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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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高同志个人认为:《嘎茫莽道时嘉》是“侗族的圣经”。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但个别侗族民族学者和民间文艺家,认为杨保愿的家乡,没有“萨天巴”这个神名流传。他们论证:“《侗族文学史》第84页说的“天巴奶奶”也都是流传于从江县境同一故事的‘天巴婆’……‘天巴婆’收杏妮(萨岁)为女,是同时代的母女关系。”“侗族崇拜的最高女神是‘萨岁’(萨玛庆岁、达摩天子)。”“‘萨天巴’大神,……不是流传民间,而是今人将各种神祗的特征进行‘综合调理’塑造出一个‘萨天巴’”。从而论定“《嘎茫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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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高同志个人认为:《嘎茫莽道时嘉》是“侗族的圣经”。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但个别侗族民族学者和民间文艺家,认为杨保愿的家乡,没有“萨天巴”这个神名流传。他们论证:“《侗族文学史》第84页说的“天巴奶奶”也都是流传于从江县境同一故事的‘天巴婆’……‘天巴婆’收杏妮(萨岁)为女,是同时代的母女关系。”“侗族崇拜的最高女神是‘萨岁’(萨玛庆岁、达摩天子)。”“‘萨天巴’大神,……不是流传民间,而是今人将各种神祗的特征进行‘综合调理’塑造出一个‘萨天巴’”。从而论定“《嘎茫莽道时嘉》不是侗族民间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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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喜剧意识和喜剧精神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热情洋溢的喜剧审美需求,或者是文艺工作者高昂的喜剧创造精神,都受到了极其野蛮粗暴的践踏。喜剧园地真可谓一片颓败凋零的荒凉景象。不用说在所谓的十大“样板”中人们绝对找不到喜剧的立锥之位,一些作者就是写了些喜剧意味较浓的作品,也无不处于颤颤惊惊的状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扣上“庸俗化”或“中间人物”之类的
<正> 周民震戏剧的美学特征,当属他喜剧创作的美的追求,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既可以从鲁迅所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定义,研究他喜剧的艺术色彩,又可以从马克思指出的“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作为喜剧出现”的社会生活规律,去探寻他喜剧内在的本质,从而在周民震的喜剧创作中挖掘出“笑”的艺术特质来。应该说,这是研究周民震戏剧创作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明代的塔滩是指以今内蒙古阴山西段为中心的后套地区。塔滩地名源自阴山达怛，经过了从族称到地名的演变过程。辽、金、夏、元、明各历史时期，塔滩有许多汉译异称。明初的塔滩是部分蒙古人活动的重要场所。从历史民族地理的角度看，塔滩在明蒙早期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正> 拙作《真美在民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刊发后,引起民间文艺界和美学界同行的浓厚兴趣。为促进民间美学宝藏开发工作的广泛深入进行,深感有再论之必要。一何谓真美?“真美”与“虚美”相对而言,就艺术美的创造来说,真正的艺术美都是真情实感的坦诚流露,纯朴自然而不假雕饰。过分雕饰,条条框框太多,则有害无益,正如钟嵘在《诗
<正> 周民震是位有敏锐时代感的作家,虽然,他作品的题材似乎并非轰轰烈烈,但对一个作家说来,有没有敏锐时代感,重要的不在于创作题材是大还是不大,而在于时刻和生活保持联系、紧紧的和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土壤有密切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民震始终是个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的创作始终植根于生活、一切从生活出发,从他所熟悉的、经过他深入观察、感受、理解的周围环境出发。而他,长时期来主要生活在广西,因此,
<正> 北宋时期形成的《目连救母》杂剧传到南方以后,由于受到南方的民俗、宗教以及说唱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丰富和发展,从而嬗变出各具特色的民间目连戏。而《目连传》插演梁武帝的故事,就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明清时期,在南方各地演出的《目连传》,如福建莆仙戏、江西戈阳腔、江苏高淳阳腔以及安徽青阳腔和徽州高腔、湖南辰河高腔等等,均有梁武帝故事,掺杂在目连救母故事之中。就是
<正> 湖北鄂西鹤峰地带土家族民间习俗,至今仍流行与保持着一种较为系统完整的具有历史悠久的独特围鼓乐经点曲牌传统,这是与它的族源和族俗有其密切渊源关系的。
<正> 聚居在广西北部湾岛屿上的京族,是个爱歌善舞的民族。最能体现这一民族文化现象的是他们有每年一度的哈族共娱的传统节日“哈节”(“哈”意为唱)。“哈节”有如壮族的“歌圩”。壮歌以散体山歌形式来抒发,而哈歌则以定形的说唱形式来叙述。
宣德至万历时期历时190余年，蒙古诸部相继雄起，频繁南下侵扰。本文从蒙古诸部侵扰的时间分布和地域变迁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了这一时期蒙古诸部侵扰的时间分布特点、侵扰地域的差异，以及主要部族侵扰的时空变迁特征，期望能对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认识有所裨益。
<正> 离开桂林好几天了,可连日来,我的心仍在那秀丽清奇的山水之间徘徊,刘三姐的山歌声仍不断在我耳边回响;前几天和“刘三姐”的朋友们欢聚的情景,三十年前影片拍摄时的往事,难以梳理地搅和着,在脑际闪回、紧绕,是现实,又象是梦境。感谢桂林市文化局和广播局,为我们举办了这么一次别开生面的纪念活动,使我们当年参加拍摄电影《刘三姐》的创作者们三十年后又欢聚一堂,畅述衷怀,回忆着青年时代的创作历程,享受着久别重逢的欢愉幸福。我在想,一部影片的创作人员,几十年后还能重聚纪念,而影片的放映仍能盛况如昨,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