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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元韵谱》的声调系统，乔中和在卷首《五声释》中有详细论述：“五行之在干支也，无弗具。声之有五，亦犹音之有五也。盖一纵一横之妙，弗容缺也。声出于天，音生于地，韵成于人，何以谓虚乃声，窍乃音，气乃韵。天地以五行化万物，物各具一五行，何独于声而四之?音之五也：宫为土，徵为火，商为金，羽为水，角为木，其在声也。上平，宫；下平，徵；上声，商；去声，羽；入声，角。”可见，《元韵谱》共有五个声调，即：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并且乔中和还将五声附会于五行和五音。在明清时期韵书韵图中，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等韵图是分析语音系统的，但是明清很多学者在编制韵图时，附会上许多玄虚的理论，诸如阴阳、五行、干支、卦象、时令、历法、律吕等内容，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语音说成是先验的神秘体系。这种附会之风在唐宋时期的音韵学中已经出现，如《玉篇》卷末所附‘五音声论’就是把喉牙舌齿唇五音附会于五方；邵雍的《声音唱和图》以声音附会于天地(天声地音)及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等。到明末清初这种风气大为泛滥，影响到当时大多数等韵作者。”《元韵谱》的上平、下平就是今普通话的阴平、阳平，只是所用术语不同罢了。可见，中古平声在两部韵书己分为阴阳二类，并且演变规律与今普通话、大多数方言一致，按声母的清浊出现分化，即清音变成阴平，浊音变成阳平。这项演变在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已经完成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此外，韵书中一部分上声字混入去声，入声的性质也与中古不一致，特别是关于入声，学术界还存在一定分歧，下面仅对全浊上声和入声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二、全浊上声字的演变
在现代汉语中，全浊上声字大部分已经归入去声，这是汉语语音史上一项重要音变。“牵涉到汉语语音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也牵涉到汉语特有的声调的变化问题。”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认为“全浊跟次浊的上声在这种方音里已经显然的变成去声了”，其依据为《开蒙要训》五例“浊上注去”例、九例“去注浊上”例，此外还引唐末李涪《刊误·切韵》的话作为旁证。可见，浊上归去最早在唐五代时期已经出现。“浊上归去”中“浊”为全浊声母，浊上归去应发生于浊音清化之前。因为浊音清化之后，全浊声母混入清声母中，浊上归去就失去了演变的条件了。在前面声母系统的论述中，可知《元韵谱》所反映的音系中，全浊声母消失，已混入清声母中。按照语音演变的规律，浊上归去应已经完成。情况是否如此呢?下面来看这部韵书中全浊上声字的演变情况。
关于《元韵谱》中全浊上声字的演变，赵荫棠《等韵源流》，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都未曾论及。丁锋《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中认为：“《元韵谱》浊上仍读上声，代表了某种方言。”但通过对《元韵谱》中全浊上声字分析发现，有全浊上声字已经归为去声。
如定母“杜、肚”字，《元韵谱》归入互韵，去声字，且注曰：“杜肚，上二音旧上声。”可见，“杜肚”二字已演变为去声。从母“造”字，在《元韵谱》耀韵，去声字，注曰：“又作也，本上声今呼(去声)。”“皂”字，也在《元韵谱》耀韵，注曰：“黑色，本上声今通呼去声。”
上述例子足以说明“浊上归去”在《元韵谱》音系中已经产生。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下面再举一些《元韵谱》中全浊上声归去声的常用字。
如(丷亚)母“罢、倍、被、鲍、伴、牝、(丷亚)”；奉母“父、妇、负、忿、愤”；定母“堕、惰、杜、肚、道、稻、淡、诞、断、囤、荡、动”；从母“坐、聚、在、造、皂、渐、践、尽、静”；邪母“似、祀、巳、象、像”；澄母“柱、朕、篆、仗、杖、重”；崇母“撰、馔”；船母“葚”；禅母“市、恃、甚、善、上”；群母“技、妓、件、圈、近”；匣母“荷、下、汇、棍、後、后、厚、旱”。
根据上面的举例，《元韵谱》“浊上归去”的例字已遍布中古的十个全浊声母，因此，《元韵谱》全浊上声字已经变为去声。
但在《元韵谱》中，全浊上声字归入去声，很多字仍保留上声一读。
如奉母“愤”字，印韵注曰：“懑也，又上声。”“忿”字，注曰：“恫怒也，又上声。”从母“静”字，映韵注曰：“定也，寂也，又上声。”
在现代汉语中，“浊上归去”后，仅有极个别字保留上、去两读，如“混”字，既有上声一读，也有去声一读。但绝大多数字仅有去声一读，上声一读已消失了，并且“浊上归去”在元代《中原音韵》时已完成演变。因此，《元韵谱》中保留上声一读的现象，应是作者崇古的一种表现，并非实际语音的反映。此外，在《元韵谱》中还有一些全浊上声字没有变成去声，仍读上声。如(丷亚)母的“部、簿、婢、棒”；奉母的“范、犯、奉”；定母的“挺、待、怠”：邪母的“叙、序、绪”；澄母的“雉、痔、峙、赵、兆、肇、纣”；禅母的“是、氏、社、竖、肾”；群母的“巨、跪、咎、舅、菌”；匣母的“亥、骇、蟹、浩、皓、混、项”等等。实际上，在现代普通话中，仍有部分全浊上声字读上声，没有混入去声，如定母“挺”王力先生也曾提到：“虽然也有少数的例外(“腐”“釜”“辅”“缓”“皖”“窘”“强”“挺”“艇”)，但是全浊上声的发展规律是可以肯定的。”可见，部分全浊上声字未归入去声，并不影响全浊上声字的演变规律，这部分全浊上声字仍读上声，可能是当时实际语音的反映。
三、入声问题
入声问题历来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王力《汉语史稿》指出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是近代汉语的一大特点，其标志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但关于《中原音韵》的入声问题，至今学术界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明清时期的韵书韵图中，有的保留，有的取消，由此可见入声问题在近代汉语研究中的复杂性。《元韵谱》作为明末清初的等韵化韵书，对其入声问题的考察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该韵书的编纂形式来看，入声是独立存在的，并没有并入平上去声中。并且入声与阴声韵相配，改变了以往入配阳的格局。但其入声的性质如何呢?是实际语音的反映?还是仿古的表现呢?我们不敢妄下断言，只有在全面分析之后才能给出答案。
关于《元韵谱》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多为简介性、概括性的文字，如赵荫棠《等韵源流》，林平和《明代等韵学之研究》，李新魁《汉语音韵学》、《汉语等韵学》，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等等，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于其入声问题，更是极少涉及。近年来，龙庄伟在研究《五方元音》时，曾对《元韵谱》诸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元韵谱》“用入声字作韵目统摄韵部里的阴声韵字和中古入声字，这种作法在韵书韵图中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说明乔氏不为传统韵图所束缚，另一方面也明明白白地表示，他的语音中，中古入 声字已经与阴声字韵母相同，入声韵尾已经消失。”“《元韵谱》列出入声，大概是牵合传统，附会五行，实际语音中入声已不复存在。”“乔中和就直接用入声字作为韵摄的标目字，这就是内丘话入声消失的直接证据。”并且根据道光十二年(1832)抄本《内邱县志·卷之三》记载的方言材料，证明内丘话的入声是读作阴声的。“尽管这里字数不多，但几种塞音韵尾的入声字都读同阴声字，考虑到编修方志时选择的字是有代表性的，这些字能够证明内丘话入声已读同阴声。”由此可见，龙庄伟推断《元韵谱》入声消失的论据有两个方面：一是用入声字作为韵目；二是道光十二年(1832)《内邱县志》记载的方言材料。这两点论据能够说明入声的消失吗?我们先来看《元韵谱》作者的论述。
乔中和在序言中批评兰茂《韵略易通》“且注入声之有无正相误”。从而改变了其入配阳的格局，使入声与阴声韵相配。对此乔中和在《寄归释》论述道：“平入之相合也，声各有归。何云寄?就等韵而言也。凡寄无定，此可寄，彼亦可寄，择其便者而寄焉。如寄旅然，虽甚便，终非本所，故云寄。归则生于斯，返于斯，故土旧风，性安而情适，问其终处，即是始处也。业归矣，则寄自虚，非虚也，各有本声，宁无字不欲其攘非类以相冒。嗟之平全而入缺，入全而平缺。又入止六佸，当平上去之半，此其数可以理迎，不可以笔吐。”乔中和将入声改配阴声韵，这可以说明中古入声的辅音塞尾[-p]、[-t]、[-k]已经消失，但不能说明入声读同于阴声韵。乔中和对于其“入配阴”的格局，可谓是洋洋得意，那么用入声字作为标目，从而来体现他的这种创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用入声字作为标目，正是乔中和用以体现其“入配阴”格局的标志，不能作为入声消失的依据。再来看第二个论据，道光十二年《内邱县志》中的方言材料，的确有一部分入声字读作阴声韵字，但这与《元韵谱》相隔二百多年，以此作为论据有些牵强。即使道光时期有一部分入声字读作阴声韵字，以此来判断当时内丘话的入声已经消失也是武断的。因为直到现在，部分保留入声的方言中，仍有入声字读作阴声韵字，但这并不能否认方言保留入声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这两方面的论据都不足以论证《元韵谱》入声的消失。
张玉来先生在考察近代汉语官话入声问题时提出：“严格地说，考察入声的分布区域必须同历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因为入声在近代汉语空间的分布是同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割裂了两者的关系，往往导致错误的认识。”同样，考察《元韵谱》入声的性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韵书的本身，而要考虑到入声在近代汉语的空间分布。从方言入声发展的动态来看，《元韵谱》入声的情况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点，从全局的发展来考察这个点，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刘淑学《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把今内丘县划归无入声区，其根据是内丘县城西4公里的永固村和城西40公里的南獐貘村两地发音人的材料，认为现代内丘话中入声已经消失。这与孟蓬生先生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但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内丘县划归晋语区。晋语是指山西省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与北方方言最大的区别，即是保留入声。此外，陈淑静先生《古四声在河北方言中的演变》也将内丘归入晋语区，但其范围与临城、邢台、广平一样，仅仅为城关以西。从表面上看，两种观点是矛盾的。实际上，如果从目前河北入声区的地理分布来看，这种矛盾正是体现了语音的发展演变。根据刘淑学的考察，河北南部入声区的地理分布，最西至涉县，最东至成安，最南至临漳，最北至邢台(城西)。其中最北端的邢台，与内丘相邻。并且南部入声区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入声舒化现象。“中古常用入声字的舒化程度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增强的趋势。如，最西边的涉县方言(青年人发音)舒化比例只有25％，而靠东的成安县(中年人发音)方言舒化比例已达到47％；最南边的临漳县舒化比例只有31％，而中间的成安、肥乡县方言舒化比例分别是47％、42％：再往北，沙河市方言舒化比例已达49％，邢台县(城西)方言是南片入声区的北端，舒化比例高达81％。”可见，最北端的邢台也将面临着入声的完全消失。如果我们假设《元韵谱》时代入声已经消失，那么与四百年后今天的格局完全是一致的，试想四百年来南部入声区的范围没有发生演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的影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从目前南部入声区最北端的邢台县(城西)方言的舒化程度来看，二十年前的内丘县方言可能还存在极少部分入声字读音，或者仅仅保留在老年人的口语中，也就是说内丘话入声的完全舒化应发生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那么，《中国语言地图集》、陈淑静与刘淑学、孟蓬生的调查结果正是体现了近二十年来内丘话入声的演变事实。否则就无法解释今天河北南部方言的入声现状。此外，内丘县的北部，即赞皇、元氏地区，至今仍保留入声。因此，根据今河北方言入声区的地理分布，我们认为四百年前内丘方言中入声是实际存在的。《元韵谱》保留入声是实际语音的反映，乔氏之所以把入声与阴声韵相配，是因为入声韵尾已经混同，演变成一个喉塞韵异尾，但由于其主要元音与阴声韵的元音是相同或相近，所以乔氏把入声同阴声列于一图中，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入声已经等同阴声了。那么，内丘方言中的入声字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舒化现象呢?应该是在19世纪，《内邱县志》所记载的方言材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后来随着语音的发展，入声的舒化程度逐渐扩大，直至今天内丘方言中入声完全舒化，入声消失。
综上所述，《元韵谱》中保留入声，是当时语音的实际反映。由于入声韵尾的混同，而变成一个喉塞韵尾[-?]，从而打破了入声配阳声韵的格局，但由于主元音的相同或相近，《元韵谱》便将入声改配阴声韵了。
关于《元韵谱》的声调系统，乔中和在卷首《五声释》中有详细论述：“五行之在干支也，无弗具。声之有五，亦犹音之有五也。盖一纵一横之妙，弗容缺也。声出于天，音生于地，韵成于人，何以谓虚乃声，窍乃音，气乃韵。天地以五行化万物，物各具一五行，何独于声而四之?音之五也：宫为土，徵为火，商为金，羽为水，角为木，其在声也。上平，宫；下平，徵；上声，商；去声，羽；入声，角。”可见，《元韵谱》共有五个声调，即：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并且乔中和还将五声附会于五行和五音。在明清时期韵书韵图中，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等韵图是分析语音系统的，但是明清很多学者在编制韵图时，附会上许多玄虚的理论，诸如阴阳、五行、干支、卦象、时令、历法、律吕等内容，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语音说成是先验的神秘体系。这种附会之风在唐宋时期的音韵学中已经出现，如《玉篇》卷末所附‘五音声论’就是把喉牙舌齿唇五音附会于五方；邵雍的《声音唱和图》以声音附会于天地(天声地音)及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等。到明末清初这种风气大为泛滥，影响到当时大多数等韵作者。”《元韵谱》的上平、下平就是今普通话的阴平、阳平，只是所用术语不同罢了。可见，中古平声在两部韵书己分为阴阳二类，并且演变规律与今普通话、大多数方言一致，按声母的清浊出现分化，即清音变成阴平，浊音变成阳平。这项演变在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已经完成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此外，韵书中一部分上声字混入去声，入声的性质也与中古不一致，特别是关于入声，学术界还存在一定分歧，下面仅对全浊上声和入声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二、全浊上声字的演变
在现代汉语中，全浊上声字大部分已经归入去声，这是汉语语音史上一项重要音变。“牵涉到汉语语音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也牵涉到汉语特有的声调的变化问题。”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认为“全浊跟次浊的上声在这种方音里已经显然的变成去声了”，其依据为《开蒙要训》五例“浊上注去”例、九例“去注浊上”例，此外还引唐末李涪《刊误·切韵》的话作为旁证。可见，浊上归去最早在唐五代时期已经出现。“浊上归去”中“浊”为全浊声母，浊上归去应发生于浊音清化之前。因为浊音清化之后，全浊声母混入清声母中，浊上归去就失去了演变的条件了。在前面声母系统的论述中，可知《元韵谱》所反映的音系中，全浊声母消失，已混入清声母中。按照语音演变的规律，浊上归去应已经完成。情况是否如此呢?下面来看这部韵书中全浊上声字的演变情况。
关于《元韵谱》中全浊上声字的演变，赵荫棠《等韵源流》，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都未曾论及。丁锋《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中认为：“《元韵谱》浊上仍读上声，代表了某种方言。”但通过对《元韵谱》中全浊上声字分析发现，有全浊上声字已经归为去声。
如定母“杜、肚”字，《元韵谱》归入互韵，去声字，且注曰：“杜肚，上二音旧上声。”可见，“杜肚”二字已演变为去声。从母“造”字，在《元韵谱》耀韵，去声字，注曰：“又作也，本上声今呼(去声)。”“皂”字，也在《元韵谱》耀韵，注曰：“黑色，本上声今通呼去声。”
上述例子足以说明“浊上归去”在《元韵谱》音系中已经产生。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下面再举一些《元韵谱》中全浊上声归去声的常用字。
如(丷亚)母“罢、倍、被、鲍、伴、牝、(丷亚)”；奉母“父、妇、负、忿、愤”；定母“堕、惰、杜、肚、道、稻、淡、诞、断、囤、荡、动”；从母“坐、聚、在、造、皂、渐、践、尽、静”；邪母“似、祀、巳、象、像”；澄母“柱、朕、篆、仗、杖、重”；崇母“撰、馔”；船母“葚”；禅母“市、恃、甚、善、上”；群母“技、妓、件、圈、近”；匣母“荷、下、汇、棍、後、后、厚、旱”。
根据上面的举例，《元韵谱》“浊上归去”的例字已遍布中古的十个全浊声母，因此，《元韵谱》全浊上声字已经变为去声。
但在《元韵谱》中，全浊上声字归入去声，很多字仍保留上声一读。
如奉母“愤”字，印韵注曰：“懑也，又上声。”“忿”字，注曰：“恫怒也，又上声。”从母“静”字，映韵注曰：“定也，寂也，又上声。”
在现代汉语中，“浊上归去”后，仅有极个别字保留上、去两读，如“混”字，既有上声一读，也有去声一读。但绝大多数字仅有去声一读，上声一读已消失了，并且“浊上归去”在元代《中原音韵》时已完成演变。因此，《元韵谱》中保留上声一读的现象，应是作者崇古的一种表现，并非实际语音的反映。此外，在《元韵谱》中还有一些全浊上声字没有变成去声，仍读上声。如(丷亚)母的“部、簿、婢、棒”；奉母的“范、犯、奉”；定母的“挺、待、怠”：邪母的“叙、序、绪”；澄母的“雉、痔、峙、赵、兆、肇、纣”；禅母的“是、氏、社、竖、肾”；群母的“巨、跪、咎、舅、菌”；匣母的“亥、骇、蟹、浩、皓、混、项”等等。实际上，在现代普通话中，仍有部分全浊上声字读上声，没有混入去声，如定母“挺”王力先生也曾提到：“虽然也有少数的例外(“腐”“釜”“辅”“缓”“皖”“窘”“强”“挺”“艇”)，但是全浊上声的发展规律是可以肯定的。”可见，部分全浊上声字未归入去声，并不影响全浊上声字的演变规律，这部分全浊上声字仍读上声，可能是当时实际语音的反映。
三、入声问题
入声问题历来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王力《汉语史稿》指出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是近代汉语的一大特点，其标志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但关于《中原音韵》的入声问题，至今学术界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明清时期的韵书韵图中，有的保留，有的取消，由此可见入声问题在近代汉语研究中的复杂性。《元韵谱》作为明末清初的等韵化韵书，对其入声问题的考察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该韵书的编纂形式来看，入声是独立存在的，并没有并入平上去声中。并且入声与阴声韵相配，改变了以往入配阳的格局。但其入声的性质如何呢?是实际语音的反映?还是仿古的表现呢?我们不敢妄下断言，只有在全面分析之后才能给出答案。
关于《元韵谱》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多为简介性、概括性的文字，如赵荫棠《等韵源流》，林平和《明代等韵学之研究》，李新魁《汉语音韵学》、《汉语等韵学》，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等等，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于其入声问题，更是极少涉及。近年来，龙庄伟在研究《五方元音》时，曾对《元韵谱》诸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元韵谱》“用入声字作韵目统摄韵部里的阴声韵字和中古入声字，这种作法在韵书韵图中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说明乔氏不为传统韵图所束缚，另一方面也明明白白地表示，他的语音中，中古入 声字已经与阴声字韵母相同，入声韵尾已经消失。”“《元韵谱》列出入声，大概是牵合传统，附会五行，实际语音中入声已不复存在。”“乔中和就直接用入声字作为韵摄的标目字，这就是内丘话入声消失的直接证据。”并且根据道光十二年(1832)抄本《内邱县志·卷之三》记载的方言材料，证明内丘话的入声是读作阴声的。“尽管这里字数不多，但几种塞音韵尾的入声字都读同阴声字，考虑到编修方志时选择的字是有代表性的，这些字能够证明内丘话入声已读同阴声。”由此可见，龙庄伟推断《元韵谱》入声消失的论据有两个方面：一是用入声字作为韵目；二是道光十二年(1832)《内邱县志》记载的方言材料。这两点论据能够说明入声的消失吗?我们先来看《元韵谱》作者的论述。
乔中和在序言中批评兰茂《韵略易通》“且注入声之有无正相误”。从而改变了其入配阳的格局，使入声与阴声韵相配。对此乔中和在《寄归释》论述道：“平入之相合也，声各有归。何云寄?就等韵而言也。凡寄无定，此可寄，彼亦可寄，择其便者而寄焉。如寄旅然，虽甚便，终非本所，故云寄。归则生于斯，返于斯，故土旧风，性安而情适，问其终处，即是始处也。业归矣，则寄自虚，非虚也，各有本声，宁无字不欲其攘非类以相冒。嗟之平全而入缺，入全而平缺。又入止六佸，当平上去之半，此其数可以理迎，不可以笔吐。”乔中和将入声改配阴声韵，这可以说明中古入声的辅音塞尾[-p]、[-t]、[-k]已经消失，但不能说明入声读同于阴声韵。乔中和对于其“入配阴”的格局，可谓是洋洋得意，那么用入声字作为标目，从而来体现他的这种创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用入声字作为标目，正是乔中和用以体现其“入配阴”格局的标志，不能作为入声消失的依据。再来看第二个论据，道光十二年《内邱县志》中的方言材料，的确有一部分入声字读作阴声韵字，但这与《元韵谱》相隔二百多年，以此作为论据有些牵强。即使道光时期有一部分入声字读作阴声韵字，以此来判断当时内丘话的入声已经消失也是武断的。因为直到现在，部分保留入声的方言中，仍有入声字读作阴声韵字，但这并不能否认方言保留入声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这两方面的论据都不足以论证《元韵谱》入声的消失。
张玉来先生在考察近代汉语官话入声问题时提出：“严格地说，考察入声的分布区域必须同历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因为入声在近代汉语空间的分布是同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割裂了两者的关系，往往导致错误的认识。”同样，考察《元韵谱》入声的性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韵书的本身，而要考虑到入声在近代汉语的空间分布。从方言入声发展的动态来看，《元韵谱》入声的情况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点，从全局的发展来考察这个点，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刘淑学《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把今内丘县划归无入声区，其根据是内丘县城西4公里的永固村和城西40公里的南獐貘村两地发音人的材料，认为现代内丘话中入声已经消失。这与孟蓬生先生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但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内丘县划归晋语区。晋语是指山西省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与北方方言最大的区别，即是保留入声。此外，陈淑静先生《古四声在河北方言中的演变》也将内丘归入晋语区，但其范围与临城、邢台、广平一样，仅仅为城关以西。从表面上看，两种观点是矛盾的。实际上，如果从目前河北入声区的地理分布来看，这种矛盾正是体现了语音的发展演变。根据刘淑学的考察，河北南部入声区的地理分布，最西至涉县，最东至成安，最南至临漳，最北至邢台(城西)。其中最北端的邢台，与内丘相邻。并且南部入声区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入声舒化现象。“中古常用入声字的舒化程度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增强的趋势。如，最西边的涉县方言(青年人发音)舒化比例只有25％，而靠东的成安县(中年人发音)方言舒化比例已达到47％；最南边的临漳县舒化比例只有31％，而中间的成安、肥乡县方言舒化比例分别是47％、42％：再往北，沙河市方言舒化比例已达49％，邢台县(城西)方言是南片入声区的北端，舒化比例高达81％。”可见，最北端的邢台也将面临着入声的完全消失。如果我们假设《元韵谱》时代入声已经消失，那么与四百年后今天的格局完全是一致的，试想四百年来南部入声区的范围没有发生演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的影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从目前南部入声区最北端的邢台县(城西)方言的舒化程度来看，二十年前的内丘县方言可能还存在极少部分入声字读音，或者仅仅保留在老年人的口语中，也就是说内丘话入声的完全舒化应发生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那么，《中国语言地图集》、陈淑静与刘淑学、孟蓬生的调查结果正是体现了近二十年来内丘话入声的演变事实。否则就无法解释今天河北南部方言的入声现状。此外，内丘县的北部，即赞皇、元氏地区，至今仍保留入声。因此，根据今河北方言入声区的地理分布，我们认为四百年前内丘方言中入声是实际存在的。《元韵谱》保留入声是实际语音的反映，乔氏之所以把入声与阴声韵相配，是因为入声韵尾已经混同，演变成一个喉塞韵异尾，但由于其主要元音与阴声韵的元音是相同或相近，所以乔氏把入声同阴声列于一图中，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入声已经等同阴声了。那么，内丘方言中的入声字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舒化现象呢?应该是在19世纪，《内邱县志》所记载的方言材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后来随着语音的发展，入声的舒化程度逐渐扩大，直至今天内丘方言中入声完全舒化，入声消失。
综上所述，《元韵谱》中保留入声，是当时语音的实际反映。由于入声韵尾的混同，而变成一个喉塞韵尾[-?]，从而打破了入声配阳声韵的格局，但由于主元音的相同或相近，《元韵谱》便将入声改配阴声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