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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作为历史事件已非常清晰且完整地存在于中国现代历史长卷之中，事件的本真面目、性质、意义阐释等，已随着革命史“元叙述”的完成而形成定论。但因“长征”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震惊中外的强大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事件，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甚至人类史上撼人心魄的“传奇”与“神话”。对于这一“传奇”与“神话”，自“长征”作为历史事件结束之后，各方就开始对其进行整理与书写，而文学作为常见的书写方式之一，成为众多“长征”书写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检视“长征”文学书写史（2），我们会发现有两种比较明显的书写模式，可以归纳为“复原式大历史书写”和“人文性小历史书写”。“复原式大历史书写”，指的是对“长征”历史事件作全景式总体性的宏观书写，并把长征书写放到革命历史主流叙事之中，揭示其本质、阐释其意义;革命史的叙事结构决定了该类长征书写的文本结构，文学叙事与革命史叙事同构。“人文性小历史书写”，指的是对“长征”细部进行探视与深入，从历史细节中展现“长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在革命之外，呈现“长征”人文性的一面。
无论是“复原式大历史书写”，还是“人文性小历史书写”，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一种史诗性的书写欲望，追求一种史的长度和诗的广度。所以关于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无论何种文体，都纷纷把史诗作为其创作的最终目标。各种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第一印象就是充满了“史诗感”，重大的题材，宏富的结构，典雅的语言，悲壮的情感，成了这类作品的显著特色。
追求“ 长征” 文学书写的史诗性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索尔兹伯里就认为“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是人类伟大史诗。”（3）“长征”文学书写的史诗性追求与合理性，并不能成为书写“长征”文学作品具有史诗性的必然结果，可能，但不一定必然。这需要看书写者对长征的把握程度与写作能力，不是每一个人的“长征”书写都能成为史诗性的文学作品。相反有些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难以卒读，空有“史”的长度与可信度，却与“诗”的广度与深度缺少关系，“写实有余想象不足”。由于文体上的差异，小说在书写重大历史题材方面，往往具有比其他文体的优势。因此，书写“长征”的小说，在总体上看，较为接近“史诗”这一写作目标，尤其是展示“史”的一面做得比较充分。而书写“长征”的诗歌，大多数既不能达到“史”的要求，也实现不了“诗”的审美。有学者指出包括书写“长征”在内的政治抒情诗存在的问题，“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缺乏新鲜的价值判断和新鲜的审美发现，更缺乏广阔的诗意空间。未能超越类型化的认知层面和浮泛的抒情方式，甚至以大量非诗化的语言，进行政治概念的罗列，或是表象的事迹陈叙，或是空洞的呐喊，或是直白的议论，让人感到陈旧而乏味。”（4）
龚学敏的长诗《长征》却是用诗歌书写“长征”的优秀作品，达到了“长征”书写的“史诗性”要求，既有“史”的骨架，又有“诗”的灵魂与美感，他在浓墨重彩地为我们重新描绘“长征”历史画卷之外，还以大量的隐喻和象征开拓了诗意空间，引领我们回味“长征”“神话”和谛听“长征”这一千古绝唱，“让我们从更高的哲学层面上去理解长征的意义。”（5）
龚学敏的长诗《长征》，创作于1995年，2005年单行本初版，修订本则在2016年出版。整首诗有2500行，分为二十三章，每一章是对“长征”全程一个个具体地点及其事件的书写。在各章后都附有注释，对该章相关史实进行说明，以便读者能经验性地进入诗歌。因有这样较为详细的史实注释，以及各章诗行中或隐或现的历史人物与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了“长征”的历史图谱，具有了“史诗”之“史”的特质。更为主要的是这首长诗对书写“史诗”之“诗”的贡献。如果说“史诗”之“史”是为了获得广泛的“公共性”目的的话，那么“史诗”之“诗”就是为了表达诗人的审美追求与形上之思。《长征》这首长诗，在后一方面所取得的效果最让人眼前一亮。下面以《长征》第二章为例，加以具体解读。
《长征》第二章共十一节。第一节写苏区各部队集结于都准备开始长征，诗人主要笔力是形象地书写集结状态，“用月光擦拭每一支铜号”，一开始就诗意地写出夜晚集结的形态，用深含中国传统美学意味的“月光”一词暗指长征将使中国革命真正走上自己的正确的道路。“让所有颜色的长鬃整齐坠落/让方言的嘶鸣/成为一棵故乡树，高高地长在/于都河边，所有的枪、矛和大刀，以及/所有握过它们的手，像一切河流一样/汇聚在了一起。”（6）“长鬃整齐坠落”，既是写实，马只有奔跑的时候鬃毛才会飞扬起来，集结完成，从各地奔跑到于都的战马的鬃毛自然会垂下;又是写虚，用马鬃整齐坠落，形容红军的训练有素，行动迅速整齐;坠落又暗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整齐”与“坠落”这两个审美相反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语言的本身的冲突和张力，更加突显出向死而生、铁血奋战的红军精神。“方言的嘶鸣”，指的是红军战士来自祖国各地，说不同方言，显示了共产革命在全国的影响力。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方言的红军战士，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像一棵完整的树，像一条连绵的河，非常形象地写出了集结于都红军们的形态。
第二节，继续写红军集结于都后的形态，而且写得更加具体，“所有的狮子都在凝视自己血色的眼睛。”“狮子”指代的是红军战士，“凝视自己血色的眼睛”写出了红军战士虽然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但依然坚定着革命的方向和目标。敌人的疯狂围剿没有摧毁战士们坚强的信心，相反激发出自身更大的力量和血性，以及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意志。“左手流走的鲜血/只能把红色，金属般坚硬地传递给右手。”反围剿遭遇了惨烈的战斗，损伤严重，但是战士们的意志更加坚决，红色血脉持续传递，革命的意志依然金属般坚硬。
第三节除了写战士们的精神状态之外，加入细微的心理描写，“一条与寒冷的易水/本质相同的河流，/用酒凝重欲滯的小调/握一握习习凉风石头的手，和崭新的旗帜。”“易水”，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相别于此，有诀别悲壮之意。战士们即将开始长征，前路漫漫，未来莫名，站在于都河边，未免不起诀别悲壮之感。诗人非常巧妙地以历史典故来书写战士们细微的心理波动。同时在该节也书写了敌人继续围剿的严酷形势，“在玻璃的甲壳后面/子弹和硝烟的罂粟花开满了整个身躯。”“玻璃的甲壳”指已经能够清楚看到敌人顽固的围剿正在一步步地逼近。“罂粟花开满整个身躯”指敌人及其势力已经占领了整个苏区。 第四至八节，集中书写毛泽东。这几节书写毛泽东的内容，又分为三个层次：第四、五节写毛泽东在严酷形势下的状态和精神内面，“一位名叫毛泽东的湖南人，在于都城北门/一朵朴素小院的花蕊中间，席地而坐。/用农民的手，蘸一蘸家传的月光/梳理思绪修长俊美的头发。”面对敌人疯狂围剿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开始的漫漫征途，毛泽东没有慌乱，没有颓丧，没有退缩，而是成竹在胸、气定神闲。诗人用非常朴实的细节展现了伟人毛泽东在困难面前的非凡气质。成竹在胸与气定神闲背后，实际上他在殚精竭虑地思考，“谁可以感受秋天的月亮，照在脸颊上的/分量。/与月光一样清瘦的毛泽东，恍若刀锋里折射出来的/水，流出木质的门槛，/把手伸进门槛深处花朵共同的归宿。”秋夜的月光没有分量，只有清寒。在清寒秋夜里郁郁踱步的毛泽东，苦思革命前途与长征未来，身影与秋夜月光一样清寒与消瘦。“用农民的手，蘸一蘸家传的月光”既说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又暗指中国革命将走出一条農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此处的“月光”和此节开始相互迎合，起到了一脉相承的作用。
第六节，宕开一笔，没有继续写毛泽东现实状态，而是回溯性书写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地位，“只能把名字叫毛泽东的/三个/汉字，轻轻挂在门楣上，然后/和颜色衰败的陈年春联一道/用水晶的鳃过滤。”中国民众有着自己朴素的信仰，把毛泽东的名字如春联一样挂在门楣上，可见民众对毛泽东的信仰程度。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及苏区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当地的民众朴素而又准确地看到毛泽东的作用与影响力，不自觉地把毛泽东看成改变生活状态的希望与救星。“用水晶的鳃过滤。”指历史是由人民水晶一样透明的鳃来梳理的。
第七、八节写毛泽东指挥红军渡过于都河。诗人写出了毛泽东在指挥中的自信、果敢与坚定，“正一正八角的帽子，和五角的红星。于都河上/谁的五指，搭在两岸之间的五座浮桥”，红军能在于都顺利渡河，与毛泽东负责指挥搭建的五座浮桥有直接关系，显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谁的目光正在抚摸/1934年10月18日夜晚的那段水面，和水面上/负重的马用情感颤抖着的天空。”毛泽东作为指挥者，目送所有红军顺利渡河。“你深长的手指，为那些过往在空中的太阳、月亮、/星辰、/鸟，构筑通向自由的、唯一的/门。”“你”回答了前面两处的“谁”，诗句隐喻性地表达了毛泽东的地位与作用，他为中国构筑了唯一的自由之门。
第九、十节写渡河之后红军将要面临的险境，书写的是长征的艰难性，以及坚韧的希望。“前方，是比一切的河流都要崎岖的路。”“月光中飞翔的鸟/把眼睑铁一样沉重关上。”“崎岖的路”既是实指也是虚指，暗示的是长征将要遭遇到的自然险境和社会险境;“飞翔的鸟”是隐喻，指的是敌人连续的围追堵截。尽管如此，但长征仍充满希望，“想要踏水无痕的马/把纯粹的草，植在远方尚为营建的/草地上。”“马”代指的是红军战士，把草种植在更远的草地上，显示了决心与希望。长征坚韧地向未来前进，且充满希望。
第十一节，对整个长征的“于都段”进行抒情性总括。“于都河透明的树根，用月光中的鸟鸣/抚摸过去的花朵。以及孤独的/英雄。和那枚在中国天空中独自飘荡的/红叶。”“红叶”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意象，贯穿于整个长诗。以此意象收束该章，既深化了“于都段”在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又使该章有机地融入整个长诗之中。
通过对《长征》第二章的细读，会发现与我们惯常所读到的关于书写“长征”的诗歌的巨大差异，不会让人感到枯燥与干涩，反而会生出诗意的怡人之感。诗人把已被众多书写“于都”这一长征重要节点的史实加以诗意化的创新，并想象性解读毛泽东在于都时的状态与精神内面，丰富且扩大了毛泽东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龚学敏对包括“于都段”的长征书写，既达到了长征书写的史诗目标，同时又力求超越这一目标，开启了长征书写的诗歌新向度。
龚学敏的长征书写诗歌新向度，首先体现的是他对长征精神的深度开掘。通常，包括诗歌在内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重点是凸显长征的革命精神，具体表现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死，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也有一些作品把长征精神展开为中华民族精神。在龚学敏这里，他更进一步，把长征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长征精神不仅是一个政党的精神，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且是整个人类的精神。“长征的胜利，是面临绝境时的人类的绝地逢生。”（7） 在人类不断完善自身、追求幸福的时候，长征应该被视为人类求生存和渴望自由的一曲凯歌，长征精神应被整个人类所铭记与学习。实际上，最早把长征精神与人类精神相连的是斯诺，他完整了解长征事实之后，马上想到长征精神与人类命运抗争精神的相似性，“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诧异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8）长征过程所体现的如此多的精神特质，确实涵盖了人类命运发展的各种精神面向，斯诺敏锐地发现了两者内在的相似性。令人遗憾的是，在漫长的长征书写史上，我们的诗人却往往忽视或窄化了长征精神，对长征精神的人类精神面向关注不够。龚学敏的这首长诗，是对斯诺所指出的长征精神与人类精神契合的延续，同时又进行了开掘与拓展，他在抓住精神相通一面之外，进行了创造性的诗意表达，使长征与长征精神充满美感，使人神往，有效地激活了长征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壮大与持续性生长。前面我们对《长征》第二章红军长征“于都段”的书写，就可窥见龚学敏对整个长征书写的全貌。
龚学敏书写长征的诗歌新向度，第二个体现是他以现代诗的技法来对重大历史题材（如长征）的书写。龚学敏在《长征》中所运用的现代诗歌技法很多，我们仅以他对意象的使用为例。龚学敏应该是当代诗人中善于营造意象的高手之一，从他对高原自然意象的书写，到对历史物象的书写，他都能独出心裁。他笔下的意象，令人愉悦而又启人沉思。在《长征》中，龚学敏更是匠心独运地创造出众多意象，比如贯穿整个长诗的“一条红色的河流”（长征行进图）、“像星星样飘动的红叶”（长征红军整体）、“铜号”（红军部队）、“马”（红军战士）、“罂粟花”（敌方势力）、“蝙蝠”（敌人）、“寒鸦”（敌人）等等。这些意象的含义可以多层解读，因使用的具体的情境不同，在具体含义上能随机转换，但作为贯穿长诗的主要意象，它们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群，成为解读诗歌的场域，具有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的效果。而且龚学敏非常善于把各种意象、情景、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造成一种意象图景，生成特定的感性经验，达到情与理的统一，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相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龚学敏对长征途中各种自然物象和社会物象的诗意化书写，这在之前的长征诗歌书写中是很少见的，比如对湘江西岸界首镇的书写、对老三界的书写、对遵义的书写、对扎西的书写等等，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对这些长征地标物象的认知与理解。
龚学敏对长征可称为新向度的书写，还体现在他对长征的形而上思考和诗意抒情，以及重回历史现场的书写方式，从现场重新发掘长征当代价值与意义，等等。
龚学敏和他的长诗《长征》在众多的诗人和写长征的诗歌中独具特色，独树一帜，无论是在长征精神的深度开掘上，还是从诗歌艺术的表现上，以及开创性的书写方式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开启了中国当代诗歌书写“长征精神”的新向度。龚学敏的长诗《长征》为长征精神的推进与扩展，为中国诗歌对如长征这类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的书写，做出了方向性探索，显示了中国当代诗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预见性贡献。
注释：
（1）袁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关于当代文学对“长征”书写的整体情况，可参看胡玉伟《历史的想象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长征”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3）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及其由来》，《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版，第1页。
（4）张同吾：《长征·在灵魂深处谛听千古绝唱（序）》，《长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7-18页。
（5）同上，第20页。
（6）龚学敏：《长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第二版，第9页。本文所有关于《长征》的诗歌引用皆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作注。
（7）吴梦琳：《对话现代长诗〈长征〉作者、诗人龚学敏 那条叫作红军的崭新河流》，《四川日报》2016年9月27日。
（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4页。
检视“长征”文学书写史（2），我们会发现有两种比较明显的书写模式，可以归纳为“复原式大历史书写”和“人文性小历史书写”。“复原式大历史书写”，指的是对“长征”历史事件作全景式总体性的宏观书写，并把长征书写放到革命历史主流叙事之中，揭示其本质、阐释其意义;革命史的叙事结构决定了该类长征书写的文本结构，文学叙事与革命史叙事同构。“人文性小历史书写”，指的是对“长征”细部进行探视与深入，从历史细节中展现“长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在革命之外，呈现“长征”人文性的一面。
无论是“复原式大历史书写”，还是“人文性小历史书写”，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一种史诗性的书写欲望，追求一种史的长度和诗的广度。所以关于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无论何种文体，都纷纷把史诗作为其创作的最终目标。各种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第一印象就是充满了“史诗感”，重大的题材，宏富的结构，典雅的语言，悲壮的情感，成了这类作品的显著特色。
追求“ 长征” 文学书写的史诗性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索尔兹伯里就认为“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是人类伟大史诗。”（3）“长征”文学书写的史诗性追求与合理性，并不能成为书写“长征”文学作品具有史诗性的必然结果，可能，但不一定必然。这需要看书写者对长征的把握程度与写作能力，不是每一个人的“长征”书写都能成为史诗性的文学作品。相反有些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难以卒读，空有“史”的长度与可信度，却与“诗”的广度与深度缺少关系，“写实有余想象不足”。由于文体上的差异，小说在书写重大历史题材方面，往往具有比其他文体的优势。因此，书写“长征”的小说，在总体上看，较为接近“史诗”这一写作目标，尤其是展示“史”的一面做得比较充分。而书写“长征”的诗歌，大多数既不能达到“史”的要求，也实现不了“诗”的审美。有学者指出包括书写“长征”在内的政治抒情诗存在的问题，“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缺乏新鲜的价值判断和新鲜的审美发现，更缺乏广阔的诗意空间。未能超越类型化的认知层面和浮泛的抒情方式，甚至以大量非诗化的语言，进行政治概念的罗列，或是表象的事迹陈叙，或是空洞的呐喊，或是直白的议论，让人感到陈旧而乏味。”（4）
龚学敏的长诗《长征》却是用诗歌书写“长征”的优秀作品，达到了“长征”书写的“史诗性”要求，既有“史”的骨架，又有“诗”的灵魂与美感，他在浓墨重彩地为我们重新描绘“长征”历史画卷之外，还以大量的隐喻和象征开拓了诗意空间，引领我们回味“长征”“神话”和谛听“长征”这一千古绝唱，“让我们从更高的哲学层面上去理解长征的意义。”（5）
龚学敏的长诗《长征》，创作于1995年，2005年单行本初版，修订本则在2016年出版。整首诗有2500行，分为二十三章，每一章是对“长征”全程一个个具体地点及其事件的书写。在各章后都附有注释，对该章相关史实进行说明，以便读者能经验性地进入诗歌。因有这样较为详细的史实注释，以及各章诗行中或隐或现的历史人物与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了“长征”的历史图谱，具有了“史诗”之“史”的特质。更为主要的是这首长诗对书写“史诗”之“诗”的贡献。如果说“史诗”之“史”是为了获得广泛的“公共性”目的的话，那么“史诗”之“诗”就是为了表达诗人的审美追求与形上之思。《长征》这首长诗，在后一方面所取得的效果最让人眼前一亮。下面以《长征》第二章为例，加以具体解读。
《长征》第二章共十一节。第一节写苏区各部队集结于都准备开始长征，诗人主要笔力是形象地书写集结状态，“用月光擦拭每一支铜号”，一开始就诗意地写出夜晚集结的形态，用深含中国传统美学意味的“月光”一词暗指长征将使中国革命真正走上自己的正确的道路。“让所有颜色的长鬃整齐坠落/让方言的嘶鸣/成为一棵故乡树，高高地长在/于都河边，所有的枪、矛和大刀，以及/所有握过它们的手，像一切河流一样/汇聚在了一起。”（6）“长鬃整齐坠落”，既是写实，马只有奔跑的时候鬃毛才会飞扬起来，集结完成，从各地奔跑到于都的战马的鬃毛自然会垂下;又是写虚，用马鬃整齐坠落，形容红军的训练有素，行动迅速整齐;坠落又暗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整齐”与“坠落”这两个审美相反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语言的本身的冲突和张力，更加突显出向死而生、铁血奋战的红军精神。“方言的嘶鸣”，指的是红军战士来自祖国各地，说不同方言，显示了共产革命在全国的影响力。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方言的红军战士，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像一棵完整的树，像一条连绵的河，非常形象地写出了集结于都红军们的形态。
第二节，继续写红军集结于都后的形态，而且写得更加具体，“所有的狮子都在凝视自己血色的眼睛。”“狮子”指代的是红军战士，“凝视自己血色的眼睛”写出了红军战士虽然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但依然坚定着革命的方向和目标。敌人的疯狂围剿没有摧毁战士们坚强的信心，相反激发出自身更大的力量和血性，以及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意志。“左手流走的鲜血/只能把红色，金属般坚硬地传递给右手。”反围剿遭遇了惨烈的战斗，损伤严重，但是战士们的意志更加坚决，红色血脉持续传递，革命的意志依然金属般坚硬。
第三节除了写战士们的精神状态之外，加入细微的心理描写，“一条与寒冷的易水/本质相同的河流，/用酒凝重欲滯的小调/握一握习习凉风石头的手，和崭新的旗帜。”“易水”，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相别于此，有诀别悲壮之意。战士们即将开始长征，前路漫漫，未来莫名，站在于都河边，未免不起诀别悲壮之感。诗人非常巧妙地以历史典故来书写战士们细微的心理波动。同时在该节也书写了敌人继续围剿的严酷形势，“在玻璃的甲壳后面/子弹和硝烟的罂粟花开满了整个身躯。”“玻璃的甲壳”指已经能够清楚看到敌人顽固的围剿正在一步步地逼近。“罂粟花开满整个身躯”指敌人及其势力已经占领了整个苏区。 第四至八节，集中书写毛泽东。这几节书写毛泽东的内容，又分为三个层次：第四、五节写毛泽东在严酷形势下的状态和精神内面，“一位名叫毛泽东的湖南人，在于都城北门/一朵朴素小院的花蕊中间，席地而坐。/用农民的手，蘸一蘸家传的月光/梳理思绪修长俊美的头发。”面对敌人疯狂围剿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开始的漫漫征途，毛泽东没有慌乱，没有颓丧，没有退缩，而是成竹在胸、气定神闲。诗人用非常朴实的细节展现了伟人毛泽东在困难面前的非凡气质。成竹在胸与气定神闲背后，实际上他在殚精竭虑地思考，“谁可以感受秋天的月亮，照在脸颊上的/分量。/与月光一样清瘦的毛泽东，恍若刀锋里折射出来的/水，流出木质的门槛，/把手伸进门槛深处花朵共同的归宿。”秋夜的月光没有分量，只有清寒。在清寒秋夜里郁郁踱步的毛泽东，苦思革命前途与长征未来，身影与秋夜月光一样清寒与消瘦。“用农民的手，蘸一蘸家传的月光”既说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又暗指中国革命将走出一条農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此处的“月光”和此节开始相互迎合，起到了一脉相承的作用。
第六节，宕开一笔，没有继续写毛泽东现实状态，而是回溯性书写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地位，“只能把名字叫毛泽东的/三个/汉字，轻轻挂在门楣上，然后/和颜色衰败的陈年春联一道/用水晶的鳃过滤。”中国民众有着自己朴素的信仰，把毛泽东的名字如春联一样挂在门楣上，可见民众对毛泽东的信仰程度。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及苏区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当地的民众朴素而又准确地看到毛泽东的作用与影响力，不自觉地把毛泽东看成改变生活状态的希望与救星。“用水晶的鳃过滤。”指历史是由人民水晶一样透明的鳃来梳理的。
第七、八节写毛泽东指挥红军渡过于都河。诗人写出了毛泽东在指挥中的自信、果敢与坚定，“正一正八角的帽子，和五角的红星。于都河上/谁的五指，搭在两岸之间的五座浮桥”，红军能在于都顺利渡河，与毛泽东负责指挥搭建的五座浮桥有直接关系，显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谁的目光正在抚摸/1934年10月18日夜晚的那段水面，和水面上/负重的马用情感颤抖着的天空。”毛泽东作为指挥者，目送所有红军顺利渡河。“你深长的手指，为那些过往在空中的太阳、月亮、/星辰、/鸟，构筑通向自由的、唯一的/门。”“你”回答了前面两处的“谁”，诗句隐喻性地表达了毛泽东的地位与作用，他为中国构筑了唯一的自由之门。
第九、十节写渡河之后红军将要面临的险境，书写的是长征的艰难性，以及坚韧的希望。“前方，是比一切的河流都要崎岖的路。”“月光中飞翔的鸟/把眼睑铁一样沉重关上。”“崎岖的路”既是实指也是虚指，暗示的是长征将要遭遇到的自然险境和社会险境;“飞翔的鸟”是隐喻，指的是敌人连续的围追堵截。尽管如此，但长征仍充满希望，“想要踏水无痕的马/把纯粹的草，植在远方尚为营建的/草地上。”“马”代指的是红军战士，把草种植在更远的草地上，显示了决心与希望。长征坚韧地向未来前进，且充满希望。
第十一节，对整个长征的“于都段”进行抒情性总括。“于都河透明的树根，用月光中的鸟鸣/抚摸过去的花朵。以及孤独的/英雄。和那枚在中国天空中独自飘荡的/红叶。”“红叶”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意象，贯穿于整个长诗。以此意象收束该章，既深化了“于都段”在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又使该章有机地融入整个长诗之中。
通过对《长征》第二章的细读，会发现与我们惯常所读到的关于书写“长征”的诗歌的巨大差异，不会让人感到枯燥与干涩，反而会生出诗意的怡人之感。诗人把已被众多书写“于都”这一长征重要节点的史实加以诗意化的创新，并想象性解读毛泽东在于都时的状态与精神内面，丰富且扩大了毛泽东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龚学敏对包括“于都段”的长征书写，既达到了长征书写的史诗目标，同时又力求超越这一目标，开启了长征书写的诗歌新向度。
龚学敏的长征书写诗歌新向度，首先体现的是他对长征精神的深度开掘。通常，包括诗歌在内书写长征的文学作品，重点是凸显长征的革命精神，具体表现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死，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也有一些作品把长征精神展开为中华民族精神。在龚学敏这里，他更进一步，把长征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长征精神不仅是一个政党的精神，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且是整个人类的精神。“长征的胜利，是面临绝境时的人类的绝地逢生。”（7） 在人类不断完善自身、追求幸福的时候，长征应该被视为人类求生存和渴望自由的一曲凯歌，长征精神应被整个人类所铭记与学习。实际上，最早把长征精神与人类精神相连的是斯诺，他完整了解长征事实之后，马上想到长征精神与人类命运抗争精神的相似性，“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诧异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8）长征过程所体现的如此多的精神特质，确实涵盖了人类命运发展的各种精神面向，斯诺敏锐地发现了两者内在的相似性。令人遗憾的是，在漫长的长征书写史上，我们的诗人却往往忽视或窄化了长征精神，对长征精神的人类精神面向关注不够。龚学敏的这首长诗，是对斯诺所指出的长征精神与人类精神契合的延续，同时又进行了开掘与拓展，他在抓住精神相通一面之外，进行了创造性的诗意表达，使长征与长征精神充满美感，使人神往，有效地激活了长征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壮大与持续性生长。前面我们对《长征》第二章红军长征“于都段”的书写，就可窥见龚学敏对整个长征书写的全貌。
龚学敏书写长征的诗歌新向度，第二个体现是他以现代诗的技法来对重大历史题材（如长征）的书写。龚学敏在《长征》中所运用的现代诗歌技法很多，我们仅以他对意象的使用为例。龚学敏应该是当代诗人中善于营造意象的高手之一，从他对高原自然意象的书写，到对历史物象的书写，他都能独出心裁。他笔下的意象，令人愉悦而又启人沉思。在《长征》中，龚学敏更是匠心独运地创造出众多意象，比如贯穿整个长诗的“一条红色的河流”（长征行进图）、“像星星样飘动的红叶”（长征红军整体）、“铜号”（红军部队）、“马”（红军战士）、“罂粟花”（敌方势力）、“蝙蝠”（敌人）、“寒鸦”（敌人）等等。这些意象的含义可以多层解读，因使用的具体的情境不同，在具体含义上能随机转换，但作为贯穿长诗的主要意象，它们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群，成为解读诗歌的场域，具有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的效果。而且龚学敏非常善于把各种意象、情景、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造成一种意象图景，生成特定的感性经验，达到情与理的统一，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相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龚学敏对长征途中各种自然物象和社会物象的诗意化书写，这在之前的长征诗歌书写中是很少见的，比如对湘江西岸界首镇的书写、对老三界的书写、对遵义的书写、对扎西的书写等等，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对这些长征地标物象的认知与理解。
龚学敏对长征可称为新向度的书写，还体现在他对长征的形而上思考和诗意抒情，以及重回历史现场的书写方式，从现场重新发掘长征当代价值与意义，等等。
龚学敏和他的长诗《长征》在众多的诗人和写长征的诗歌中独具特色，独树一帜，无论是在长征精神的深度开掘上，还是从诗歌艺术的表现上，以及开创性的书写方式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开启了中国当代诗歌书写“长征精神”的新向度。龚学敏的长诗《长征》为长征精神的推进与扩展，为中国诗歌对如长征这类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的书写，做出了方向性探索，显示了中国当代诗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预见性贡献。
注释：
（1）袁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关于当代文学对“长征”书写的整体情况，可参看胡玉伟《历史的想象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长征”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3）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及其由来》，《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版，第1页。
（4）张同吾：《长征·在灵魂深处谛听千古绝唱（序）》，《长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7-18页。
（5）同上，第20页。
（6）龚学敏：《长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第二版，第9页。本文所有关于《长征》的诗歌引用皆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作注。
（7）吴梦琳：《对话现代长诗〈长征〉作者、诗人龚学敏 那条叫作红军的崭新河流》，《四川日报》2016年9月27日。
（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