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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代艺术开始试图寻找一种全新的活力和概念框架,这个时候中国也开始逐渐涌现出一批新风格的艺术家。这群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也在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建立艺术和精神以及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联系,将当前和历史连接起来。
在法国策展人杰瑞米眼中,何翔宇正是一个这样的重要人物。
稀里糊涂的成长
何翔宇,出生于1986年,7岁开始学画画,“小时候常拿铜钥匙在墙上画,后来就被我妈送到美术班上课,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最开始学的是素描。”
初学时的好奇,让何翔宇在真正接触绘画的第一年很是用功,但单一素描的枯燥感很快降临到这个孩童身上,和许多渴望自由的孩子一样,何翔宇开始逃学。“我当时很叛逆,非常淘气,平均每年会挨我爸四五次打。”即便有时会逃学、旷课,何翔宇在美术方面的学习也没有中断。“我感觉一直都是在比较平稳的上升吧。”
2004年,还在读高二的何翔宇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因为英语成绩在一些大的美术类专业学院受限,没有和自己较劲的何翔宇选择了沈阳师范大学。“我觉得沈阳师范大学这种综合类大学挺好的。”谈到当时的感觉,何翔宇坦承有点稀里糊涂。
步入大学以后,在宽松的环境下,何翔宇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想将来到北京去发展。所以,每到周末,他都会去北京。
“以前来北京时,坐最慢的那种绿皮车,而且还是站票,车上很多都是民工,垫张报纸和他们坐一块,和他们一起喝酒。后来坐99块钱的车,晚上10点多上车第二天上午7点多到北京。后来就有了动车,一路走来,当时往返北京的车票我还留着,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前几天数了一下,不到300张。”何翔宇说。
至今他仍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境:“买一个葱油饼,一瓶矿泉水,坐地铁到东直门,从东直门倒401路公交再到798。”
初到北京,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第一次进入地铁的何翔宇就坐反了方向。“当时来北京时,包括王府井、世纪坛、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我都去过,和创作联系不大。但我觉得要让自己多见识一点。”
2004年底,何翔宇第一次到了798艺术区,展现在他眼前的全是以前没见过的东西,“很好玩,很前卫,然后一下子就进来了”。
当时的798正面临拆迁的问题。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范迪安曾这样评价艺术区的功能:“城市需要艺术区提供的文化活力,这毫无疑问。国际上许多大都市在进入现代城市进程时,都有规划地把艺术聚落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养护……我们也可以说,艺术区就像城市肌体中的线粒体——是为肌体提供遗传信息和能量动力的重要细胞。”
最终,798被保留了下来。2005年年初,何翔宇在北京东北角,离798不远的东营租了一间临时建在厕所上的民房,这也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室。
成熟的烦恼
2004年是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的第一年,工作室的出现给艺术家带来了很大的实惠。随着工作室的迅速普及,中国当代艺术家很快进入了一个独立、专业和强势的状态。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形态和规模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很多高成本大制作的作品。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也从边缘逐渐变成整个亚洲的主导。
现在的何翔宇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装置类艺术上,但言谈中,他还是忘不了靠油画发家的起步阶段。
2005年年初的一天,何翔宇按798艺术区一家画廊门口张贴的招租广告,来到了东营,这里成了他到北京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
初来乍到的何翔宇,与其他人相比缺少了一份迷茫,劲头十足的他,到北京落脚后,吃饭成了生活上最大的难题。
“我自己当时还不会做饭,后来遇到了来自湖南的陈栋,他媳妇在北京陪着他搞创作,每次吃饭都叫我,给了我很多帮助。”虽然两人年龄上相差18岁,但现在他与陈栋已经成为彼此在北京最好的朋友。
当时,何翔宇住的是一间在厕所上面临时搭的简易房子,夏天屋里面又闷,电扇也没有,即使这样,房租一年也得几千块钱。因为屋里地方太小,创作时只能在院子里。“至今仍然忘不了当时的岁月,现在想想那段时间也是到北京后最艰苦的。”
随后,画了一些新作品的何翔宇拿着作品的照片到798找画廊,“拿着一摞照片,挨家上门推销自己。最开始去的时候,所有画廊都不接受我,第一学历不够,第二年龄太小,画的东西也不行,不成熟。”
现在的何翔宇认为,在画廊以及策展人眼里,成熟不全是看年龄,他们主要看作品这一块。“现在我感觉其实成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成熟就意味着你走到了一个高度,到了这个高度后,再往上走就会非常难。这个成熟还必须有一条主线,现在我觉得这条主线就像太阳光一样,它是围绕着一个点发射出来的,而不是单纯的一根线。”
事实上,创作油画的何翔宇恰恰遇到了他所认为的成熟的烦恼。
经过一年的时间,2006年,一家画廊看重了何翔宇的作品,他开始做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个展览,成本是以赠送的形式给画廊两三张自己的作品,作品售出后大家一起分成。“当时作品非常便宜,第一次展览一共七张画,一幅平均两三千块钱。”幸运的是,第一次办个展的何翔宇售出了全部作品。
第一次个展之后,刚读大学二年级的何翔宇,开始学习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的创作风格。
好友陈栋评价他说:“何翔宇把赵无极的创作思路和手法吃得很透。”随后何翔宇办了几个展览,卖了不少画。后来何翔宇的油画作品卖到了4万一幅,在保利拍卖时,已经能拍到10万。
但接下来,他意识到这种东西不是属于自己的风格,和个人的创作相比,里面似乎还有一层薄膜。
“一般情况下,一幅作品完成只需几天时间,但有许多过程中的东西,比如说你画出10张不一定就都满意吧,可能画出40张作品只有10张会满意,然后再调整一下,在创作时,你的情绪或者创作思路会发生波动,创作过程中处于一个进步的阶段,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这个时期会很折磨人。”2006年,在作品最好卖的时候,何翔宇决定去云南,这一次的决定让他喜欢上了更加适合他的装置艺术。
再造“可口可乐”
何翔宇踏上云南的土地时,正是他感觉他的作品没有自己风格的时候。这一次,他决定在云南生活一段时间,很快,他喜欢上了当地的一种原始的手工造纸术。
2006年年底,他没有回家,而是和当地的原住居民,在山上学了3个月造纸术,自己剥树皮,煮纸……
何翔宇回忆说,“那段经历挺深的,他们的院子在山上,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开始他们不教我,要过年了,我跟他们说,我帮他们看院子,他们回家过年,他们就答应了。当时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在山上,我帮他们看院子、喂猪,他们教我造纸,就达成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约定。”
“在云南山上收东西时,挺艰苦,也挺坎坷,收一些当地人使用的工具,东巴族,彝族,白族的都有,目前我做作品的东西大概都是那时收回来的。”2005年至2008年间,何翔宇长期置身于深山,寻找他心仪的艺术材料。
2007年开春返回时,收获颇丰的何翔宇在沈阳师范大学搞了一个大型的东巴族艺术文化展览。随后几年里,除去要到学校参加考试和去北京做一些展览,他的大部分剩余时间都在云南,“收些当地的东西,用来作品创作。”
云南之旅改变了他在创作上的侧重面。在参加了著名艺术策展人高明潞发起的“意派”展览后,何翔宇开始投身于“装置”。
在新领域,何翔宇找到了让自己坚持下去的动力:“我刚刚涉足装置,至于大家认不认可,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自己的东西做好,然后坚持下去感觉就挺好的。”
何翔宇喜欢喝可乐,2009年,何翔宇开创了他人对其理解起到关键作用的“可口可乐计划”。
身高1.82米的何翔宇在美术馆的展厅时,他脑子里浮现出了《可乐计划》的整体面貌——展台的高度增加到1米,以使观众的视线可以略略向上,仰看一堆“矿物质”的层积物,空气中则盈满焦糖和咖啡的香甜味道。此时,他脸上呈现的是自信与从容。
当从辽宁丹东老家附近的同兴镇木材厂运出40大桶由127吨可口可乐熬煮出来的剩余物时,对于可口可乐116年的历史(1894年售出第一瓶),可谓是一次终结——没有人如此操作过,庞大的可口可乐家族没有,它的竞争对手未如此,曾经明令禁止销售可口可乐的国家也未如此。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在116年之后,这个终结的使命幸运的降临在一位艺术家的身上——也许正是因为何翔宇的年龄和心境,才能成为“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发声的小孩。
为了避免高温的结晶物在运输中摩擦起火,何翔宇在每桶可乐残渣上浇上了液体可乐,这吸取了艺术家张洹办展览的教训——在一次用到很多香火灰的展览时,运输过程中不慎自燃。用卡车运到北京后,他甚至用嘴尝了尝,这些在木材厂里燃起十口大锅、由戴着防毒面具的工人们将可乐水分煮干后的剩余物是什么味道:“我尝了一下,很怪,很难吃。”
对于可乐本身,何翔宇这样理解:“我其实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乐本身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它为人服务,被人喝,通过‘煮’把原本属于自然的抽出来还给自然,留下的还是人为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最开始我对这个作品不想说得太多,只有一个想法,别人买来喝,我买来煮,以一种艺术家的方式来诠释一个物品。”对于可乐计划的最初创意,何翔宇如是说。
非典型的新生代艺术家
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认为,何翔宇等“新生代”艺术家没有经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振臂一呼,也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红色风暴,可以说他们一出生就沐浴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阳光,穿时装、喝可乐、开派对成为新潮青年的时尚,人们称之为“新生代”。
为了追逐自己的艺术梦想,2004年的暑假,刚参加完高考的何翔宇只身来到了北京。初来乍到的他就像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到京城纷繁的艺术圈。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一度让他感到困惑,甚至有些迷茫。
最终,何翔宇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做一个旁观者。然而,对于他来说,这段经历也是异常重要的,因为他需要潜心的学习,需要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当物质因素越来越多的注入到艺术市场时,何翔宇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冷静:“我觉得如果想靠艺术来挣钱的话,最好别来搞艺术。之前和一个艺术家的对话,也在说这个问题。现在艺术市场变的很聪明。2007年,中国艺术市场非常疯狂。最近几个月的艺术市场,我觉得是过去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破灭了,还有一些剩余的东西,没有做完的,还需要把它做下去。”
但同时,他也认为:“现在藏家收藏东西非常理性,所以我觉得艺术市场正在进入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对于炒作,我觉得有这个行业,就会有这么一帮人,大蒜都会有人通过这种方式炒作,艺术品相比更加容易,肯定会有人参与炒作。”
虽然生于80年后,但是何翔宇却与“80年后”的一代格格不入,甚至和许多同龄人的作品产生了抵触。何翔宇并没有随波逐流,成为消极颓废的爱慕虚荣的80年后生,而是在努力抵制这种风气。他通过吸收传统元素,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对传统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传统元素的积极吸收不仅使这些传统得到了重新审视,而且使他们得到重生。
现在的何翔宇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周都会去798看展览,太差的展览他也会去看,他说是要了解这些东西。
2007年,何翔宇最早参加了一个在柏林举办的中国最具潜力艺术家联展。随后的几年中,他在国外的展览也多了起来。虽然是一位年轻艺术家,但何翔宇却已创作了与其年龄不太相仿的大量作品,走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何翔宇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于生活在北京,面对着中国当代艺术最为活跃的艺术现场,他的创作灵感才不断的被激发出来。
在法国策展人杰瑞米眼中,何翔宇正是一个这样的重要人物。
稀里糊涂的成长
何翔宇,出生于1986年,7岁开始学画画,“小时候常拿铜钥匙在墙上画,后来就被我妈送到美术班上课,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最开始学的是素描。”
初学时的好奇,让何翔宇在真正接触绘画的第一年很是用功,但单一素描的枯燥感很快降临到这个孩童身上,和许多渴望自由的孩子一样,何翔宇开始逃学。“我当时很叛逆,非常淘气,平均每年会挨我爸四五次打。”即便有时会逃学、旷课,何翔宇在美术方面的学习也没有中断。“我感觉一直都是在比较平稳的上升吧。”
2004年,还在读高二的何翔宇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因为英语成绩在一些大的美术类专业学院受限,没有和自己较劲的何翔宇选择了沈阳师范大学。“我觉得沈阳师范大学这种综合类大学挺好的。”谈到当时的感觉,何翔宇坦承有点稀里糊涂。
步入大学以后,在宽松的环境下,何翔宇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想将来到北京去发展。所以,每到周末,他都会去北京。
“以前来北京时,坐最慢的那种绿皮车,而且还是站票,车上很多都是民工,垫张报纸和他们坐一块,和他们一起喝酒。后来坐99块钱的车,晚上10点多上车第二天上午7点多到北京。后来就有了动车,一路走来,当时往返北京的车票我还留着,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前几天数了一下,不到300张。”何翔宇说。
至今他仍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境:“买一个葱油饼,一瓶矿泉水,坐地铁到东直门,从东直门倒401路公交再到798。”
初到北京,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第一次进入地铁的何翔宇就坐反了方向。“当时来北京时,包括王府井、世纪坛、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我都去过,和创作联系不大。但我觉得要让自己多见识一点。”
2004年底,何翔宇第一次到了798艺术区,展现在他眼前的全是以前没见过的东西,“很好玩,很前卫,然后一下子就进来了”。
当时的798正面临拆迁的问题。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范迪安曾这样评价艺术区的功能:“城市需要艺术区提供的文化活力,这毫无疑问。国际上许多大都市在进入现代城市进程时,都有规划地把艺术聚落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养护……我们也可以说,艺术区就像城市肌体中的线粒体——是为肌体提供遗传信息和能量动力的重要细胞。”
最终,798被保留了下来。2005年年初,何翔宇在北京东北角,离798不远的东营租了一间临时建在厕所上的民房,这也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室。
成熟的烦恼
2004年是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的第一年,工作室的出现给艺术家带来了很大的实惠。随着工作室的迅速普及,中国当代艺术家很快进入了一个独立、专业和强势的状态。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形态和规模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很多高成本大制作的作品。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也从边缘逐渐变成整个亚洲的主导。
现在的何翔宇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装置类艺术上,但言谈中,他还是忘不了靠油画发家的起步阶段。
2005年年初的一天,何翔宇按798艺术区一家画廊门口张贴的招租广告,来到了东营,这里成了他到北京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
初来乍到的何翔宇,与其他人相比缺少了一份迷茫,劲头十足的他,到北京落脚后,吃饭成了生活上最大的难题。
“我自己当时还不会做饭,后来遇到了来自湖南的陈栋,他媳妇在北京陪着他搞创作,每次吃饭都叫我,给了我很多帮助。”虽然两人年龄上相差18岁,但现在他与陈栋已经成为彼此在北京最好的朋友。
当时,何翔宇住的是一间在厕所上面临时搭的简易房子,夏天屋里面又闷,电扇也没有,即使这样,房租一年也得几千块钱。因为屋里地方太小,创作时只能在院子里。“至今仍然忘不了当时的岁月,现在想想那段时间也是到北京后最艰苦的。”
随后,画了一些新作品的何翔宇拿着作品的照片到798找画廊,“拿着一摞照片,挨家上门推销自己。最开始去的时候,所有画廊都不接受我,第一学历不够,第二年龄太小,画的东西也不行,不成熟。”
现在的何翔宇认为,在画廊以及策展人眼里,成熟不全是看年龄,他们主要看作品这一块。“现在我感觉其实成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成熟就意味着你走到了一个高度,到了这个高度后,再往上走就会非常难。这个成熟还必须有一条主线,现在我觉得这条主线就像太阳光一样,它是围绕着一个点发射出来的,而不是单纯的一根线。”
事实上,创作油画的何翔宇恰恰遇到了他所认为的成熟的烦恼。
经过一年的时间,2006年,一家画廊看重了何翔宇的作品,他开始做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个展览,成本是以赠送的形式给画廊两三张自己的作品,作品售出后大家一起分成。“当时作品非常便宜,第一次展览一共七张画,一幅平均两三千块钱。”幸运的是,第一次办个展的何翔宇售出了全部作品。
第一次个展之后,刚读大学二年级的何翔宇,开始学习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的创作风格。
好友陈栋评价他说:“何翔宇把赵无极的创作思路和手法吃得很透。”随后何翔宇办了几个展览,卖了不少画。后来何翔宇的油画作品卖到了4万一幅,在保利拍卖时,已经能拍到10万。
但接下来,他意识到这种东西不是属于自己的风格,和个人的创作相比,里面似乎还有一层薄膜。
“一般情况下,一幅作品完成只需几天时间,但有许多过程中的东西,比如说你画出10张不一定就都满意吧,可能画出40张作品只有10张会满意,然后再调整一下,在创作时,你的情绪或者创作思路会发生波动,创作过程中处于一个进步的阶段,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这个时期会很折磨人。”2006年,在作品最好卖的时候,何翔宇决定去云南,这一次的决定让他喜欢上了更加适合他的装置艺术。
再造“可口可乐”
何翔宇踏上云南的土地时,正是他感觉他的作品没有自己风格的时候。这一次,他决定在云南生活一段时间,很快,他喜欢上了当地的一种原始的手工造纸术。
2006年年底,他没有回家,而是和当地的原住居民,在山上学了3个月造纸术,自己剥树皮,煮纸……
何翔宇回忆说,“那段经历挺深的,他们的院子在山上,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开始他们不教我,要过年了,我跟他们说,我帮他们看院子,他们回家过年,他们就答应了。当时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在山上,我帮他们看院子、喂猪,他们教我造纸,就达成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约定。”
“在云南山上收东西时,挺艰苦,也挺坎坷,收一些当地人使用的工具,东巴族,彝族,白族的都有,目前我做作品的东西大概都是那时收回来的。”2005年至2008年间,何翔宇长期置身于深山,寻找他心仪的艺术材料。
2007年开春返回时,收获颇丰的何翔宇在沈阳师范大学搞了一个大型的东巴族艺术文化展览。随后几年里,除去要到学校参加考试和去北京做一些展览,他的大部分剩余时间都在云南,“收些当地的东西,用来作品创作。”
云南之旅改变了他在创作上的侧重面。在参加了著名艺术策展人高明潞发起的“意派”展览后,何翔宇开始投身于“装置”。
在新领域,何翔宇找到了让自己坚持下去的动力:“我刚刚涉足装置,至于大家认不认可,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自己的东西做好,然后坚持下去感觉就挺好的。”
何翔宇喜欢喝可乐,2009年,何翔宇开创了他人对其理解起到关键作用的“可口可乐计划”。
身高1.82米的何翔宇在美术馆的展厅时,他脑子里浮现出了《可乐计划》的整体面貌——展台的高度增加到1米,以使观众的视线可以略略向上,仰看一堆“矿物质”的层积物,空气中则盈满焦糖和咖啡的香甜味道。此时,他脸上呈现的是自信与从容。
当从辽宁丹东老家附近的同兴镇木材厂运出40大桶由127吨可口可乐熬煮出来的剩余物时,对于可口可乐116年的历史(1894年售出第一瓶),可谓是一次终结——没有人如此操作过,庞大的可口可乐家族没有,它的竞争对手未如此,曾经明令禁止销售可口可乐的国家也未如此。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在116年之后,这个终结的使命幸运的降临在一位艺术家的身上——也许正是因为何翔宇的年龄和心境,才能成为“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发声的小孩。
为了避免高温的结晶物在运输中摩擦起火,何翔宇在每桶可乐残渣上浇上了液体可乐,这吸取了艺术家张洹办展览的教训——在一次用到很多香火灰的展览时,运输过程中不慎自燃。用卡车运到北京后,他甚至用嘴尝了尝,这些在木材厂里燃起十口大锅、由戴着防毒面具的工人们将可乐水分煮干后的剩余物是什么味道:“我尝了一下,很怪,很难吃。”
对于可乐本身,何翔宇这样理解:“我其实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乐本身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它为人服务,被人喝,通过‘煮’把原本属于自然的抽出来还给自然,留下的还是人为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最开始我对这个作品不想说得太多,只有一个想法,别人买来喝,我买来煮,以一种艺术家的方式来诠释一个物品。”对于可乐计划的最初创意,何翔宇如是说。
非典型的新生代艺术家
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认为,何翔宇等“新生代”艺术家没有经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振臂一呼,也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红色风暴,可以说他们一出生就沐浴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阳光,穿时装、喝可乐、开派对成为新潮青年的时尚,人们称之为“新生代”。
为了追逐自己的艺术梦想,2004年的暑假,刚参加完高考的何翔宇只身来到了北京。初来乍到的他就像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到京城纷繁的艺术圈。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一度让他感到困惑,甚至有些迷茫。
最终,何翔宇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做一个旁观者。然而,对于他来说,这段经历也是异常重要的,因为他需要潜心的学习,需要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当物质因素越来越多的注入到艺术市场时,何翔宇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冷静:“我觉得如果想靠艺术来挣钱的话,最好别来搞艺术。之前和一个艺术家的对话,也在说这个问题。现在艺术市场变的很聪明。2007年,中国艺术市场非常疯狂。最近几个月的艺术市场,我觉得是过去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破灭了,还有一些剩余的东西,没有做完的,还需要把它做下去。”
但同时,他也认为:“现在藏家收藏东西非常理性,所以我觉得艺术市场正在进入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对于炒作,我觉得有这个行业,就会有这么一帮人,大蒜都会有人通过这种方式炒作,艺术品相比更加容易,肯定会有人参与炒作。”
虽然生于80年后,但是何翔宇却与“80年后”的一代格格不入,甚至和许多同龄人的作品产生了抵触。何翔宇并没有随波逐流,成为消极颓废的爱慕虚荣的80年后生,而是在努力抵制这种风气。他通过吸收传统元素,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对传统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传统元素的积极吸收不仅使这些传统得到了重新审视,而且使他们得到重生。
现在的何翔宇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周都会去798看展览,太差的展览他也会去看,他说是要了解这些东西。
2007年,何翔宇最早参加了一个在柏林举办的中国最具潜力艺术家联展。随后的几年中,他在国外的展览也多了起来。虽然是一位年轻艺术家,但何翔宇却已创作了与其年龄不太相仿的大量作品,走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何翔宇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于生活在北京,面对着中国当代艺术最为活跃的艺术现场,他的创作灵感才不断的被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