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出新,新则异,但“异”只是新的表征之一,是文章出新自然带出的副产品,不能当成作文的终极目标去追求。现在经常出现一类为异而异的另类文章,异则异矣,但叙事则荒诞不经,议论则歪理邪说,抒情则虚张声势,写景则虚幻迷离;虽有惊人之语,并无发聩之效,只能博人一粲。这实际上是对“新”的误解。
　　所谓“新”,不是仅仅指“新异”。袁枚曾经说过:“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如此,而后可与论诗。”(袁枚《随园诗话》)所以作诗赋文,要想出新,与其谈异,不如谈“鲜”。怎样便是“鲜”?袁枚指出:“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能取不尽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语古人都已说尽,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辈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即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开口便有一定分寸,贴切此人此事,丝毫不容假借,方是题目佳境。若今日所咏,明日亦可咏之;此人可赠,他人亦可赠之;便是空腔虚套,陈腐不堪矣。”
　　所谓即情即景,就是作文能够切合当时当地的特定情景。袁枚在这里说得明白,生活流动不居异彩纷呈,人事变化不定千人千面,万事万物虽情理相通,但面目各有不同,只要善于捕捉“此人此事”的独特面目,就能为写作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所写诗文只要能切合当时当地情景,准确生动地抒写出每一个独特的“这一个”,那么,文章自能远离陈腐,独出新意,味鲜而情真。据此,可以这样来理解“鲜”:即情即景,独具面目。
　　如何才能“鲜”?首先,要用真心、本心、赤子之心投入到生活中去。若“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那么人生一世就确确实实草木一秋了,只能算是活过,不能说是生活过。有“心”才“灵”,有了心的在场,人生才充满灵动的色彩。让双脚扎根广袤大地,让双眼阅尽历史沧桑,让心灵感受人间冷暖,让脉搏涌动生活的潮汐,以一颗至真至诚的赤子之心,对社会、人生抱以同情之理解,这样,人心是丰盈的人心,生活是丰富鲜活的生活。以丰盈的心体味鲜活的生活,定能洞见人情至理,烛照世态万象;发而为文,则言契于意,意切于世,满篇氤氲着浑厚而鲜活的生活气息。出乎至诚,故能真切,如此之篇什,怎能不感人?又怎会沦为空腔虚套?
　　再者,世事流转,理虽通而物事异,要想让文章独具面目,必须用心去体贴每一个当下,观照当下情景,抓住当下物事的神韵。若能切合当下情景,则旧事能出新旨,常情能出鲜趣。情理相通,人们的心智才能交通异方、神会今古;物事有别,世间的文字方会百花竞艳、光景常新。
　　袁枚的《悼沈云蜚》写到:“半年汤药滞天涯,腰瘦何人报沈家。少妇昨宵家信到,催君迎看帝城花。”此诗与唐人陈陶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所抒之悲情并无二致,也是写家中妻子不知亲人已经死去,仍然苦苦思念远方的爱人,然读来却无拾人牙慧之憾。袁诗写漂泊在外的游子,身染重疾半年之久,而今已经病殁,然而乡关路遥,音信难通,家中妻子并不知情,还来信催促游子赶快还乡,期待着与他一起观赏帝城繁花。这首诗中的少妇的热情洋溢与陈诗中少妇的单纯思念相比,别有一番烂漫天真;此少妇对大变故的毫无预感,与陈诗中的苦苦等待相比,心理落差更显巨大,其事更显惨烈。诗人借助一封远方来信,让璀璨的热情与严酷的现实发生强烈碰撞,虽是平常人事,但在当下情景中,引发出大悲恸。正是因袁枚抓住此一时此一事的神韵所在,他才能旧题写出新意,与陈诗相比,别具眉目。
　　多点赤子之心,多点对生活的体味,写出此一时此一景之下的纯真之情,或许文章会多点“鲜”味。有了清新真挚、面目独具的“鲜”味,不论写的是平常人事、往古话题,还是大家风流、新近世态,文章都自会姿态婀娜、顾盼神飞。文章若能即情即景,烹制出“鲜”味,又何愁不新不异?
　　(作者单位:山东省邹城市匡庄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