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历史的滋养价值与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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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14世纪中期欧洲的黑死病,是一段典型的由生态之灾引发的“恶”历史。但就是这段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恶历史,却开启了思想解放之旅,于绝望中孕育着希望,在危机中透露着转机;大瘟疫蕴含大转机,大绝望孕育大希望。为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甚至是科学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成为近代欧洲转型的启幕者。恩格斯說“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1]。如何利用新教材中的“恶”历史来滋养学生成长、成人,是当今历史课已经不可回避的问题。恶历史作为一个育人主题,其存在的滋养价值和教育意义不容忽视,注意挖掘负向历史中的正能量作用,培养学生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以达到立德树人目的,对学生核心素养也是一份不可缺失的营养。本文以黑死病为例,作一点实践层面的探索。
  一、陌生无知生恐惧:14世纪欧洲黑死病的前世今生
  1347年,正是整个欧洲陷入战火和多事之秋的时候,黑死病突然袭来,肆虐五年,到1352年基本结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整个欧洲社会陷入极度悲痛与恐惧之中。此时,人性之善尽情释放,但天灾之下的人祸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性之恶也伴随着黑死病的传播而肆虐人间。由于科学的缺失和医学知识的贫乏,人们对黑死病无法全面认识和科学认知,也没有有效的防治手段与技术,人们恐惧、绝望、困惑、手足无措,如同世界末日来临,社会治安恶化,道德滑坡,教会无能为力,政府停摆,死亡人口2500多万,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一半。根据当时的多种文献记载:由于恐惧至深,兄弟姐妹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抛弃,甚至有父母丢弃孩子的现象发生。有的人则结成小社区,过着一种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关在没有病人的房子里,有节制地吃着最好的食物,喝着最好的葡萄酒,回避同任何人的接触,隔绝任何关于死亡与疾病的消息。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及时行乐有利于抵御黑死病。于是,他们饮酒放歌,寻欢作乐,不舍昼夜。有时他们还闯进别人的房子,寻找愉悦感官的刺激。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等等。
  二、病树前头也有春:黑死病在善恶同体中开启转型
  大量的神父染病死亡,引发了欧洲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危机,动摇了基督教宣扬的“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这一荒唐解释,使教会对普罗大众的精神控制严重削减,号称万能救世的教会,在黑死病这个大灾难历史面前同样无能为力,人们开始对宗教重新审视与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死病成为欧洲挣脱中世纪枷锁和实现欧洲向近代转型的诱因。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中世纪欧洲与近代欧洲分水岭的话,那黑死病是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远因,是恶历史孕育出的新生灵。不但改变了旧有社会结构,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1.动摇了至高无上的教会权威
  恐惧源于陌生,害怕基于无知。面对突如其来、一无所知的黑死病,基督教没有办法给人们一个信服的说法与解释。于是,人们开始尝试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猜测与解构它:基督教的“天谴说”,医学家的星象学、元素说,德国人的犹太人投毒说,甚至还有女巫和猫作祟说,奇装异服说,小孩不服管教说,蓝色火焰感染人们说,立陶宛少女挥舞头巾感染居民说等等。各种各样的解释,尽管大多数是胡说八道,或荒谬可笑,却有着别样的价值和意义。恰恰就是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正确的解释,在当时基督教话语霸权一统欧洲时,却有着不一样的客观价值和社会意义。现实的困境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教会权威和独尊的地位,人们在怀疑中展开了丰富的想象,采取多种多样的应对措施,在混乱中呈现出思想的活跃与多元。从思想层面上来说,打破了基督教独霸天下的话语权,人们不再完全相信、依赖教会权威或圣经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开始自发地、自觉地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来诠释现实世界,通往理性意识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大门被徐徐开启,思想解放运动与理性意识的觉醒获得一次难得的契机。严重动摇了基督教绝对权威下的固化思想与僵化思维,让享乐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有了存在的空间与合理性,客观上为文艺复兴创造了一个宽松有利的环境。
  2.孕育了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
  人们在前所未有的死亡恐惧中反思现实的生存方式,由过去聚焦于来世转向立足于当下的现世,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待转向尘世的享乐,发出了追求凡人幸福的先声。人们开始追求奢华生活,中世纪盛行的禁欲主义思想逐渐退场。人类开始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追求平等与自由权,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命运不可预见,上帝无从倚靠,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情享受生命。自我夸大,追求休闲愉悦;智慧、灵活不再被视为骗子;喜欢美妇,表达荷尔蒙不再是色鬼与罪恶,客观上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鸣锣开道。
  3.造成了劳动人口的极度匮乏
  在黑死病面前,人口剧减导致劳动力奇缺,大片农田荒芜,整个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劳动者素质下降,农业生产倒退。但同时,市场需求也因此扩大,劳动力价格走高,资本家们开始寻求先进技术弥补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越来越多先进技术出现,黑死病对欧洲经济产生最为显著的影响:一是直接动摇了封建地产制。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迫使相当一部分封建领主将庄园制经营方式变更为租佃制,用收取地租的方式把土地租给农民。二是带来了农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人口的锐减、粮食市场的萎缩、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粮食价格的下跌等,已经让农业经营难以获取高额利润,迫使领主把农田改为牧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从以谷物生产为主走向畜牧养殖业为主,农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有利于欧洲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三是城市经济在涅槃重生中获得了快速发展。黑死病并没有对城市商家的产业资金、经营才能、技术知识等带来毁灭性打击,侥幸活下来的人对人生价值与意义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开始从自虐式的生活节俭走向自娱式的消费方式,手工业品和奢侈品的需求量猛增,价格飞涨。这不但让城市手工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使整个社会财富向城市转移,有利于金融贵族投资新的领域。   4.促进了医学、法律、文化教育的巨大进步
  一是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人们开始放弃信仰疗法,试图用世俗的方法解决威胁人类生命的问题,研究抵制瘟疫的措施;由于病人的增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医院,一些医生开始寻求治疗患者的方案,也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如在公共场合消毒通风,政府颁布卫生法令和法规,严格规定城市生活的卫生准则,有效遏止疾病的传播。如城市自来水净化与粪便集中处理,教会扩充教区墓地,集中并及时埋葬尸体,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病菌的传播。医生希利亚克在教皇支持下开始解剖死者的尸体(此前教会严禁解剖尸体),并正确判断出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过空气传播,后者通过血液传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强)。解剖学由此开始发展。当米兰开始遭遇黑死病时,人类对传染病第一次建立隔离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同时还催生出专门治病的医院,让医生成为独立的职业。
  二是改善了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人们开始认识到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方法来改善个人卫生,现代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源自当时人们应对黑死病的措施与做法。如自来水净化、粪便集中处理、公共场合消毒、多通风、垃圾集中处理等。肥皂的发明与大量使用,对抑制病情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鼠疫流行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建设,城市统一建下水道,杀虫消毒,有效阻断传染源,被后人称之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生活方式中的饮食也发生了变化,减少了对肉食和腐化食品的食用;穿的方面,什么样的奇装异服都出现过;住的方面,把房屋建在高处和通风处等。
  三是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黑死病不但壮大了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而且让知识迅速走向世俗化,科学技术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欧洲文化具有了鲜明的世俗化和民族主义特征,不但为文艺复兴带来了机遇,也为文艺复兴提供了人才支持和动力契机。通用语拉丁语在黑死病后不得不让位于地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广泛使用,以各国本土语言为中心的教育体系逐渐取代以拉丁语为中心的教育体系。
  三、孽因善果也育人:恶历史的滋养价值与教育意义
  灾难不只是一段黑恶历史,在带来破坏与痛苦的同时,也是一剂推动历史发展的良药。每一次历史的转型与裂变,每一种文明的跃升与交融,无不伴随着灾难与痛苦。以14世纪欧洲黑死病为例,探讨恶历史的作用与客观影响,不是为历史之恶翻案或树碑立传,而是基于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全面而健康的有机营养,从惩恶扬善的视角,进一步挖掘恶历史对中学历史教学实现学科核心素养的滋养价值和教育意义。中学历史对学生进行恶历史的教育,可以有效防止精神滋养与成长过程中的“癌细胞”。中学历史教学中对有关恶历史的养育价值和教育意义的主题探究相对较少,需要我们进一步叩问与审思:
   1.理解“恶”历史的全面性
  历史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别。历史之恶,主要基于人类道德层面。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往往是以牺牲道德或道德沦丧为代价。历史中的人也许有动机之恶、手段之恶,但结果很多时候却是善恶同体,相互纠缠,难分彼此。
  一是关于“恶”的历史作用,许多大思想家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维柯是第一个系统论述“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哲学家;卢梭率先用矛盾的观点分析了恶历史的作用;杜尔阁在比较善恶之后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孔多塞认为历史进步的主体是人类的心智,而心智中的恶念却在不知不觉中推动历史的进步;黑格尔论证了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面论述了恶历史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提出了“价值尺度”、“历史尺度”的标准,恩格斯则进一步提出恶是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促进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
  二是历史中的恶与现实中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恶有一定区别。现实中的恶,人们更多的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针对群体与社会的并不多,如“十恶不赦”、“罪恶滔天”、“恶贯满盈”、“恶有恶报”等等。而历史中的恶,有更大的内涵与外延,他们除了具有个体之恶的全部内涵之外,还有从群体出发的恶。
  三是善恶是历史发展与嬗变过程中的“二律背反”,恶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历史发展动力主要体现在伦理标准下的善历史,但不排除伦理领域中以恶的形式呈现出来。绝对唯善的历史与绝对唯恶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历史均表现为善恶同体,只是善恶的比例不同而已。只要它有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一面,即可以视为恶历史也有其建设性。
  2.分析“恶”历史的相对性
  中学历史新教材中呈现的历史是以对立统一、复杂多样的矛盾形式出现的。有正常的恶,有可以允许的恶,有可以容忍的恶。至善唯恶在历史新教材中难觅其迹。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善恶纠缠是历史的常态。背景之善、动机之善、手段之善、过程之善,不一定有结果之善;背景之恶、动机之恶、手段之恶、过程之恶,结果不一定只有恶。如殖民扩张、残暴、暴力、屠城、先进文明对落后地区的侵略、丛林法则、霸权、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私欲、贪欲、剥削、压迫、奴役、侵略、征服等等。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杠杆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2]。即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新历史对旧历史的反叛,如改革、改良、暴力革命,这种恶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恶,是一种新事物否定旧事物并向前发展进步的“恶”;二是人类曲折前行的复杂性与不可知性,容易造成探索前行的代价之恶,恶是实现善的手段之一。
  3.捕捉“恶”历史的变化性
  “恶”历史是变化的,动机、手段之恶与结果之善常常相互伴随、相互纠缠。不同时代不同的人评价标准是不同的,而绝对的恶中的贪欲与权势欲也有推动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一面。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杠杆工具的作用,但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源。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至善无恶、至美无丑的进程,它总是伴随着进退循环、流血污秽,甚至是屈辱苦难来推动历史的进步。人类文明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付出与牺牲、灾难与奴役的不良记录的历史。评价历史,不仅基于道德尺度和价值尺度,更要基于历史尺度,全面地、辨证地分析和评判恶的历史作用。
  通過对恶历史的关注与挖掘,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其滋养作用和教育意义,养育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从旧制度走向新制度,化蛹成蝶的蜕变,一定会历经无数灾难和苦痛。这恰恰是中学历史教育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自觉掌握和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最佳时点和内容之一。有些历史之恶的代价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来减少或避免的,对本可以避免的恶历史采取批判态度,有预见性地避免它的重蹈覆辙。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的认识,提升道德水准,自觉做历史发展的智慧推动者。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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