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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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文心雕龙》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本文试图突破这一范式，以为《文心雕龙》主要面对和处理的是当时社会、文化及文学的分化问题。面对历代以来特别是齐粱时代“文”与社会政治、文教系统的分化、“文”的系统自身的分化、“文”的价值语义的分化，《文心雕龙》提出“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方案：不同于对文的分化激烈推进的“极度分化”，也不同于简单抨击与反对的“反分化”，而是尝试重新整合，重建（儒）道与文的一体关系。逆分化不仅是刘勰个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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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文心雕龙》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本文试图突破这一范式，以为《文心雕龙》主要面对和处理的是当时社会、文化及文学的分化问题。面对历代以来特别是齐粱时代“文”与社会政治、文教系统的分化、“文”的系统自身的分化、“文”的价值语义的分化，《文心雕龙》提出“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方案：不同于对文的分化激烈推进的“极度分化”，也不同于简单抨击与反对的“反分化”，而是尝试重新整合，重建（儒）道与文的一体关系。逆分化不仅是刘勰个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价值理想，同时与源于商周礼治文明的处理社会政治、文化分化与整合的独特机制和模式密切相关。今天，如何在社会分化、文学分化的现代性状况之下设想和推进文学的社会化功能，成为中西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分化与逆分化为问题中心的《文心雕龙》也因此获得了自身的现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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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电影史料及小说版本异文综合考证后得知,余华参与电影《活着》剧本生产历程,其实就是小说修改过程,期间作者曾多次吸收导演张艺谋建议,并遵循电影叙事思路与逻辑进行文本修改。但小说修改本却并非电影定稿剧本,张艺谋另择专业编剧在小说修改基础上进行剧本定稿,最终使《活着》影像呈现与长篇修改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活着》跨媒介改编所呈现的叙事裂隙,既体现电影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役使和规训,更折射出不同媒介创作主体观念的碰撞与交锋。
明代唐诗学兴盛,清初转而流行宋元诗学。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王士禛上承胡应麟、钱谦益,下启顾嗣立、翁方纲、法式善,是清代元诗学的开创者和枢纽人物。他对元诗的兴趣贯穿其诗学历程的始终:早年就开始涉猎元诗,喜爱杨维祯、吴莱和虞集等大家,通过阅读、模拟、唱和元诗积累创作经验;中年以后广泛搜藏元诗文献,并以选本、诗话、题跋、笔记等形式对元诗进行批评,推动了元人诗集的传播和元诗选本的流行;他编纂的《古诗选》,对清代元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章士钊的“逻辑文”不仅大量采用了新名词、新术语，而且还大胆地将西洋文法移用于古文的写作，从而创造了一些新的表述方式，达到了传统古文未曾企及的复杂而精密的程度。本文从词语、句法以及文体风格等方面来分析章士钊的“逻辑文”，并通过翻译实例的检讨，指出其作为一种革新的古文，仍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限度。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副院长到会祝贺并讲话。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伯江主持，所长刘跃进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各高等院校、
阿伦特称悲剧为“最优秀的政治艺术”,她的政治思想深受希腊悲剧智慧、语言和想象的浸染,对现代人处境的悲剧性有深刻认识。她的政治空间在形式上是一个隐喻性的雅典剧场,人们在其中以言说和行动来展示自己是“谁”,让有限的生命被剧场中的光芒激励和照耀;政治行动的展示性与戏剧表演共有非制作性的特点。阿伦特对行动之特性的论述深刻蕴含了悲剧情节所启示的自由与限度的智慧,她正是以此智慧来感受和洞察时代问题。
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对话早已有之,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在新的、变化着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出现了诸多迥异于前的新现象和新态势。2018年6月20日至22日,《文学评论》编辑部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成都召开“文学研究中的跨域对话”学术研讨会暨2018年度《文学评论》编委会。参会学者围绕“文学研究中的跨域对话”这一中心议题,就文学跨界的学术意义、现存问题和未来趋势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文学评论》主编张江指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缺陷之一,而中国文艺理论界也普遍存在着用西方理论强制阐释
电影与文学是两个并行的艺术体。电影对文学原著的构述，忠实与否不再是可信标准，它可重可轻，这完全取决于此电影作品所要达到的艺术风格或市场目的。本文着重于电影对文学的“轻构述”（反之是“重构述”）的案例分析上：如何使文学作品“轻”起来，不仅是这两种不同的艺术体对话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电影自身的需求，当然更是我们时代愿意“信以为真”（dechesthai，海德格尔）的现实存在之一。这固然不是现实存在的全部，但已经构成我们时代真实与重要的文化景观。
“夫妻模式”是1940年代延安秧歌剧的一个共同而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种内容变革。作为中共文艺组织形式的一种呈现，它有力地参与到延安乡村的政治动员之中。通过这一模式，延安文化政治从家庭到自然村的渗透、组织与动员机制得到了清晰的勾勒。中共借着对秧歌剧的创造性改造，逐渐在掠夺性经济形式占主体的延安乡村召唤出中国的革命主体，赋予农民以政治性。“夫妻模式”尤其突出地反映了村干部与军队干部在整个动员结构中的作用，表征了中共政治动员的动力机制。
辛亥前夕，诞生于武汉的《江汉日报》，无论其政治宗旨，还是其文学理论、文学作品，都闪耀着革命思想，是晚清上海、穗港和武汉三大革命报刊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反清反帝革命报刊。该报在创刊号以不同的文体形式昭示其主旨：作革命之“喉舌”，新闻之魁星；提出了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文学理论；刊登了许多革命社论、革命小说、革命杂文、革命诗词等形式多样的革命文学作品，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武昌首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堪称晚清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