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起故乡，脑海里总是能够闪现出关于老三的画面，比如，他总是蹬着三轮车东奔西走；比如，我写着作业，他站在墙头上喊我帮他去卖酱油，顺便给我五毛钱的零花钱；比如，小时候想成为模特的我求着他帮我算一卦梦想能不能实现。他斩钉截铁地说：“能！”我许诺：“如果将来梦想成真，我一定会带着厚礼回来感谢你。”
　　围子：生命里总是有一些特别的人出现，回想起过往的时候，才显得厚重。比如老三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值得记录，也值得成为一个文学作品里的人。
　　去奶奶家的路上，遇见老三。
　　几年未曾谋面，他依旧邋邋遢遢不修边幅，但这回他的背上多出了一个糊了满脸泥巴的娃娃——他大哥的儿子。他本就弯曲的脊背在娃娃的重量之下，走起来更显吃力，而娃娃趴在他身上显然也并不舒服。
　　老三看见我，连忙把娃娃放下来，喘了一口气，询问我哪天回来的，工作是否舒心，然后眼睛瞟到我手里拿着的一卷单位定制的挂历。他仔细翻看了几页，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一些他今年还没有买挂历之类的暗示性话语。
　　接过我送给他的挂历，老三显得十分高兴，站在马路上对我谈起了他最近的阅读书单，他说：“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八十块钱，这么厚。”说着大拇指配合着食指比划出一个高度。
　　他还试图对我阐述他对这本书的理解，恰好有人骑着电瓶车经过，幸灾乐祸地对他说：“老三，你大哥满世界找你，你还在这儿瞎晃悠。”
　　他瞪着眼骂了那人一句，重新背起娃娃往回走，走了两步，转身对我说：“大妹妹，你要是碰见什么好书，记得帮我买本，回来给你钱。”
　　其实从年龄上来说，老三和我爸是同龄人。北方乡下邻里乡亲讲究辈分，即便不是同一个姓，也能按照辈分喊起来，我们姓李，他姓聂，也不知道从哪辈论起来的，我要喊他三哥。
　　老三是我们老房子的邻居。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也几乎成为了穿梭在我童年回忆的主要角色之一，或者说他们一家都是我对于故乡最雋永的画面。
　　要写起老三，他的家庭是无论如何都逃不掉的一笔，似乎他从出生起他的命运就与他残缺的家庭紧紧打上了一个死扣。他的父亲是个瞎子，靠着点周易玄学，也算是闻名十里八村，小时候我在路上玩耍的时候，总能碰见外村的人来询问聂瞎子家在哪。
　　我没有见过老三的母亲，据说是一个残疾人，并且很早就去世了。顾名思义，老三排名第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在这个有点畸形的家庭中，只有老大的身体没有残疾，读完卫校，在村卫生所工作；老二有严重的脊椎疾病，从我有记忆开始，他的背就是一个弓形，是村里红白喜事的厨子；据说老四小时候还算正常，后来被三叔接到东北看森林，再回来的时候就疯了。有人说是在荒芜一人的森林里闷出来的病，也有人说是被三叔打的，真实情况我从没有考证过，但小时候老三总是隔三差五地来我家抱怨说：“坑人鬼又不省心了，我刚从青坨（我们邻县一个精神病医院驻地）回来。”
　　在我还没有真正读过几本书的童年时期，老三是我认识的最饱读诗书的一个人，他上学时学过的所有名家名作，几乎张嘴就能背诵下来，包括四书五经。而他那间有异味的，脏乱不堪的房间是我的圣地，我曾在里面搜罗到许多看不懂，但觉得有趣的书。老三参加过高考，据说也考上了，但是最后被人顶替了。
　　而在他的家庭中，他扮演着缺失的女性的角色，洗衣做饭，以及其他一切的琐事（大事的决定权还在他大哥手中）。但他也不是全然为其他人牺牲的。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成为了第二代“聂先生”，客户给的咨询费，也是填充了自己的私房钱。他总是趁着其他人不在家的时候，去肉店切上半斤猪头肉，倒上二两白酒偷着打打牙祭。可是他的身体不争气，每次吃完，嘴巴一准儿地肿起来。他极力掩饰，可别人一看见他的嘴，就笑着打趣他：“老三，你这又是背着你大哥偷吃了。”
　　他撇着嘴否认：“胡说，我这是牙疼。”
　　他也喜欢喝酒，但是他大哥不允许他喝，又没有朋友请他喝，于是每逢酒席他就喝得烂醉如泥。他就像个小丑一样倒在地上任人围观，等他醒来，别人拿他开涮，他骂骂咧咧地捡起地上的石头冲那人扔去。
　　他将他家“算命”的招牌拓展到了县城，他总炫耀昨天又被哪个有头有脸的人邀请去了，刚又接到了哪个有钱人的电话，他几乎成了村里最见多识广的人。不论有什么政策变动，或者发生了大的新闻事件，他见人就喋喋不休地说上半天。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旁边的人早已不耐烦。
　　有时候也会和自己兄弟们闹，从院子里闹到马路上，仗着酒精的作用，对着他大哥破口大骂。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老家的产业结构早已从种粮转变成了蔬菜大棚。而老三的大哥也早在几年前从卫生所里辞职，兄弟几个靠着蔬菜大棚攒了一些钱，便有人撺掇着说，一家子光棍老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赶紧先给老大介绍了媳妇吧。可是哪有人愿意接下这么一堆烂摊子啊，于是老大就生出了去云南领一个媳妇的念头。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云南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老大坐了五天的火车去了云南，付了四五万块钱的彩礼钱，又坐了五天的火车领了一个媳妇回来。我依然记得那个姑娘说她叫小云，是哈尼族，普通话说得极其标准，人也长得标致。人们一边祝福着老三一家，一边打心眼里替小云忧愁，这样的家庭对于一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该是多大的负担啊。
　　小云的到来，确实让他们一家焕然一新。那时候我妹妹也就两岁，妈妈店里生意忙，小云常常过来帮忙看孩子，还给我们做好吃的蛋炒饭。而老三兄弟几个不仅主动和老大分了家，把家里的大权也交到了小云的手里。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小云裹挟着他们家里所有的财产悄然离开。
　　一夕之间，他们家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老三喝了酒，跳起来和沉默的大哥打起来。可他根本不是大哥的对手，满脸淤青地败下阵来，摔开家门踉踉跄跄在胡同里骂起来，骂生活，骂小云，骂他大哥，他骂得满脸通红，唾液星子随着他的愤怒在嘴巴周围飞舞。他捂着嘴巴哎呦了一声，从口袋里拿出一片刚从卫生所里买来的甲硝唑放进嘴里继续他的控诉：“要是没有他们几个拖累着，我自己挣几个钱自己花，要多舒服有多舒服，都该死，都该死啊！”眼见他还不消停，他大哥就举着棍子从家里冲出来，怒目圆瞪地要打死他。老三被众人拉扯着一边往外跑，嘴里还在咧咧着：“打死我啊，有本事打死我，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家离了我变成什么样。”
　　后来随着搬家，我们从老三一家的滑稽剧的观众席里退场。在那儿之后的十年，老三的父亲去世，他大哥差点被一场疾病夺去生命，前年的时候领养了一个取名叫做发展的男孩……老三依旧热爱看书，依旧热爱历史与时政，有段时间他告诉我，他还给省文学杂志投稿了。
　　每次想起故乡，脑海里总是能够闪现出关于老三的画面，比如，他总是蹬着三轮车东奔西走；比如，我写着作业，他站在墙头上喊我帮他去买酱油，顺便给我五毛钱的零花钱；比如，小时候想成为模特的我求着他帮我算一卦梦想能不能实现。他斩钉截铁地说：“能！”我许诺：“如果将来梦想成真，我一定会带着厚礼回来感谢你。”
　　其实想想，他对我的生活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的影响，我也不知道自己写下这篇文章的意义，或许是遗憾吧。他们一家对着命运挣扎过，然后又妥协，最后兀自在这儿乡村的角落里寂寞地枯萎。
　　我见过老三之后的那个春节过后，我爸急急忙忙推门进来，说：“早上老三喝酒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