吹大了,连输三跤,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可能会产生些精神刺激,不过他开口说了一句显示出蒙古族人质朴可爱的话:“不摔了不摔了,万将无敌呀。”和胡铁小摔三跤后,我发现我在民工中的形象似乎突然高大了起来,大家都对我很亲热很客气。因为他们都已看出,我和胡铁小比优势不在力气,而在技巧,敢和胡铁小硬碰硬也算有些英雄本色。当然民工们都不知道,1966年文革后,我加入的组织叫“前郭县业余体校红色造反大军”,除了干点抄写大字报的事以外,每天晚上就住在体校和一群摔跤队的队员们练摔跤,尽管水平也不高,但和胡铁小之类的农村蛮力青年比,总是应付得来的。还有个小细节给我印象深刻,这次摔跤几天后的一天中午,胡铁小走近我小声说:“松奇,你得领我去医院。”我问:“怎么了?”他说:“这几天我无论吃饭还是睡觉肋插子都隐隐作痛,可能有内伤了。”我说:“蒙古族摔跤后没有讹人的。”胡铁小无语。
  刚进入8月,公社又召集紧急会议说是洪峰要来了,要各队派民工每队10人到江边护堤。我下乡的八郎公社地处三江平原,即由松花一江、松花二江和嫩江冲积成的平原。土地肥沃,美中不足是偶尔会闹水灾,我们生产队的10个防汛民工都是自愿报名的,我愿意增加新经历所以首先报了名。
  前郭县挨着松花江,听老人说1953年闹过一次大水,1959年闹过一次大水,本次大水会闹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四队队长已换成了一个姓包的蒙古族人,他在生产队开大会时说:“上级说洪峰要来了,哪天到达还不知道。”有社员大声问:“什么是洪峰?”包队长说:“我也没见过,听说就是一道水墙铺天盖地而来。”在场听众纷纷咋舌。第二天,生产队出一架马车拉着行李和几位不愿走路的社员先行向江湾进发。我和一个叫马江山的社员喜欢步行,被马车远远甩在后面。夏季松嫩平原绿草如茵、虫鸣鸟唱,我记得走了一多半路时,我们突然感到诡异,回头一看,无垠的草原有一道半人高的白墙平推而来,白墙前面是遍地的野兔、老鼠,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狐狸,大家谁也不理谁,像在一个起跑线上赛跑的选手一样,我兴奋地大喊了一声:“这就是洪峰,洪峰来了,快跑!”于是我和马江山也加入鼠兔之列,被白色水墙追着向前奔跑。那水墙不是太快,为什么呈现白色?原来大水过来在草原上砸起的都是气泡,所以洪峰是白色的。在茫茫草原上,一道白墙滚滚而来,跑在白墙前面的是鼠兔狐狸还有马江山和我,那真是一段十分奇特的记忆。   我们跑啊跑,已远远甩下洪峰,左右看去,兔子老鼠们已不知去向,只是前面出现一大块柿子地,很多柿子都红了,我们正口渴得不行,进地就摘,一个接一个往嘴里塞,突然听到一声断喝:“喂!你们俩,害臊不害臊,想吃说一声呀,一声不吭进地就摘呀。”那声音十分响亮又似曾相识,我们抬头一看,咦,这不是李向阳吗?是的,正是《平原游击队》电影里的双枪李向阳。后来知道,这个演员名字叫郭振清,天津人,工人出身,体格健硕,眼睛明亮,声如洪钟。原来这里是五七干校18连,全连战士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我们抗洪队伍的住房就是建在18连连部的营地里,原来这里是江湾地势最高之处。每天吃饭时间,这帮演员都表情阴沉互相不大说话,晚饭后,只有郭振清每天坐在营地的木排上和我们这些民工聊天、掰手腕,还要和我们比摔跤,性情甚是豪爽可爱。18连也来了很多女演员,无论干活还是去食堂打饭,脸上都罩着铁纱,那不是为了掩盖真面目,而是防蚊子。防汛的十来天里,最恐怖的就是江湾沼泽地里的蚊子,一团一团,又大又黑,扑上就咬,咬住就不松口。晚上我们只好蒙头大睡,不然就只有一个结果——喂蚊子。防汛的日常工作就是用稻草包装土加固堤坝,常常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干活,苦是挺苦,但一想到曾吃过一次野兔炖茄子,每晚能和偶像级的电影演员聊天,心里也有一种满足感。对了,还应交代一下野兔的来历。洪峰来了之后,野兔老鼠等动物跑大水,最后都跑到了江边附近的一个山包子上,那是唯一能躲过大水的沙土小山,山上长满野草和柳条灌木丛。我一次中午饭后到山边转悠,突然发现山上有很多野兔,我回来叫几个小伙伴立即去,附近的民工看到我们在山上大叫大笑也加入了抓野兔的队伍。野兔灵动异常、奔跑如电,我们追是追不上,但只要三四个人对付一只野兔,将野兔朝水里赶,野兔一跳入齐膝深的水里后,基本上就只能束手就擒了。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一次抓到了三只肥硕的野兔。在那个缺肉的年代,喜悦可想而知。晚上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兔炖茄子(我们从生产队带来的疏菜只有茄子)。我们捉到了三只兔子,其他村的民工也捉到了兔子,那么多的老鼠都跑哪兒去了?肯定是钻到地下去了。在那个困难年月,如若捉到老鼠,我们也会把它们吃掉的。
  在农村,除了饥饿劳累困倦之外,知青们普遍的毛病就是馋,因为肚子里缺油水,我们又都处于长身体时期,因此特别渴望吃肉。1970年春天我们集体户开会讨论一致同意买了一头小黑猪,大家盘算,每天有刷碗刷锅水,有加工毛粮生产的米糠,将就一年,过年前一杀,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何时杀这头猪,如何吃这头猪,已成我们睡在一铺炕上6个男生每晚的最佳话题。那小猪刚买来时,大家都很喜欢,有时在它吃食时我还去摸摸它的头,在它的小屁股挠两下。后来干活累了,就只有轮值做饭的女同学关心它了。我们住在别人家,这头猪也没有自己的住所,算是散养了。集体户没有足够的饲料吃食,这头猪从长成半达子时就自谋生路。从6月份开始,每天早出晚归,别人家的猪体型大多是肚子拖地,我们的猪却四肢修长,杨柳细腰。到了8月份,地上的玉米开始出穗慢慢成熟,生产队长就时不时找我们,说:“看庄稼的说地里出了个野兽,黑瘦苗条,身影如电,一人左右的高墙嗖的一下就跳过去,拿标枪射它也屡射不中,说那是你们集体户的猪,你们能不能拴起来?”我们户的女生对队长的批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所以那个秋天,村边附近的玉米地、地瓜地、土豆地、黄豆地等等,凡是有好吃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这头猪大侠的身影,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头猪由于集体户没饲料不喂养,居然自己闯下了这么大的名头,它长成什么样了?中秋节前的一个晚饭后,我看到了回集体户院里睡觉的它:黑毛锃亮发光、眼神机敏灵动、身形颀长健美、体重已有一百多斤,整个一个广东十大杰出青年形象。我和同学赞叹道,这要是过年前杀了,肉该有多香啊!
  快过中秋了,我和其他5位男生都回前郭县和家人团圆,过完中秋节回到集体户,我们看到饭桌正中放着一个能响铃的马蹄表在咔咔地走,我们问女生哪来的,一个女生说户长王英在你们男生不在的时候,擅自决定把猪卖了,你们男生整天叨咕杀猪吃肉,偏让你们吃不成,猪卖给一个公路施工队,价格是20元现金加一个马蹄表。我当时气得肺都要炸了,其他几个男生愤慨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我。你们想那头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四处游荡、顽强成长,好不容易长成这么大,在它身上寄托了我们男生多少美好的饕餮梦想啊,这下完了,只换了20元钱和一块破马蹄表。从那一天起我深刻理解了“最毒妇人心”这句话的真实涵义。2008年我回松原,为纪念下乡40周年,又把集体户活着的同学集合到一起请他们吃饭,借一台丰田海狮拉他们到下乡的两家子村,在饭桌上、在去农村的路上我还两次提起王英擅自将集体户黑猪卖掉的事。没办法,仇恨入心不仅发了芽,而且根深叶茂。但见王英本人,除了两颗门牙中间缝隙过大这个特征依然以外,如果偶然在街上碰面,我是绝对认不出来的——满脸核桃纹,粗如水桶,说话高声大气,走路身体不规则摇动,这和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女户长怎么也挂不上号了。女生都变得厉害,其实男生变化也很大,六个男生全部健在,岁月使我们的容颜变老,但有一点没有改变——我们对户长王英当年擅自卖猪的“刻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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