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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巴;社会主义;古共八大;卡斯特罗;迪亚斯-卡内尔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6.011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2021年4月16—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召开和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意味着以劳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革命一代领导人不再继续担任党内领导职务，标志着古巴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回顾和总结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历程，展望其发展前景，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古巴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对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也具有一定价值。
1959年，美国扶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被推翻，古巴革命取得胜利。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1]同年5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古巴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而曲折的艰辛探索，其政策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这些起伏、调整构成了2006年之前古巴特色社会主义征程的主线。2006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以来，古巴稳步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逐步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战”，致力建设“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2]
20世纪60年代，冷战正酣，古巴社会主义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本国革命胜利热潮中匆匆上路，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现成经验可循，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不想照搬别国模式，而是想“搞出一套自己的办法来”。[3]1960年2月，古巴建立中央计划委员会，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亲自兼任主席，[4]同时推行预算拨款制和经济核算制。1967年，古巴采用新簿记制度取代上述两种制度。同时，古巴共产党认为人民掌握了政权，革命理想实现在即，于是提出了迅速工业化和农业多样化的口号。但古巴革命政权很快认识到，以蔗糖生产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非朝夕可改，遂放弃了发展多元经济的方针，重新把蔗糖生产置于头等重要地位，提出到1970年蔗糖产量达到1000万吨的指标，结果亦未实现，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此外，出于对社会主义过于理想化的理解，古巴一味扩大免费教育、医疗乃至各种补贴范围，背上了沉重财政负担。后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反思说：“从1967年起，免费政策的实行开始进入高潮，1968—1969年达到顶峰，但在某些方面，实行免费是不妥当的。”[5]
20世纪70年代古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6]参与并实现了同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一体化，在国内实行“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该体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市场经济规律;认同工资、价格、利润和成本等经济概念;主张企业独立收支，企业之间建立购销关系;提倡个人物质所得应和劳动成果挂钩。1972年，古巴政府开始加强宏观经济计划管理，恢复了中央计划委员会，并由其编制1973—1975年“三年经济计划”。从1976年起，古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1976—1980年），并恢复财政预算制度。1978年，古巴宣布：工农业贷款需征收利息;企业除完成生产任务外，要上缴利润;赋予企业一定自主经营权;强调运用经济激励手段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巴经济工作混乱的局面。但“一五”计划除社会发展情况较好外，整体执行结果并不理想，经济年增长4%，未达计划6%的目标。
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推广的经济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加之国际经济形势不利，到70年代末，古巴经济再次面临困难。1981年，古巴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二五”计划期间，古巴推行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经济出现转机。古巴政府放松经济管制，开设“农民自由市场”和“农副产品贸易市场”;改革工资制度和物价制度，减少物价补贴和免费福利项目;健全政策法规;加强劳动纪律;调整对外经济关系。1982年，古巴颁布了《外国投资法》，[7]首次表示欢迎外资到古巴兴办合资企业，有限度地实施对外开放。“二五”计划期间，古巴社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8]超过原计划5%的增长目标。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改革，影响波及古巴，一些人要求政府像苏联那样搞所谓“公开性改革”，遭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严厉批评，后者提出要在全国掀起“纠偏运动”，纠正“新经济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良倾向”。古巴政府关闭了农贸市场和手工艺品市场。“纠偏运动”整顿了党员群众思想，并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拉开了距离。
苏东剧变后，古巴骤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境，经济濒临崩溃。1990年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特殊阶段”。[9]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开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新的探索。他强调，“古巴革命是自己搞起来的，现在保卫革命成果、捍卫社会主义要靠我们自己，不靠什么人的恩赐”。为解决民众温饱问题，古巴政府在1990年制定一项食品计划，通过强化国营农业以及推动大批城镇职工、干部、学生和居民下乡支农提高生产，缓解供应紧张情况。然而，靠搞运动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不稳苗头大增，甚至发生了革命胜利后从未发生过的砸抢骚乱。严峻的形势迫使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抛旧路、寻新径。199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要进行“改革”。政府开始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开放农贸自由市场和工业产品、小商品市场;允许个体经济存在，肯定个体劳动者对国民经济的补充作用;逐步减少平均分配比例，但坚持免费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旅游业;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允許美元自由流通;放宽古巴侨民回国的限制，并取消所携带美元限量的规定。但形势倒逼出来的改革多为应急性措施，古共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明显不足，目标导向不甚明确。
2006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以来，逐步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战”，提出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总体思路和原则，并遵循“不急躁、不停顿”的方针，细致规划，稳健推进。劳尔·卡斯特罗认为：“我们在悬崖边徘徊的时间已告结束，要么我们纠正错误，要么我们就会沉没下去，并且会葬送几代人的努力。”[10]2006—2011年，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建立“有利于人民、确保国家政治社会体制不发生逆转和真正独立的经济模式”，并先后组织两次全民大讨论，将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间，古巴党和政府开始改革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如就取消职工食堂进行试点，研究逐步取消定量供应制;放松对个体经济的限制，增加私人经营出租车数量，加大引进外资力度，研究取消货币双轨制的可能性;将农业改革作为突破口，向个体农民免费分配闲置耕地，大力推广城郊农业计划;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逐步取消工资上限，以调动勞动者积极性。在此阶段，古共虽然推出多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但并没有引导全党全民在讨论中触及改革的深层次问题，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各项举措尚未形成体系。
2011—2016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全面铺开。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简称《纲要》），313条政策纲要涵盖了古巴经济社会改革的各方面。《纲要》指出，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目的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坚持两项基本原则，即以公有制为主和以计划经济为主。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改善权力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二是调整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三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为此，古巴政府成立了《纲要》落实和发展常设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指导《纲要》的具体实施;分阶段大幅裁减国有部门冗员;着力推进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单一公有制，鼓励合作社、个体经营、承包、租赁等非公经济形式进入小型工商业、服务业等非战略性行业;实行农业改革，推行土地承包制，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完善税收制度，增强将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工具的职能;改革分配制度，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搞活流通体制，放宽个人消费限制;完善外资政策，设立马里埃尔发展特区，修改外资法，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在保持全民免费教育、医疗及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支出，压缩全民性社会福利，重点向弱势群体倾斜，逐步取消定量供应制。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为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奠定了制度和政策基础，古巴初步探索出在新的内外环境下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劳尔·卡斯特罗曾多次强调，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没有回头路，这一原则在古共八大上得到进一步确认。图为2021年4月16日，劳尔·卡斯特罗（前左二）在哈瓦那出席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右二为古巴国家主席、新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迪亚斯-卡内尔。
2016年至今，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逐步深化。2016年4月，古巴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对古共六大以来的模式更新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地位和作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货币并轨、行政改革和削减不必要政府补贴等敏感领域改革，努力厘清思路、统一思想。古共七大还通过了《面向2030年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的建议、轴心和战略部门》，将能源、旅游和粮食生产作为中长期发展的战略优先重点。古共七大关于模式更新的决议是对古共六大调整举措的延续和升级，强调在坚持“主要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计划与市场并不相悖，二者可共存并互补。七大文件中还首次引入“中小微私营企业”的概念。劳尔·卡斯特罗重申，要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绝不抛弃任何人;既要打破平均主义，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激发劳动积极性，也要坚决防止贫富分化和财富的集中。2019年2月，古巴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对党政分开、议政分离等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规定，厘清国家和地方权力架构。新宪法还首次涉及古巴经济体制问题，赋予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更多参与经济生产的权利，从法理层面破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存在矛盾的既有观念，为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冲破体制机制束缚、向纵深发展奠定了更加有利的政治和法制基础。2021年1月，古巴开启货币和汇率改革进程，取消可兑换比索，为更有效地进行经济规划、统计以及吸引外资提供了良好条件。2月，古巴政府首次公布非公经济负面清单，将个体经济可从事的“国家经济活动分类”由127项扩大至2000多项，并采取措施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减轻个体从业者财税负担。
2021年4月16—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恰逢古巴宣布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古巴成功击退美国雇佣军吉隆滩入侵60周年，是在古巴顺利完成宪法改革以及国家和政府组织架构调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进入“深水区”、外部环境出现新变化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受疫情影响，本次党代会现场参会代表仅300人，较古共六大、七大的千名代表人数有明显下降。但劳尔·卡斯特罗在大会中心报告中强调，大会按照原定计划召开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会议审议通过了劳尔·卡斯特罗所作的中心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11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由14人组成，中央书记处由6人组成。大会通过《六大以来党和革命经济社会政策纲要落实情况和2021—2026年纲要更新》《古共七大关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党的运转、意识形态工作和同人民联系的决议的落实情况总结》《党、共青盟、群众组织、国家和政府干部政策评估和党为取得更好成效发挥的作用》等文件，对古共七大制定的《古巴经济社会模式理论总结》等文件进行了更新。大会的顺利召开对古巴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古共八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大会，实现了古巴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代际更替，“革命之子”一代正式走进古巴政治舞台中心。2006年劳尔主政以来，为解决长期困扰古巴的领导人“老龄化”问题，十分重视培养对党忠诚、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干部。2011年古共六大以来，迪亚斯-卡内尔等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开始进入决策层。2019年，根据古巴新宪法，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国家主席，马努埃尔·马雷罗出任政府总理，古巴国家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代际更替顺利实现。由迪亚斯-卡内尔提名的省长候选人均顺利当选，由马雷罗提名的古巴部长会议人员也顺利通过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审议。古共八大正式完成了古巴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更新进程，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马雷罗进入古共中央政治局，以劳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正式退出古共中央领导层。大会选举产生的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多为1959年革命胜利后出生，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62岁，较上届69岁有明显下降，“革命之子”一代正式接班掌权。
二是古共八大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强调继续推进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进程，古共既定的大政方针得以延续。2011年，古共六大正式开启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制定了《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2016年，古共七大在总结上述纲要落实情况基础上，制定了《2016年至2021年模式更新纲要》和《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劳尔·卡斯特罗曾多次强调，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没有回头路。这一原则在古共八大上得到进一步确认。本次大会在对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古巴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一定调整并制定《2021年至2026年纲要更新》，继承了古共六大、七大主要精神。有关文件将成为古巴党和政府下阶段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政策指南。大会强调，推动经济发展、争取和平与坚定意识形态是古巴共产党未来的三大任务，人民应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落实党的决议。
三是古共八大是一次守正创新的大会，将在继承古巴革命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模式，为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注入新动能。迪亚斯-卡内尔第一书记在当选后强调，“古共八大是古巴革命进程延续的历史性里程碑”。同时，以迪亚斯-卡内尔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领导人专业性强、思维活跃，面对复杂内外环境和发展需要，势必将增强工作的创造性。会前，古巴媒体密集报道迪亚斯-卡内尔博士论文《基于科学和创新、旨在持续发展的理政体系》[12]答辩情况，并刊发其《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基于科学和创新的理政体系》[13]《创新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的背景和特点》[14]两篇长文，展现了迪亚斯-卡内尔以标准化模式打造创新型政府的施政理念。可以预见的是，以迪亚斯-卡内尔为首的新一届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将在高举古巴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坚持古巴革命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以创新应对发展挑战、以创新解决面临的问题，为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带来新的发展前景。
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顾并肯定了古共七大以来党的各项工作成绩，尤其是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稳步推进，在提升经济规划工作水平、扩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自主权、完善非公经济发展配套制度建設、优化外资引进流程、货币改革等重点改革方向取得的重大进展。同时，劳尔·卡斯特罗和迪亚斯-卡内尔分别在中心报告和闭幕式讲话详细分析古巴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了古巴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内部、外部两个层面。
从内部看，古巴经济工作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发展模式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官僚主义、资源浪费、腐败问题等仍不同程度存在;部分政策或措施制定时缺乏全局观念和风险意识，未制定明确、合理目标;宣传部门存在自满、松懈和流于表面等现象;部分干部缺乏应急处突能力，面对不利局面立场不够坚定、要求不够严格、管控不够到位;社会上存在幻想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放开私人进口商品等倾向;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短板明显，形式主义突出，很多重要岗位后备干部储备不足，缺乏动员群众的能力，未能很好激励、理解广大劳动者。[15]
从外部看，美国等敌对势力针对古巴的颠覆活动显著增加。2020年以来，古巴一批文化艺术界异见人士在美国资助下，以政府“压制文艺创造自由”“任意拘捕政治异见人士”为由，公开进行了包括绝食抗议、围堵政府机关在内的一系列对抗行动。近年来美国加大对古巴封锁制裁力度，对古巴进行史无前例的遏制打压，严重损害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16]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共出台246项加强对古巴封锁制裁的措施，2020财年美国对古巴封锁导致古巴经济损失超55亿美元。尽管古巴对美国拜登新政府调整涉古政策抱有期待，公开呼吁古巴和美国开展“相互尊重的对话”，但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对古巴的政策转变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美国加大对古巴封锁制裁力度，对古巴进行史无前例的遏制打压，严重损害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图为2021年3月28日，由古巴民众组成的车队在首都哈瓦那举行游行，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近60年的封锁。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存续和发展仍然可期。纵观古巴400年的殖民地史和独立后50余年被美国封锁的共和国史，古巴在1959年革命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这一选择不是古巴某一阶级或阶层、某一政党或集团的单独行为，而是由整个古巴民族作出的。同时，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实践。在对外关系上，古巴强调民族性和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其高举的反帝旗帜鼓舞着许多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上，古巴坚持经济、政治、社会多领域“整体推进”策略，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能均衡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得到人民群众坚定拥护。在古共八大上，古巴共产党人强调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继续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在古巴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古巴人民将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努力建设繁荣富强的未来。
古共八大开启了古巴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征程。尽管面临一些困难，但靠十几个人、七杆枪开始游击战争，最终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府而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古巴共产党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其在苏东剧变后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新时期勇于改革创新、开启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展望未来，在以迪亚斯-卡内尔为首的新一届古共中央领导下，古巴将继续坚持探索建设“主权完整、独立、民主、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确保古巴革命事业薪火相传。
需要指出的是，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其博士论文答辩、近期发表的文章和古共八大闭幕式讲话中，均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次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可以预见，古巴将在有自身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多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走出一条更加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1]菲德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页。
[2] “El Desarrollo de la Economía Nacional， Junto a la Lucha por la paz， Constituyen las Misiones del Partido，” April 2016， http：//www.granma.cu/septimo-congreso-del-pcc/2016-04-20/discurso-del-general-de-ejercito-raul-castro-ruz-en-la-clausura-del-7mo-congreso-del-partido-20-04-2016-00-04-19.
[3]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4]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由参加反独裁统治的各派政治力量代表组成，临时总统是法官乌鲁蒂亚，总理为律师何塞·米罗·卡尔多纳，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任起义军总司令。2月7日，临时政府颁布《1959年根本法》，起临时宪法作用。2月中旬，临时政府内阁全部辞职，2月1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至1975年古巴共和国宪法颁布。——作者注
[5]同[3]。
[6] 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6国代表在莫斯科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1962年6月，经济互助委员会第16次会议修改章程，规定非欧洲国家也可参加。1972年古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作者注
[7] 古巴共和国第50号法令《关于古巴和外国单位成立经济联合体》（el Decreto Ley 50¨Sobre las Asociaciones Económicas formadas por las entidades cubanas y extranjeras¨）。
[8]徐世澄、贺钦：《列国志-古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二版，第148页。
[9] “Communique of the Special Plenum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Granma Weekly Review， 25 February， 1990， p.9.
[10] “Raúl Castro： Seguiremos avanzando en el camino escogido soberanamente por nuestro pueblo，” 14 de julio de 2017， http：//www.cubadebate.cu/autor/raul-castro-ruz/page/2.
[11] “Presenta Raúl Informe Central al 8vo.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16 de abril de 2021， http：//www.granma.cu/octavo-congreso-pcc/2021-04-16/presenta-raul-informe-central-al-8vo-congreso-del-partido-comunista-de-cuba-16-04-2021-17-04-06.
[12] “El Doctorando Miguel Díaz-Canal bermúdez，” 23 marzo 2021，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6.011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2021年4月16—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召开和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意味着以劳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革命一代领导人不再继续担任党内领导职务，标志着古巴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回顾和总结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历程，展望其发展前景，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古巴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对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也具有一定价值。
古巴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
1959年，美国扶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被推翻，古巴革命取得胜利。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1]同年5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古巴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而曲折的艰辛探索，其政策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这些起伏、调整构成了2006年之前古巴特色社会主义征程的主线。2006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以来，古巴稳步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逐步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战”，致力建设“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2]
一、20世纪60年代：革命初胜的自主探索
20世纪60年代，冷战正酣，古巴社会主义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本国革命胜利热潮中匆匆上路，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现成经验可循，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不想照搬别国模式，而是想“搞出一套自己的办法来”。[3]1960年2月，古巴建立中央计划委员会，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亲自兼任主席，[4]同时推行预算拨款制和经济核算制。1967年，古巴采用新簿记制度取代上述两种制度。同时，古巴共产党认为人民掌握了政权，革命理想实现在即，于是提出了迅速工业化和农业多样化的口号。但古巴革命政权很快认识到，以蔗糖生产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非朝夕可改，遂放弃了发展多元经济的方针，重新把蔗糖生产置于头等重要地位，提出到1970年蔗糖产量达到1000万吨的指标，结果亦未实现，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此外，出于对社会主义过于理想化的理解，古巴一味扩大免费教育、医疗乃至各种补贴范围，背上了沉重财政负担。后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反思说：“从1967年起，免费政策的实行开始进入高潮，1968—1969年达到顶峰，但在某些方面，实行免费是不妥当的。”[5]
二、20世纪70年代：制度化改革和“一五”计划
20世纪70年代古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6]参与并实现了同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一体化，在国内实行“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该体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市场经济规律;认同工资、价格、利润和成本等经济概念;主张企业独立收支，企业之间建立购销关系;提倡个人物质所得应和劳动成果挂钩。1972年，古巴政府开始加强宏观经济计划管理，恢复了中央计划委员会，并由其编制1973—1975年“三年经济计划”。从1976年起，古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1976—1980年），并恢复财政预算制度。1978年，古巴宣布：工农业贷款需征收利息;企业除完成生产任务外，要上缴利润;赋予企业一定自主经营权;强调运用经济激励手段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巴经济工作混乱的局面。但“一五”计划除社会发展情况较好外，整体执行结果并不理想，经济年增长4%，未达计划6%的目标。
三、20世纪80年代：“二五”计划和“纠偏运动”
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推广的经济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加之国际经济形势不利，到70年代末，古巴经济再次面临困难。1981年，古巴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二五”计划期间，古巴推行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经济出现转机。古巴政府放松经济管制，开设“农民自由市场”和“农副产品贸易市场”;改革工资制度和物价制度，减少物价补贴和免费福利项目;健全政策法规;加强劳动纪律;调整对外经济关系。1982年，古巴颁布了《外国投资法》，[7]首次表示欢迎外资到古巴兴办合资企业，有限度地实施对外开放。“二五”计划期间，古巴社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8]超过原计划5%的增长目标。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改革，影响波及古巴，一些人要求政府像苏联那样搞所谓“公开性改革”，遭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严厉批评，后者提出要在全国掀起“纠偏运动”，纠正“新经济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良倾向”。古巴政府关闭了农贸市场和手工艺品市场。“纠偏运动”整顿了党员群众思想，并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拉开了距离。
四、1990年至2006年：“和平时期特殊阶段”
苏东剧变后，古巴骤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境，经济濒临崩溃。1990年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特殊阶段”。[9]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开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新的探索。他强调，“古巴革命是自己搞起来的，现在保卫革命成果、捍卫社会主义要靠我们自己，不靠什么人的恩赐”。为解决民众温饱问题，古巴政府在1990年制定一项食品计划，通过强化国营农业以及推动大批城镇职工、干部、学生和居民下乡支农提高生产，缓解供应紧张情况。然而，靠搞运动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不稳苗头大增，甚至发生了革命胜利后从未发生过的砸抢骚乱。严峻的形势迫使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抛旧路、寻新径。199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要进行“改革”。政府开始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开放农贸自由市场和工业产品、小商品市场;允许个体经济存在，肯定个体劳动者对国民经济的补充作用;逐步减少平均分配比例，但坚持免费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旅游业;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允許美元自由流通;放宽古巴侨民回国的限制，并取消所携带美元限量的规定。但形势倒逼出来的改革多为应急性措施，古共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明显不足，目标导向不甚明确。
五、2006年至今：经济社会模式更新不断深化
2006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以来，逐步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战”，提出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总体思路和原则，并遵循“不急躁、不停顿”的方针，细致规划，稳健推进。劳尔·卡斯特罗认为：“我们在悬崖边徘徊的时间已告结束，要么我们纠正错误，要么我们就会沉没下去，并且会葬送几代人的努力。”[10]2006—2011年，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建立“有利于人民、确保国家政治社会体制不发生逆转和真正独立的经济模式”，并先后组织两次全民大讨论，将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间，古巴党和政府开始改革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如就取消职工食堂进行试点，研究逐步取消定量供应制;放松对个体经济的限制，增加私人经营出租车数量，加大引进外资力度，研究取消货币双轨制的可能性;将农业改革作为突破口，向个体农民免费分配闲置耕地，大力推广城郊农业计划;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逐步取消工资上限，以调动勞动者积极性。在此阶段，古共虽然推出多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但并没有引导全党全民在讨论中触及改革的深层次问题，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各项举措尚未形成体系。
2011—2016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全面铺开。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简称《纲要》），313条政策纲要涵盖了古巴经济社会改革的各方面。《纲要》指出，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目的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坚持两项基本原则，即以公有制为主和以计划经济为主。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改善权力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二是调整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三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为此，古巴政府成立了《纲要》落实和发展常设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指导《纲要》的具体实施;分阶段大幅裁减国有部门冗员;着力推进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单一公有制，鼓励合作社、个体经营、承包、租赁等非公经济形式进入小型工商业、服务业等非战略性行业;实行农业改革，推行土地承包制，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完善税收制度，增强将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工具的职能;改革分配制度，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搞活流通体制，放宽个人消费限制;完善外资政策，设立马里埃尔发展特区，修改外资法，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在保持全民免费教育、医疗及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支出，压缩全民性社会福利，重点向弱势群体倾斜，逐步取消定量供应制。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为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奠定了制度和政策基础，古巴初步探索出在新的内外环境下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2016年至今，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逐步深化。2016年4月，古巴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对古共六大以来的模式更新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地位和作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货币并轨、行政改革和削减不必要政府补贴等敏感领域改革，努力厘清思路、统一思想。古共七大还通过了《面向2030年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的建议、轴心和战略部门》，将能源、旅游和粮食生产作为中长期发展的战略优先重点。古共七大关于模式更新的决议是对古共六大调整举措的延续和升级，强调在坚持“主要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计划与市场并不相悖，二者可共存并互补。七大文件中还首次引入“中小微私营企业”的概念。劳尔·卡斯特罗重申，要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绝不抛弃任何人;既要打破平均主义，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激发劳动积极性，也要坚决防止贫富分化和财富的集中。2019年2月，古巴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对党政分开、议政分离等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规定，厘清国家和地方权力架构。新宪法还首次涉及古巴经济体制问题，赋予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更多参与经济生产的权利，从法理层面破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存在矛盾的既有观念，为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冲破体制机制束缚、向纵深发展奠定了更加有利的政治和法制基础。2021年1月，古巴开启货币和汇率改革进程，取消可兑换比索，为更有效地进行经济规划、统计以及吸引外资提供了良好条件。2月，古巴政府首次公布非公经济负面清单，将个体经济可从事的“国家经济活动分类”由127项扩大至2000多项，并采取措施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减轻个体从业者财税负担。
古共八大对古巴社会主义探索的意义
2021年4月16—19日，古巴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恰逢古巴宣布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古巴成功击退美国雇佣军吉隆滩入侵60周年，是在古巴顺利完成宪法改革以及国家和政府组织架构调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进入“深水区”、外部环境出现新变化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受疫情影响，本次党代会现场参会代表仅300人，较古共六大、七大的千名代表人数有明显下降。但劳尔·卡斯特罗在大会中心报告中强调，大会按照原定计划召开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会议审议通过了劳尔·卡斯特罗所作的中心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11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由14人组成，中央书记处由6人组成。大会通过《六大以来党和革命经济社会政策纲要落实情况和2021—2026年纲要更新》《古共七大关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党的运转、意识形态工作和同人民联系的决议的落实情况总结》《党、共青盟、群众组织、国家和政府干部政策评估和党为取得更好成效发挥的作用》等文件，对古共七大制定的《古巴经济社会模式理论总结》等文件进行了更新。大会的顺利召开对古巴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古共八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大会，实现了古巴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代际更替，“革命之子”一代正式走进古巴政治舞台中心。2006年劳尔主政以来，为解决长期困扰古巴的领导人“老龄化”问题，十分重视培养对党忠诚、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干部。2011年古共六大以来，迪亚斯-卡内尔等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开始进入决策层。2019年，根据古巴新宪法，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国家主席，马努埃尔·马雷罗出任政府总理，古巴国家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代际更替顺利实现。由迪亚斯-卡内尔提名的省长候选人均顺利当选，由马雷罗提名的古巴部长会议人员也顺利通过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审议。古共八大正式完成了古巴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更新进程，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马雷罗进入古共中央政治局，以劳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正式退出古共中央领导层。大会选举产生的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多为1959年革命胜利后出生，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62岁，较上届69岁有明显下降，“革命之子”一代正式接班掌权。
二是古共八大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强调继续推进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进程，古共既定的大政方针得以延续。2011年，古共六大正式开启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制定了《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2016年，古共七大在总结上述纲要落实情况基础上，制定了《2016年至2021年模式更新纲要》和《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劳尔·卡斯特罗曾多次强调，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没有回头路。这一原则在古共八大上得到进一步确认。本次大会在对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古巴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一定调整并制定《2021年至2026年纲要更新》，继承了古共六大、七大主要精神。有关文件将成为古巴党和政府下阶段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的政策指南。大会强调，推动经济发展、争取和平与坚定意识形态是古巴共产党未来的三大任务，人民应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落实党的决议。
三是古共八大是一次守正创新的大会，将在继承古巴革命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模式，为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注入新动能。迪亚斯-卡内尔第一书记在当选后强调，“古共八大是古巴革命进程延续的历史性里程碑”。同时，以迪亚斯-卡内尔为代表的年轻一代领导人专业性强、思维活跃，面对复杂内外环境和发展需要，势必将增强工作的创造性。会前，古巴媒体密集报道迪亚斯-卡内尔博士论文《基于科学和创新、旨在持续发展的理政体系》[12]答辩情况，并刊发其《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基于科学和创新的理政体系》[13]《创新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的背景和特点》[14]两篇长文，展现了迪亚斯-卡内尔以标准化模式打造创新型政府的施政理念。可以预见的是，以迪亚斯-卡内尔为首的新一届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将在高举古巴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坚持古巴革命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以创新应对发展挑战、以创新解决面临的问题，为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带来新的发展前景。
古巴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前景
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顾并肯定了古共七大以来党的各项工作成绩，尤其是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稳步推进，在提升经济规划工作水平、扩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自主权、完善非公经济发展配套制度建設、优化外资引进流程、货币改革等重点改革方向取得的重大进展。同时，劳尔·卡斯特罗和迪亚斯-卡内尔分别在中心报告和闭幕式讲话详细分析古巴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了古巴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内部、外部两个层面。
从内部看，古巴经济工作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发展模式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官僚主义、资源浪费、腐败问题等仍不同程度存在;部分政策或措施制定时缺乏全局观念和风险意识，未制定明确、合理目标;宣传部门存在自满、松懈和流于表面等现象;部分干部缺乏应急处突能力，面对不利局面立场不够坚定、要求不够严格、管控不够到位;社会上存在幻想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放开私人进口商品等倾向;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短板明显，形式主义突出，很多重要岗位后备干部储备不足，缺乏动员群众的能力，未能很好激励、理解广大劳动者。[15]
从外部看，美国等敌对势力针对古巴的颠覆活动显著增加。2020年以来，古巴一批文化艺术界异见人士在美国资助下，以政府“压制文艺创造自由”“任意拘捕政治异见人士”为由，公开进行了包括绝食抗议、围堵政府机关在内的一系列对抗行动。近年来美国加大对古巴封锁制裁力度，对古巴进行史无前例的遏制打压，严重损害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16]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共出台246项加强对古巴封锁制裁的措施，2020财年美国对古巴封锁导致古巴经济损失超55亿美元。尽管古巴对美国拜登新政府调整涉古政策抱有期待，公开呼吁古巴和美国开展“相互尊重的对话”，但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对古巴的政策转变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存续和发展仍然可期。纵观古巴400年的殖民地史和独立后50余年被美国封锁的共和国史，古巴在1959年革命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这一选择不是古巴某一阶级或阶层、某一政党或集团的单独行为，而是由整个古巴民族作出的。同时，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实践。在对外关系上，古巴强调民族性和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其高举的反帝旗帜鼓舞着许多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上，古巴坚持经济、政治、社会多领域“整体推进”策略，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能均衡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得到人民群众坚定拥护。在古共八大上，古巴共产党人强调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继续推进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在古巴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古巴人民将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努力建设繁荣富强的未来。
結语
古共八大开启了古巴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征程。尽管面临一些困难，但靠十几个人、七杆枪开始游击战争，最终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府而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古巴共产党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其在苏东剧变后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新时期勇于改革创新、开启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展望未来，在以迪亚斯-卡内尔为首的新一届古共中央领导下，古巴将继续坚持探索建设“主权完整、独立、民主、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确保古巴革命事业薪火相传。
需要指出的是，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其博士论文答辩、近期发表的文章和古共八大闭幕式讲话中，均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次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可以预见，古巴将在有自身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多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走出一条更加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1]菲德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页。
[2] “El Desarrollo de la Economía Nacional， Junto a la Lucha por la paz， Constituyen las Misiones del Partido，” April 2016， http：//www.granma.cu/septimo-congreso-del-pcc/2016-04-20/discurso-del-general-de-ejercito-raul-castro-ruz-en-la-clausura-del-7mo-congreso-del-partido-20-04-2016-00-04-19.
[3]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4]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由参加反独裁统治的各派政治力量代表组成，临时总统是法官乌鲁蒂亚，总理为律师何塞·米罗·卡尔多纳，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任起义军总司令。2月7日，临时政府颁布《1959年根本法》，起临时宪法作用。2月中旬，临时政府内阁全部辞职，2月1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至1975年古巴共和国宪法颁布。——作者注
[5]同[3]。
[6] 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6国代表在莫斯科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1962年6月，经济互助委员会第16次会议修改章程，规定非欧洲国家也可参加。1972年古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作者注
[7] 古巴共和国第50号法令《关于古巴和外国单位成立经济联合体》（el Decreto Ley 50¨Sobre las Asociaciones Económicas formadas por las entidades cubanas y extranjeras¨）。
[8]徐世澄、贺钦：《列国志-古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二版，第148页。
[9] “Communique of the Special Plenum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Granma Weekly Review， 25 February， 1990， p.9.
[10] “Raúl Castro： Seguiremos avanzando en el camino escogido soberanamente por nuestro pueblo，” 14 de julio de 2017， http：//www.cubadebate.cu/autor/raul-castro-ruz/page/2.
[11] “Presenta Raúl Informe Central al 8vo.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16 de abril de 2021， http：//www.granma.cu/octavo-congreso-pcc/2021-04-16/presenta-raul-informe-central-al-8vo-congreso-del-partido-comunista-de-cuba-16-04-2021-17-04-06.
[12] “El Doctorando Miguel Díaz-Canal bermúdez，” 23 marzo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