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日记，乃是一种文体，即按日系事，对每日所遇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记录并由此引发撰者的感想或领悟，与随笔、札记等有所区别。关于日记的定义据说古已有之，如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有人就以为是最早的日记，当然更加确切的日记概念和意义等，是到中古的唐宋时期才逐渐明晰起来的，而且几乎成为了历代文人每日必做的一件事情，再下延至有清一代，所谓日记体的著作和文献更是层出不穷。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日记渐渐成了稀缺资源，显然，社会生活演进速度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都使日记难以成为一般人每日的功课，不过，例外也不乏其人，如人所说：但凡在生命中遗有日记者，除了是“有闲”阶层之外，其必性喜仔细，这不独性格使然，恐怕也有对生命和生活取慎重和郑重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文化以及其书写方式的缅怀（如今的“博客”宽泛来说也是一种“日记”——或是“日录”，不过其区别也是明显的）。至于日记的出版，这里主要说的是作为史料和文献的日记，其重要性不须多说。
　　迄今日记的出版，其种类一般分为三类：读者取其社会政治内容为材料的，如（清）赵文烈《能静居日记》、《曾国藩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此类日记与一般文体的文献不同，其严肃性不言而喻，而其资料具体又详实，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另一类则属学术类日记，如（清）锦绶《记汉书日记》、吴寿萱《治算学日记》、朱燮《陆学斋日记》等，严格来说，是在“经学”范围之内的，只在小圈子的读者中流传;最后一类洋洋洒洒，是纯粹私人性的产品，即日常生活的“实录”，间还包括山水游记等等。又据邹振环先生对日记的分类，其为记事备忘、工作、学术考据、宗教人生、游历探险、使行、志感抒情、文艺、战难、科学、家庭妇女、学生、囚亡、外人在华等十四类别。如今所谓“日记学”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颇有一些热衷于此的学者和爱好者，如已故陈左高先生撰有《中国日记史略》、《历代日记谈丛》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邹振环先生乃是当今的“中坚”，甚至“日记学”还有了基地——山东济南大学泉城学院中国日记资料馆，自牧、古农等几位还编有《日记杂志》、《日记大辞典》等，可谓花团锦簇。

二

　　由此说到晚近日记的出版，其古代部分，蔚为大观的，有《历代日记丛钞》，宋、元、明、清及民国所撰各类日记均有收录，共五百多种。至于晚近的日记，所谓“晚清四大日记”，即翁同龢、李慈铭、叶昌炽、王闿运四大家之《翁文恭公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均已出版问世，此外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的《能静居日记》（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所撰）也由岳麓书社编辑出版。另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已出版有十六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自上世纪末陆续推出了“近代名人日记系列”，已出版的有《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缘督庐日记钞》、《师伏堂日记》、《绍英日记》、《余绍宋日记》、《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邓之诚日记》、《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张舜徽壮义轩日记》、《拜经日记》等，其内容除读书心得、友人往还、山川记游等之外，多涉及时政，为了解个人生平和时代变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此外国内各大图书馆（包括档案馆等）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日记稿本的收藏，其中有的已经整理出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系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明清名家稿本，其中《汪荣宝日记》较全面地反映了清季立宪派的活动;《从戎偶笔》则是一部随军日记，记录了清军镇压川、楚数省白莲教起义的经过;《鄂庚垣手书日记》其内容更多涉政局变动等;而林之望的《庚申日记》则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进攻和侵占北京的经过，其中对当时北京的形势和签约的经过有十分生动和详实的记载;丛书中的《俄游日记》（缪祜孙撰）、《俄程日记》（杨宣治撰）、《护法日记》（吴宗慈撰）等也有值得一读的亮点。
　　读史、读人，须先读日记，这是读书界的共识。老一辈革命家如恽代英、谢觉哉、陈赓、陈伯钧、张克侠、赖传珠、杨尚昆、童小鹏、刘瑞龙等，均有日记出版问世。当今政要人士的日记，多为离休退休人员之所作，亦颇有可观。至于民国政治名流的日记，如蒋介石、阎锡山、居正、谢持、邵元冲、翁文灏、颜惠庆、蒋作宾、黄炎培等，更是叹为观止，如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内的《蒋介石日记》，迄今仍未全部整理出版，但吊足了人们的胃口，至于其已见的内容，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研究近现代史不看蒋的日记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完之后满盘皆信也是会上当的。”另一存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的《张学良日记》，如今坊肆虽有《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等，想来不过是管中窥豹而已吧。再如《黄炎培日记》，系作者早年日记，其多为旅游考察内容，记述颇为详细，且其相当部分已经刊布，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还有相当一部分未刊日记手稿，现已由华文出版社于2008年整理出版，全书共十卷，约四百万言，是近代和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上述民国日记，海峡两岸的研究和出版机构分别利用其收藏的便利，将其成果分享于社会，这如台湾方面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赫然已有两蒋以及王世杰、傅秉常、徐永昌、林献堂、陈克文、郭量宇、王子壮、丁治磐等日记的出版，而江苏古籍出版社也利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的便利，曾出版有“民国名人日记丛书”，推出了冯玉祥、胡景翼、白坚武、蒋作宾等人的日记。
　　日记出版虽然有上述的盛况，不过，如以人们（特别是学人）对它的期待来说，则是差强人意的了。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市场的问题（资料性的日记很难成为畅销书），也有来源的问题，动荡的晚近历史决定了日记是“文字魔障”，期间日记被人为毁掉的例子不胜其数，如现代报业巨子王芸生曾书有大量的日记，但他在经历许多政治运动以后，怕因此惹火上身，不得不将全部日记烧掉了，至为可惜。

三

　　晚近日记出版最赚人眼球的，是民国几位大腕级学者的大部头日记的先后问世。 　　晚近学人日记的出版，可谓夥矣——吴汝纶、张元济、董康、蔡元培、胡适、吴虞、吴宓、鲁迅、浦江清、马衡、余绍宋、陈君葆、经亨颐、梅贻琦、顾颉刚、周作人、许寿裳、宋云彬、夏鼐、钱玄同、黄侃、王伯祥、俞平伯、施蛰存、徐铸成、顾毓琇、吕叔湘、赵元任、夏济安、谭其骧、张允和、顾准、王元化、季羡林、张光年、沙孟海、程砚秋、丁山、沙叶新、李敖，等等，数不胜数。这其中每部日记的出版都有“故事”，如周作人前半生的日记，因其人晚年境遇艰难而售给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期间些许内容被披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但因与提供者有约定，所揭载者至为有限，后来大象出版社将之影印成三卷本，仍非全部（据说其中的后半部分仍在其亲属手中），让人引恨不得读其全豹耳。
　　晚近日记出版让人多少可以尽兴的，则是“民国学人四大日记”的整理和出版——胡适、吴宓、顾颉刚、竺可桢四位的日记，谓之“四大”，不独其名衔，盖取其日记部头之大，以及出版后被人征引之繁也。先说胡适日记，其故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了煌煌多卷本的《胡适日记全编》，其内容涉及晚近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内政外交和社会变迁等，因此，它不仅是研究胡适其人，也是研究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也曾编校出版有《胡适日记全集》（合十册），据称是迄今最为完备的胡适日记版本，所记时间从1906到1962年，内容则涵盖文化、学术、思想、教育、内政、外交，以及社会变迁等各个层面，由于胡适一生触角所及较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为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也与众不同，相较其他人物的日记，其史料的价值性是毫无疑义的了。
　　吴宓的日记，可谓晚近出版史上的“奇葩”，其女吴学昭女士先后整理编辑了前十册（吴宓1910年至1948年的日记，1998年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和后十册（1949年至1974年的日记，2006年仍由三联书店出版），是为《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煌煌二十册日记呈现于世人，蔚为大观，其为吴宓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个人际遇和其生前在学界的活动与交往情况的记录，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的珍贵记录。钱锺书先生在是书的序言中说：“不才读中西文家日记不少，大率露才扬己，争名不让，虽于友好，亦嘲毁无顾藉;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这是对吴宓日记绝好的评价。
　　顾颉刚的日记，其范围是除其1913年及1919年的片断记载外，自1921年起历经六十年不曾中断，全数约有六百万言。而顾先生生前自谓其日记是其“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倍加宝爱，虽历经劫难，幸不毁灭，后作为其全集中的十二卷，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后又由中华书局出版。顾先生是历史学家，又是特别注重历史文献的识别和收藏的，这种非常有意识的专业精神，也形成了他一生搜集、积累、验证史料的职业习惯，并且非常自然地体现在日记写作当中，这也是《顾颉刚日记》的一个特点。
　　竺可桢是科学家（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今《竺可桢全集》迄今已出版至二十四卷，所收文献跨度从1916年至1974年，长达一个花甲，其中的日记部分约有一千万字，且没有任何删削或窜改的痕迹，因是颇为读者所称道。竺可桢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起就开始记日记，保存下来的是抗战前的1936年至其逝世前的1974年2月6日。与胡适等的日记有所不同，竺的日记完全是私密性的，因此在其生前从未示人，且其日记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常年对气象、物候的关注与记录以外，更多的则是记述与评论国内外重要事件、日常工作和生活感触，以及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往来等等，其中夹杂着许多真知灼见。尤其是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后，在长达十三年的日子里，他的日记不啻是浙江大学校史的“实录”来源。《竺可桢日记》此前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过三百万字的摘编本，此次出版的全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印行，其中许多参与整理者为之贡献了十数年的光阴，实属不易。
　　除了学人的上述四大日记，大部头的学人日记也委实不在少数，如中国化学史开山之祖、浙江大学教授王琎先生的日记，今有《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系据此而撰著。据称，如今保存下来的王琎日记，始自1910年，终迄1966年，这总共半百之年的日记自1924年之后几乎没有间断，且全部是直行的毛笔小楷所书写（一百余本，约四百万字），《文明梦》即是作者的孙子以之为线索，瞻顾中国庚款留美学生的历史，包括其海外生活和心路历程等。显然，全本《王琎日记》的整理和出版是值得期待的。相较之下，考古学家夏鼐的日记已全部整理完毕并已出版。《夏鼐日记》共十卷四百余万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历史学家金毓黻所撰之《静晤室日记》，合一百六十九卷，分为十七函一百七十册，共五百余万字，也已由辽沈书社于1993年出版。《王伯祥日记》是编辑家王伯祥横跨半个多世纪所书写，总共一百四十余册，今有完整的影印版问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为“珍稀日记手札文献资料丛刊”之一），其中以记录“孤岛”上海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最为详尽，以及出版史上“商务”、“开明”等出版机构的史料。所谓“文如其人”，日记尤甚，王伯祥为人质朴，严谨治学，反映在其影印的日记中，则令人感叹其书写之精美、行款之得当、笔墨之流利。近来值得期待的还有一代词家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全本的出版，此前该书也是摘编本。又据葛兆光先生文章披露，杨联陞先生的日记现存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其数量也有四十余册之多，有待于整理和出版。
　　最近有幸捧读的是两大册言谈渊薮的日记，一是邓之诚先生的日记（此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有《五石斋日记》，今南京的凤凰出版社又据之出版有《邓之诚文史札记》），一是《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两位先生的日记，所记无非是读书人的爱好和功课，如每日的读书、购书、抄书，以及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心系，即时事、游历、交友、问学，兼及史地文物之事，乃至家事等。此外《朱希祖日记》可称是朱家的日记，系父女三人的日记，除朱希祖之外，还有他的两位女公子朱倩和朱倓的日记。朱希祖长女朱倩的日记，仅是1917年10月25日至12月22日的日记，其时她年仅十六岁，不料翌年竟病逝不起，这位“文以郦、杨为法，诗以颜、谢为宗”的女孩，当年因患肺病而夭折，说来也是朱家的一桩隐痛，以及彼时世家女子的劫数了。 　　艺人的日记，据称北京画院藏有齐白石的大量手稿，其中包括了日记，且是大宗，写于1903年至1936年，这一段时期正是画家师法造化、体验人生、学习传统，进行多方面积累、探索和创造的时期，因此显得尤为珍贵。此外《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文字简约，间或带有史料意义，如其中提及“文革”前夜发生的山西1964年《傅山画集》事件，启功在日记中虽寥寥几笔，却勾勒出当年山西发动“文革”的一桩旧案，它是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至今恐怕早已被人遗忘殆尽矣。
　　具有特别的历史与文献价值的此类日记，尚有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李锐日记》、《1943：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等等。此外应该大书一笔的，是河南大象出版社的《大象人物日记丛书》，记得先后出版有刘节、郑振铎、聂耳、常任侠、巴金、吴祖光、陈白尘、贾植芳、茹志鹃、沈霞、徐成淼、曾庆延等的日记，这些不同时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日记，汇为丛书当可成为一幅活生生的历史长卷，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各位的心路历程。《天涯》杂志的“民间纪事（日记）”专栏已积年有成，这些堪为实录性的“非虚构写作”的文字，其价值不可小觑。

四

　　近代山西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是其长达五十一年的两百余本日记所组成，于1990年摘要点校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此后渐为世人所知悉，其初只是学人用以研究清季社会变革的第一手材料，但这个版本并非全本，个中涉及刘大鹏个人及家庭生活的许多内容多被删减，而整理者因眼光的局限，对其日记中所折射出来的一些思想观点不以为然，如“前言”中就称之为是“一些能勾勒出那个时代封建文人思想侧面的资料”而已。最近北大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了国外学者沈文娣女士参考该日记所撰写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一书，蓦地使《退想斋日记》重新回到人们的话题之中，并且受到人们的重新审议。沈女士通过阅读该日记，几乎本能地意识到：刘大鹏本人的命运，至少和他的日记一样值得受到审视，因此她在序言中反复重申这一层意味：虽然刘大鹏并非一个“典型人物”（其家境并非普通百姓），但他的人生可以成为一个微观史的案例，因为人们能通过他那巨细靡遗的日记，对这一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以展现近代乡村社会中底层精英乃至普通乡民的生活经历与思想世界，换言之，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一位山西的乡绅，其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在不同身份状态下他的人生景况如何？进而在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面临的窘境、其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其由此而来的精神的折磨与坚守等等，在在可以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转型之痛。如此一来，这本旧日记就有新读的快感了，如今值得期待的则是《退想斋日记》全本的出版。其实，一些看似地方性的读物，实有全局个案的意义。再如新近由三晋出版社出版的《郭根日记》，是作者于中学、大学时期的日记，写北京师大附中、国立青岛大学的校园生活等，完全可以填补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的鲜活史料。此外杨静远女士的《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保存了抗战时期乐山“武大”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纭杂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势，以及女大学生们热切敏感的心灵生活。扬之水的《〈读书〉十年》（1、2、3各卷，中华书局2012年版），是日记体的随笔，其写作时间为1986年至1996年，出版后收到读者的热捧，初版竟达一万四千册。
　　最后，据称虞坤林先生已整理汇编有《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一书，可谓是填补了“日记学”研究的一个空白，是书系统收录了其搜集到的1900年以来的国内部分日记一千一百余种，并酌情收录了1900年以后涉及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士日记三十余种，有此书目在手，当可从容品味。其实，除已付梓出版的日记，尚有部分稿本的日记，如果参考全国各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等，包括私藏，相信上述的日记的数量远不止此，希望有眼光和有担当的出版人士能够据此规划出版《中国晚近日记丛书》之类的汇刊，以嘉惠各个专业的研究人士和广大读者，则笔者为此喝彩、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