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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画家村:在北京通州区,是中国最大的原创艺术家的聚居群落。目前居住着约3000多名书法家、画家。
798艺术园区:位于北京东北方向朝阳区大山子地区,是原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厂区所在地。企业改制后,原厂房租赁,逐渐形成集画廊、艺术工作室、文化公司、时尚店铺于一体的多元化空间。
“我对于北京是三进两出,从最初的圆明园艺术村遭拆迁,到宋庄艺术区聚居,应该叫我们艺术游击队。”一位名叫李放的画家自嘲道。
从圆明园到宋庄
在李放看来,艺术家们的迁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他告诉记者,这种由艺术家们自发聚集形成艺术村的形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因为一个梦想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的艺术追逐。
“我的老师曾经和我谈过这一段,准确地说是从1990年开始。”他的老师就是从圆明园艺术村走出来,凭着《傻笑人》系列作品蜚声国内国际画坛的岳敏君。
当时的先锋艺术刚刚兴起,一些像岳敏君、方力钧、杨少斌等如今声名显赫的艺术家,那时候还是刚刚踏上寻梦之途的小愤青。他们把寻梦的起点设在了圆明园的福缘门村和圆明园村,来自大江南北的300多位年轻人,就在租住的农家院里畅谈艺术、净化理想,生活自由而平淡。
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打破了这里一贯的平淡。后来,这件事情被定义为“文化事件”。1995年,圆明园艺术村被取缔,当年10月26日,最后一位画家离开圆明园。
“当时的‘文化事件’只是一个噱头,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圆明园变地闹腾了。”李放肯定地说。
之后,艺术家们便分布到了北京各个偏远的郊区。“按照当时的人数来看,还是在宋庄落脚的多一点,当时去其他区县的艺术家,后来又陆续聚集到了宋庄。”在李放进入宋庄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概1000多名艺术家。 在入住宋庄之前,他在草场地艺术区。现在,因为政府用地规划工程的实施,那里已是一片废墟。
不被承认的艺术区
事实上,除了草场地,围绕着宋庄的008、创意正阳、环铁等等在圈内被认为是“亚圣地”的艺术区,都被拆除一空了。这些都源于2009年启动实施的“朝阳区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计划”,这个计划的拆除改造,几乎涉及了北京80%以上的艺术区。
与未被拆除的798、宋庄这些政府设立的创意产业艺术区相比,它们被拆除,只是因为这些艺术区是艺术家自发的松散机构,是不被承认的,与当年的圆明园如出一辙。
李放告诉记者,按照官方说法,他们“是在农业用地上建设的艺术区,都属于违章建筑”。所以,之前与农户签订的租赁协议都不受法律保护。很多艺术家有这样的观念,总想建了工作室,最起码能用个四五年,但是,往往在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遭遇了拆迁,最后,连剩余的租金都拿不到,而建工作室所花的费用更是分文补偿都没有。
艺术圈里画苍蝇最有名的杨三放,从10公里外的工作区来到了哲亚艺术创作室,在他们谈话中说起了关于宋庄小堡村的租房变化。
1995年左右,有画家来到小堡村租房子,问当地农民:
“有房子吗?”
“有,别问了,很贵的。”
“多少钱?”
“70块钱一个院子。”
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据杨三放透露,现在小堡村西街176号,装修好的四合院,一年租金要10万元。他去年在白庙村买的新院子,花了8万元。但是后来发现,不允许他在院子里盖房子。因此,杨三放开始学习土地政策,而花在追求艺术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很多。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他很少拿起画笔了。因为,吃住问题是生存的首要问题。他说,受经济危机后时代的影响,有的艺术家选择了离开宋庄,当然也有新来宋庄发展的。
最后,他用其代表作《苍蝇》来解释。人就像个苍蝇,很容易被拍死,其命运是相当渺小。另外自己要勤快地觅食,有时在佳肴上,有时在污垢上。作为人或者艺术家,到底该如何发展,诚然就是个无头苍蝇。
杨三放对艺术的追求是从未停止过的。为了画好苍蝇,他曾对着狗屎拍苍蝇。有的同行戏称他“是生物学家而不是艺术家”。而现在,他没有了足够的精力投入艺术中,因为他要为生计和住所而挖苦心思。有一天,他也可能逃离宋庄。
宋庄并非最好选择
“其实宋庄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只是相对比较合适。”在记者问道为什么选择在宋庄落脚时,李放坦言。
在艺术家们的心目中,他们的栖息地并不仅限于能够有便利的衣食住行。有更多的同类、更低廉的租地价格、更高的稳定系数、更适合于艺术创作的环境都是他们需要考虑的。
在失去原有聚集地之后,艺术家们并没有将798、酒场、一号地这些艺术区作为首选目标,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城市印记太浓重,没有了艺术区应有的创作环境。”而宋庄因为地处远郊,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更为自由。“在我们的心里,高楼大厦是永远取代不了满墙涂鸦的。”
而且,据统计,如今,宋庄登记在册的指标艺术家有近4000人,这也成为吸引这些适合群居人们的必要条件。再加上相对低廉的房租,使得艺术家们最终选择宋庄落脚。
然而,在这些适合落脚的条件背后,艺术家们心头也有一些隐忧一直挥之不去。
两年前,宋庄卖房农民马海涛和画家李玉兰的纠纷就一直让李放在心里惦念。尽管最终法院判决马海涛赔偿李玉兰各项损失近28万元,实际上,李放依然觉得对于马玉兰来说,这个判决是不公平的。
他援引了李玉兰在审理结束后对媒体陈述的内容:“如果我还想留在宋庄,那租用这里的一亩地,租期30年需要三四十万,这个数目远远不够。”同时,他又告诉记者“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愿意打官司!”
李放担心的是,这样的事情以后还有可能频繁地发生。
所以,他现在所在的工作室,合同都是一年一签,甚至里面不做任何装修。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走,没有值得心疼的东西!”
宋庄从艺术区到产业园区?
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艺术家马路曾递交了《建议北京市解决艺术家工作空间问题,让北京成为全国艺术创作的中心》的提案。其中有叙述:希望北京市政府提供廉租艺术工作室,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获得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让不那么财大气粗的、没那么商业化的艺术家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艺术创作环境,不再被赶来赶去。也就是说,艺术家们在渴求政府出面,以期不让艺术家们流失。
但是,在创造艺术与创造经济之间,政府注重的往往是实体。换言之,在当前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经济要重于艺术。
2008年,国家就下达过支持文化创意园区、加大文化产业投入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要在文化产业方面引进市场机制。
按照李放的理解,这就像工厂生产东西推向市场一样,如果宋庄艺术家不尽快与市场接轨的话,在以后的某一天,它将被“宋庄产业园区”淘汰。
“果真如此,我倒是希望宋庄能够一直保持现在的状态,哪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毕竟,这已经成为我们在北京艺术创作最后的乌托邦了!”
798艺术园区:位于北京东北方向朝阳区大山子地区,是原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厂区所在地。企业改制后,原厂房租赁,逐渐形成集画廊、艺术工作室、文化公司、时尚店铺于一体的多元化空间。
“我对于北京是三进两出,从最初的圆明园艺术村遭拆迁,到宋庄艺术区聚居,应该叫我们艺术游击队。”一位名叫李放的画家自嘲道。
从圆明园到宋庄
在李放看来,艺术家们的迁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他告诉记者,这种由艺术家们自发聚集形成艺术村的形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因为一个梦想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的艺术追逐。
“我的老师曾经和我谈过这一段,准确地说是从1990年开始。”他的老师就是从圆明园艺术村走出来,凭着《傻笑人》系列作品蜚声国内国际画坛的岳敏君。
当时的先锋艺术刚刚兴起,一些像岳敏君、方力钧、杨少斌等如今声名显赫的艺术家,那时候还是刚刚踏上寻梦之途的小愤青。他们把寻梦的起点设在了圆明园的福缘门村和圆明园村,来自大江南北的300多位年轻人,就在租住的农家院里畅谈艺术、净化理想,生活自由而平淡。
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打破了这里一贯的平淡。后来,这件事情被定义为“文化事件”。1995年,圆明园艺术村被取缔,当年10月26日,最后一位画家离开圆明园。
“当时的‘文化事件’只是一个噱头,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圆明园变地闹腾了。”李放肯定地说。
之后,艺术家们便分布到了北京各个偏远的郊区。“按照当时的人数来看,还是在宋庄落脚的多一点,当时去其他区县的艺术家,后来又陆续聚集到了宋庄。”在李放进入宋庄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概1000多名艺术家。 在入住宋庄之前,他在草场地艺术区。现在,因为政府用地规划工程的实施,那里已是一片废墟。
不被承认的艺术区
事实上,除了草场地,围绕着宋庄的008、创意正阳、环铁等等在圈内被认为是“亚圣地”的艺术区,都被拆除一空了。这些都源于2009年启动实施的“朝阳区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计划”,这个计划的拆除改造,几乎涉及了北京80%以上的艺术区。
与未被拆除的798、宋庄这些政府设立的创意产业艺术区相比,它们被拆除,只是因为这些艺术区是艺术家自发的松散机构,是不被承认的,与当年的圆明园如出一辙。
李放告诉记者,按照官方说法,他们“是在农业用地上建设的艺术区,都属于违章建筑”。所以,之前与农户签订的租赁协议都不受法律保护。很多艺术家有这样的观念,总想建了工作室,最起码能用个四五年,但是,往往在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遭遇了拆迁,最后,连剩余的租金都拿不到,而建工作室所花的费用更是分文补偿都没有。
艺术圈里画苍蝇最有名的杨三放,从10公里外的工作区来到了哲亚艺术创作室,在他们谈话中说起了关于宋庄小堡村的租房变化。
1995年左右,有画家来到小堡村租房子,问当地农民:
“有房子吗?”
“有,别问了,很贵的。”
“多少钱?”
“70块钱一个院子。”
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据杨三放透露,现在小堡村西街176号,装修好的四合院,一年租金要10万元。他去年在白庙村买的新院子,花了8万元。但是后来发现,不允许他在院子里盖房子。因此,杨三放开始学习土地政策,而花在追求艺术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很多。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他很少拿起画笔了。因为,吃住问题是生存的首要问题。他说,受经济危机后时代的影响,有的艺术家选择了离开宋庄,当然也有新来宋庄发展的。
最后,他用其代表作《苍蝇》来解释。人就像个苍蝇,很容易被拍死,其命运是相当渺小。另外自己要勤快地觅食,有时在佳肴上,有时在污垢上。作为人或者艺术家,到底该如何发展,诚然就是个无头苍蝇。
杨三放对艺术的追求是从未停止过的。为了画好苍蝇,他曾对着狗屎拍苍蝇。有的同行戏称他“是生物学家而不是艺术家”。而现在,他没有了足够的精力投入艺术中,因为他要为生计和住所而挖苦心思。有一天,他也可能逃离宋庄。
宋庄并非最好选择
“其实宋庄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只是相对比较合适。”在记者问道为什么选择在宋庄落脚时,李放坦言。
在艺术家们的心目中,他们的栖息地并不仅限于能够有便利的衣食住行。有更多的同类、更低廉的租地价格、更高的稳定系数、更适合于艺术创作的环境都是他们需要考虑的。
在失去原有聚集地之后,艺术家们并没有将798、酒场、一号地这些艺术区作为首选目标,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城市印记太浓重,没有了艺术区应有的创作环境。”而宋庄因为地处远郊,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更为自由。“在我们的心里,高楼大厦是永远取代不了满墙涂鸦的。”
而且,据统计,如今,宋庄登记在册的指标艺术家有近4000人,这也成为吸引这些适合群居人们的必要条件。再加上相对低廉的房租,使得艺术家们最终选择宋庄落脚。
然而,在这些适合落脚的条件背后,艺术家们心头也有一些隐忧一直挥之不去。
两年前,宋庄卖房农民马海涛和画家李玉兰的纠纷就一直让李放在心里惦念。尽管最终法院判决马海涛赔偿李玉兰各项损失近28万元,实际上,李放依然觉得对于马玉兰来说,这个判决是不公平的。
他援引了李玉兰在审理结束后对媒体陈述的内容:“如果我还想留在宋庄,那租用这里的一亩地,租期30年需要三四十万,这个数目远远不够。”同时,他又告诉记者“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愿意打官司!”
李放担心的是,这样的事情以后还有可能频繁地发生。
所以,他现在所在的工作室,合同都是一年一签,甚至里面不做任何装修。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走,没有值得心疼的东西!”
宋庄从艺术区到产业园区?
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艺术家马路曾递交了《建议北京市解决艺术家工作空间问题,让北京成为全国艺术创作的中心》的提案。其中有叙述:希望北京市政府提供廉租艺术工作室,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获得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让不那么财大气粗的、没那么商业化的艺术家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艺术创作环境,不再被赶来赶去。也就是说,艺术家们在渴求政府出面,以期不让艺术家们流失。
但是,在创造艺术与创造经济之间,政府注重的往往是实体。换言之,在当前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经济要重于艺术。
2008年,国家就下达过支持文化创意园区、加大文化产业投入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要在文化产业方面引进市场机制。
按照李放的理解,这就像工厂生产东西推向市场一样,如果宋庄艺术家不尽快与市场接轨的话,在以后的某一天,它将被“宋庄产业园区”淘汰。
“果真如此,我倒是希望宋庄能够一直保持现在的状态,哪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毕竟,这已经成为我们在北京艺术创作最后的乌托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