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本土，我以为，越来越以为当今已不再能够构成为两个对立的概念，什么是世界，什么是本土，如果我们还处于改革开放前，可能这两个概念是隔离的，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艺术或文学的基点上谈这两个概念时，它们—— 我是说它们往往是一个概念，或是更确定地说，这两个曾经相对独立、泾渭分明的概念的分野已不那么清晰了，它们——世界与本土—— 有了互渗共融的意味。所以，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去谈世界与本土，但概念永远只是概念，它与经验有不同步的差距，它落后于经验，它是胶着、固化的，而经验之水流永动新鲜，正如生命之树永远常青一样。如此看来，对诗的总结企图只是一种企图，无论它的出发点是理智的，还是清晰的，如果它的对象谈的是诗，那么，它就一定是不确定的，是测不准的，是猜测，而非论证。
　　这种状况，有点像旧有的科学体系的崩塌，新的科学—— 宇宙物理学的发展，动摇了太多的人类理智，我们以为我们以前能谈得清楚的问题，随着相对论的出现，随着量子物理学的出现，我们还能够谈得很清楚吗？恐怕看得清楚都很难。在已然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文化的交融碰撞，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宏大的世界，从现当代文学来看，中国诗人从未像今天的我们获得了这么广阔的视野，从诗的出版的王国看，海量的诗集翻译过来，以往经典的诗人我们都有中文的全集译本，就拿美国为例，无论是几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 他的诗集小册子做成了薯片似的包装—— 在各大城市地标式的书店中随处可见，还是生前只发出寥寥可数的几首小诗，而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不仅不再出游甚至连自己家门都不再踏出的艾米莉·狄金森，她的全集以及数十种译本网红书店中虽不多见，但谁能说她在随身携带的纸上匆匆写下的短诗，不影响着当今一代代的中国女性诗人。
　　就视野而论，我们在这个文化开放的世界里，是敞开的。这种敞开程度似乎超出了起初我们的想象。其标志是，以任一国家任一语种的诗人而论，不能说全部，但真的是大部，近年来，我们的翻译家的夜以继日的劳作，使得诗歌的传播，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空间。在此，我要向中国的译者致敬，是你们的眼光，使人类的心灵得到几乎是同期声的传达和传递，而在改革开放初、中期，我们的中译本诗歌，所多关注的大多是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诗人，他们或已离世，或生活在与今天的我们全然不同的语境中，那种诗歌的阅读，只能是“学习”;而今天的“同声共振”式的翻译，给了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比如20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诗人露易斯·格丽克，在2017年我就读到了柳向阳的译本，译本后记中我记得向阳说他得到了格丽克所有现有诗集的授权，要一部部译出来。的确是有雄心的工程。2017年的格丽克的诗对于我有着深在的疗愈作用。在那一年之后几次旅行中我的行李里装着的就是她的《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和《月光的合金》。其中有一首《别离》，其中一句诗是：“我怎么知道你爱我/除非我看到你为我悲伤？”我以为写出了人类当此境的普遍经验。说实话我当时的看法是，写爱情写到如此理智的地步，她的诗与我的诗，在行文之间有不少相似点。
　　但是，你不同时觉得奇怪吗？相对于我们对同时代他国诗人的作品的翻译，同时代的世界并没有全然将进行时的中国当代诗人纳入他们的视野。一个例证是，2015年8月我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的“诗歌之夜”，与会的来自世界多地的诗人有27位—— 这是要在“诗歌之夜”朗诵自己或他人诗的诗人，不包括来此的听众，朗诵会在浦东文华东方酒店的地下二层举行，没想到地下的大厅全挤满了听众，听说那夜到浦东的车子都堵在了路上，让我感到了上海对诗歌的热情。记得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朗诵了叶芝的《当你老了》。澳、日、韩、威尔士诗人依次登台，好不热闹。我朗诵了自己的《此刻》。这是一首爱情之诗。应朗诵会要求，我还用英语朗诵了诗人聂鲁达的《我喜欢你静默的时候》，选自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也是与爱情有关的。会上，我见到了老朋友沈苇、臧棣，作家李洱朗诵了他小说中一位主人公的诗作，小说家孙惠芬朗诵了她写作中唯一的一首诗，有不少人朗诵了波兰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辛波斯卡的诗歌—— 我印象中有两位中国朗诵者朗诵着她的诗歌。但是我注意到国外的诗人、插画家好像没有人以中国当今诗人的诗歌作为朗诵对象的。没有。只有一位中国翻译家朗诵了昌耀的诗。这种情形让我想起2000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印度，访问期间与新德里诗人作家交流，一位诗人问，“中国现在写爱情诗吗？”这是二十年前。而2018年10月在成都国际诗歌周“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上，與会的法国诗人，伊冯·勒芒在杜甫草堂朗诵了他写给杜甫的一首诗，杜甫从世界文学史上看都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是他的确距我们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当然诗歌是不朽的。伟大的诗人也是不朽的。但我还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是我们当代没有写出来让世界为之瞩目的诗吗？还是语言与翻译所限？或者是，作为一个善于汲取世界文化文学滋养的民族，我们自身的诗歌创造力不足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诗人，阅读他们的诗所带来的认知的高度与情感的愉悦，不亚于我上述列举到的优秀诗人，比如有一个时期，我的枕边一直放着诗人娜夜的诗集《睡前书》。她诗中的清冷与高拔，以及所提供给我们的奇崛意象中的普遍经验在我看来也是绝不亚于辛波斯卡的。
　　但是这种对译的不平等的确存在。
　　这种互译的不对等也有些像恋爱中的双方，一方有最好的表达，最好的译家，甚至最好的阅读者阐释者，但是另一方并没有深入地或者说想往深入地了解，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的认知。
　　所以，就世界格局或世界视野而言，我认为中国作家较之其他国家更其具备，一个当代中国诗人，他已不仅先在地拥有着本土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其所滋养出的一代代的语言精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作为诗歌的国度所给予他的，是其他国家的诗人所不具备的，这是先天优势;而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后天的学习和不懈的借鉴，我们“拿来”了我们需要更新的，这种视界的打开，同样是许多国家的诗人所不具备的，而以此完成的这一代两代人的文学基础，是既有本土的深在根脉也有世界的广阔视野的。从概率来讲，在这一代两代中国诗人中，不出对世界有深在影响的伟大的诗人几不可能。
　　我期待着。当然这期待也包括对自己而言。
　　2020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