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古以来，“流言”、“讹言”、“民谣”就被视为重要的民间舆论而纳入了统治者的视野。《古今注》上说，尧的时候，就在路口设“诽谤之木”，让人书写意见；春秋时期，更有“采风之官”收集民间谣谚以备咨询。
大众媒介的诞生，改变了长期以来依赖组织或者人际渠道探索公共舆论的过程，并成为主流意见的代表。但是，由于大众媒介在反映意见、监测环境的同时，也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它对舆论的反映是有选择性的，甚至会用某些少数派的言论遮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德国舆论学家伊莉莎白·内尔－纽曼将这种大众媒介对舆论的控制机制称为“沉默的螺旋”理论。
本文将从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分析出发，关注流言作为非正式渠道的意见表达形式，是否能对公共舆论发生作用，并结合“济南暴雨”事件进行分析。
“沉默的螺旋”：舆论形成中的媒介强势
“沉默的螺旋”（the sprial of silence）理论是德国舆论学家伊莉莎白·内尔－纽曼在对1973年的德国选举进行观察并进行了一系列舆论实验后提出的，她认为大众媒介对舆论具有强效果，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①而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被孤立的恐惧”促成了“沉默的螺旋”的出现。
该理论这样展开②：其一，为了防止交往中的孤立，人在表达意见之前，就会先探测周围的“意见环境”。
其二，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意见环境，是由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共同造就的。在她看来，由于信息渠道的权威性、长期性和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立，大众媒介最具有影响力，它所提示的和强调的意见很容易被视为是主流意见。
其三，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时，便倾向于积极地发表；当发觉意见属于“少数”时，就倾向于保持“沉默”。一方意见的沉默会助长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就形成一种“沉默的螺旋”。
她还进一步认为，对安全感的需求，会导致“最初的公开服从可能启动自我说服过程，最后导致说服信息的内化”。③这样，被倡导的“媒介舆论”可能转变为实际的舆论。
该理论自提出时起，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为它涉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大众媒介能否“制造同意”？从现实看，大众媒介的意见在某些时候确实是十分强大的。正如麦奎尔所观察到的，“它（该理论）正确地指出了传播媒介通过形成‘意见气候’来制约社会心理和影响舆论这一大众传播时代的社会现实。”④在自觉不自觉中，这种机制常被利用来引导舆论向某一方向发展。
但是，这一理论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质疑。
其一，“对孤立的恐惧”只是心理要素中的一种，不能绝对化。其二，从众心理同样不是绝对的，否则就不会出现群体合力中的“中坚分子”（the hardcore），他们表现出意志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的强烈性，可对“多数派”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会形成由少数人意见向多数人意见演变的舆论机制。⑤其三，“多数意见”的社会压力究竟有多大，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制约有很大关系。
更进一步讲，流言传播的现实表明，尽管“媒介舆论”在社会上具有强势，但它并不一定就是“公共舆论”，“沉默的螺旋”存在着被挑战的可能。
流言：“螺旋”之外的声音
流言，英文为“rumor”，它基本被界定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⑥ “a specific（or topical） proposition for belief，past along from person to person，usually by word of mouth，without secure standard of evidence being present”。从它的流传看，它处在大众媒介之外，却具有信息传达和意见表达的双重属性，并可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
在“沉默的螺旋”理论假定中，“舆论”被局限于“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达的”意见，这实际上忽略了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但是具有真实性的意见。其实，意见“公开”是分层次的：一是个人公开，即个人在群体中与其他个人进行交流，这是进入“公共舆论”的预演；二是社会公开，个人或群体向全社会公开地表达，这是“公共舆论”形成的意见来源。大众媒介对舆论表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个层次。由于大众媒介的“把关”，媒介上的意见是具有“选择性”的，个体在大众媒介上的表达机会不平等。因此，个体在媒介面前显得弱势。但是，它也会寻找渠道进入“公共舆论”的整体，这时候“个人公开”的方式就显得重要起来。
“个人公开”有不同的方式，一是在私下场合的表达，比较直接和真实，并形成小团体意见；另一种是个人在公开场合的公开表达，这就要视场合的“意见环境”而定。美国的派崔卡·梅等几位教授指出：个体是否愿意发表真实的观点与“微观意见气候（micro－climate）”，即家人和朋友这个舆论圈的联系最为密切。个人意见主要是保持与这个群体范围内意见的一致，而不是和整个社会意见环境的一致。可见，个人在这种场合发表的意见更有可能成为该社会群体意见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图示表达出来：
从这个图示中可以看出，作为社会大众的意见表达，“公共舆论”是“因为公众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应对和解释而产生的，具有暂时性和变动性的态度以及信念”⑦，它和个体意见、群体意见以及大众媒介之间都存在着互动关系。在这个框架下，大众媒介只是影响公共舆论的一个方面，群体意见和个体意见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尤其是群体意见，它不论是在大众媒介中找到渠道进行表达，还是作为一种集合意见的形式在社会中流传。而流言的传播背后，就是一个群体意见的接受和表达过程。例如，在国家调控房价的情况下，一则关于某些房地产企业即将因为资金链问题而破产的流言开始在网上流传开来，而且在不同地区变成了不同的内容。这则流言，体现了人们对于房地产暴利的厌恶和对房价下跌的期待。“它在揭示公众舆论的同时又为它提供证明，在使人满意的同时又使其合理化”。⑧在听到关于房价的流言之前，人们认为房地产商的贷款具有投机性，而在听到这个流言之后，人们从此便“知道”了这是事实——尽管它依旧未曾证实，但是，它符合公众的内心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则广泛流传于社会中的流言，必然代表着一种正在酝酿的舆论。
由此“害怕孤立”的效应必须和“表达意见获得的利益”进行比较。如果某社会事件与群体的切身利益相关，大众媒介的压力是不可能迫使其保持沉默的。它也会在社会范围内寻找其他的替代方式——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民间的，甚至是非法的渠道与形式都会有可能。而这些渠道的传播，因为意见表达的迫切和信息传递主体的多元，同时在信息来源上也难以判定，在表现方式上就会成为“流言”。因此，流言的产生，是社会舆论中重要的一环，并可以对媒介意见形成挑战——它期待媒介的澄清和验证，但也保留着对媒介意见进行再解读的权利。
另外，“沉默的螺旋”理论对大众媒介影响力的强调，有一个必然的前提，就是大众媒介在社会传播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并且为广大受众所认同。没有公信力做基础，媒介表达的意见决不会被大众认知为“主流意见”和“优势意见”，更不可能“迫使”公众接受媒介所提示，甚至会导致反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舆论背反”。比如，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在当时的主流媒介和民间就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流言与舆论：被挑战的“螺旋”
由于流言本身具有的信息提供和意见构成的功能，它在社会舆论的运动中会和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形成互动，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清晰，就很可能引发“猜测型”流言；而如果这发生在公共危机等关键时刻，在大众媒介信用缺乏、难以提供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流言就会成为人们依赖的渠道，使“沉默的螺旋”在形成前就面临解体。网络更为流言的传布进行了“增幅”。
例如，济南大雨事件中，网友“红钻帝国”传播流言被捕的前前后后，就充分显示了以“流言”为代表的民间舆论与大众媒介的互动。
2007年7月18日，济南暴雨引发银座地下超市被河水倒灌后，直到24日才有媒体获准进入现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媒体上充斥的只有银座负责人单方面发布的“零伤亡”论和领导的慰问报道。这种信息的缺乏导致坊间流言盛传，版本多种多样，最少的版本死亡6人，最多的死亡160余人，甚至说是用武警的大卡车拉走的。到24日，有关方面发现越来越难以控制流言，银座高层开始公开辟谣，同日向济南警方报案，警方迅速将一名网名为“红钻帝国”的网友羁押。这反而再次激发了网络上的群体关注，同时，《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纷纷开始报道相关事态的发展，事件开始全国化。
据济南当地媒体报道，网民“红钻帝国”的言论是：“我朋友的老八（爸）在银广的一个专柜卖场，她今天亲口给我朋友说的，你们银座死了多少人。”这被后来诸多媒体引用，并和26日银座董事长王仁泉的发誓：“发现一个死亡，我来偿命！”相对照，一时间议论纷纷。由于大部分网民直指拘留“红钻帝国”于法于理均无依据，济南在爆炸、暴雨事件后又一次被推到民间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从这次以“流言”为核心的舆论交锋中可以看出，媒体缄默和垄断性的意见发布是网上流言四起的根本原因，用“拘留”这种方式试图把某种言论以暴力阻断，反而会给该言论更大的生存空间。“拘留”貌似有所谓的“震慑”效应，但在大众媒介的信息权威丧失的情况下，反而会使舆论的方向更向“流言”靠拢，并使危机的解决更趋复杂。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大雨之后，“对网友的逮捕是否合法合理”成为全国性的公共议题，并且，有关银座超市伤亡人数和该市领导人的一些流言仍然在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余波荡漾，在释放“红钻帝国”后仍未平息。
本次事件表明，没有充分的信息沟通和发布，“媒介舆论”是无法代替“公共舆论”的，反而会助长流言的传播，这在公共危机期间尤为突出。而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给以“流言”为代表的民间声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渠道和影响力，这更构成了对“沉默的螺旋”的直接冲击。
其一，网状的链接使个体有了面对大众的直接出口，个体的声音能空前自由地出现在大众面前，并能在群体间实时地交换意见，这使个体的意见能够迅速交流并形成合力；其二，信息复制的方式简单、高效，规模巨大；其三，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保证了一个类似私密的空间，这有助于意见的真实表达，而且，如果在某个群体中感到被孤立，可以通过转换群体的方式而不是从众的方式来平衡失调，小团体中可以很快地形成一致和相对巩固的意见，不易被说服。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与罗伯特·默顿都曾指出，“受众接触媒介不希望陷入被操纵，而是渴望平等交流”。⑨网络的出现，切合了这种心理需求，改变了人际沟通的格局，人们在接受大众媒介的意见和信息时有了更多的来自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参考性意见，“公共舆论”的形成有了更多的渠道，这从根本上对“沉默的螺旋”提出了挑战。
可见，大众媒介必须充分报道客观事实，只有代表真实民意才具有力量，不可力图“操纵”。作为补充和挑战者，以流言为代表的民间意见表达方式在公共舆论的形成中，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成为监测社会心态的“社会晴雨表”。
注释：
①Noelle－Neumann，E．（1993）．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econd edition． P33。
②伊丽莎白·内尔－纽曼，《大众观念理论：沉默螺旋的概念》，《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③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④郭庆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社会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3期，第33页。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224页。
⑥翻译稿来自：奥尔波特、波斯特曼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谣言心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序，第2页。
⑦Warren A． Peterson；Noel P． Gist（1951）Rumor and Public Opinion，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7，No．2，159。
⑧卡普费雷法著，郑若翰、边芹译，郑永慧校，《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⑨张学洪：《舆论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编校：施宇
大众媒介的诞生，改变了长期以来依赖组织或者人际渠道探索公共舆论的过程，并成为主流意见的代表。但是，由于大众媒介在反映意见、监测环境的同时，也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它对舆论的反映是有选择性的，甚至会用某些少数派的言论遮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德国舆论学家伊莉莎白·内尔－纽曼将这种大众媒介对舆论的控制机制称为“沉默的螺旋”理论。
本文将从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分析出发，关注流言作为非正式渠道的意见表达形式，是否能对公共舆论发生作用，并结合“济南暴雨”事件进行分析。
“沉默的螺旋”：舆论形成中的媒介强势
“沉默的螺旋”（the sprial of silence）理论是德国舆论学家伊莉莎白·内尔－纽曼在对1973年的德国选举进行观察并进行了一系列舆论实验后提出的，她认为大众媒介对舆论具有强效果，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①而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被孤立的恐惧”促成了“沉默的螺旋”的出现。
该理论这样展开②：其一，为了防止交往中的孤立，人在表达意见之前，就会先探测周围的“意见环境”。
其二，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意见环境，是由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共同造就的。在她看来，由于信息渠道的权威性、长期性和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立，大众媒介最具有影响力，它所提示的和强调的意见很容易被视为是主流意见。
其三，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时，便倾向于积极地发表；当发觉意见属于“少数”时，就倾向于保持“沉默”。一方意见的沉默会助长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就形成一种“沉默的螺旋”。
她还进一步认为，对安全感的需求，会导致“最初的公开服从可能启动自我说服过程，最后导致说服信息的内化”。③这样，被倡导的“媒介舆论”可能转变为实际的舆论。
该理论自提出时起，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为它涉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大众媒介能否“制造同意”？从现实看，大众媒介的意见在某些时候确实是十分强大的。正如麦奎尔所观察到的，“它（该理论）正确地指出了传播媒介通过形成‘意见气候’来制约社会心理和影响舆论这一大众传播时代的社会现实。”④在自觉不自觉中，这种机制常被利用来引导舆论向某一方向发展。
但是，这一理论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质疑。
其一，“对孤立的恐惧”只是心理要素中的一种，不能绝对化。其二，从众心理同样不是绝对的，否则就不会出现群体合力中的“中坚分子”（the hardcore），他们表现出意志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的强烈性，可对“多数派”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会形成由少数人意见向多数人意见演变的舆论机制。⑤其三，“多数意见”的社会压力究竟有多大，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制约有很大关系。
更进一步讲，流言传播的现实表明，尽管“媒介舆论”在社会上具有强势，但它并不一定就是“公共舆论”，“沉默的螺旋”存在着被挑战的可能。
流言：“螺旋”之外的声音
流言，英文为“rumor”，它基本被界定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⑥ “a specific（or topical） proposition for belief，past along from person to person，usually by word of mouth，without secure standard of evidence being present”。从它的流传看，它处在大众媒介之外，却具有信息传达和意见表达的双重属性，并可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
在“沉默的螺旋”理论假定中，“舆论”被局限于“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达的”意见，这实际上忽略了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但是具有真实性的意见。其实，意见“公开”是分层次的：一是个人公开，即个人在群体中与其他个人进行交流，这是进入“公共舆论”的预演；二是社会公开，个人或群体向全社会公开地表达，这是“公共舆论”形成的意见来源。大众媒介对舆论表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个层次。由于大众媒介的“把关”，媒介上的意见是具有“选择性”的，个体在大众媒介上的表达机会不平等。因此，个体在媒介面前显得弱势。但是，它也会寻找渠道进入“公共舆论”的整体，这时候“个人公开”的方式就显得重要起来。
“个人公开”有不同的方式，一是在私下场合的表达，比较直接和真实，并形成小团体意见；另一种是个人在公开场合的公开表达，这就要视场合的“意见环境”而定。美国的派崔卡·梅等几位教授指出：个体是否愿意发表真实的观点与“微观意见气候（micro－climate）”，即家人和朋友这个舆论圈的联系最为密切。个人意见主要是保持与这个群体范围内意见的一致，而不是和整个社会意见环境的一致。可见，个人在这种场合发表的意见更有可能成为该社会群体意见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图示表达出来：
从这个图示中可以看出，作为社会大众的意见表达，“公共舆论”是“因为公众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应对和解释而产生的，具有暂时性和变动性的态度以及信念”⑦，它和个体意见、群体意见以及大众媒介之间都存在着互动关系。在这个框架下，大众媒介只是影响公共舆论的一个方面，群体意见和个体意见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尤其是群体意见，它不论是在大众媒介中找到渠道进行表达，还是作为一种集合意见的形式在社会中流传。而流言的传播背后，就是一个群体意见的接受和表达过程。例如，在国家调控房价的情况下，一则关于某些房地产企业即将因为资金链问题而破产的流言开始在网上流传开来，而且在不同地区变成了不同的内容。这则流言，体现了人们对于房地产暴利的厌恶和对房价下跌的期待。“它在揭示公众舆论的同时又为它提供证明，在使人满意的同时又使其合理化”。⑧在听到关于房价的流言之前，人们认为房地产商的贷款具有投机性，而在听到这个流言之后，人们从此便“知道”了这是事实——尽管它依旧未曾证实，但是，它符合公众的内心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则广泛流传于社会中的流言，必然代表着一种正在酝酿的舆论。
由此“害怕孤立”的效应必须和“表达意见获得的利益”进行比较。如果某社会事件与群体的切身利益相关，大众媒介的压力是不可能迫使其保持沉默的。它也会在社会范围内寻找其他的替代方式——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民间的，甚至是非法的渠道与形式都会有可能。而这些渠道的传播，因为意见表达的迫切和信息传递主体的多元，同时在信息来源上也难以判定，在表现方式上就会成为“流言”。因此，流言的产生，是社会舆论中重要的一环，并可以对媒介意见形成挑战——它期待媒介的澄清和验证，但也保留着对媒介意见进行再解读的权利。
另外，“沉默的螺旋”理论对大众媒介影响力的强调，有一个必然的前提，就是大众媒介在社会传播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并且为广大受众所认同。没有公信力做基础，媒介表达的意见决不会被大众认知为“主流意见”和“优势意见”，更不可能“迫使”公众接受媒介所提示，甚至会导致反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舆论背反”。比如，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在当时的主流媒介和民间就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流言与舆论：被挑战的“螺旋”
由于流言本身具有的信息提供和意见构成的功能，它在社会舆论的运动中会和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形成互动，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清晰，就很可能引发“猜测型”流言；而如果这发生在公共危机等关键时刻，在大众媒介信用缺乏、难以提供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流言就会成为人们依赖的渠道，使“沉默的螺旋”在形成前就面临解体。网络更为流言的传布进行了“增幅”。
例如，济南大雨事件中，网友“红钻帝国”传播流言被捕的前前后后，就充分显示了以“流言”为代表的民间舆论与大众媒介的互动。
2007年7月18日，济南暴雨引发银座地下超市被河水倒灌后，直到24日才有媒体获准进入现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媒体上充斥的只有银座负责人单方面发布的“零伤亡”论和领导的慰问报道。这种信息的缺乏导致坊间流言盛传，版本多种多样，最少的版本死亡6人，最多的死亡160余人，甚至说是用武警的大卡车拉走的。到24日，有关方面发现越来越难以控制流言，银座高层开始公开辟谣，同日向济南警方报案，警方迅速将一名网名为“红钻帝国”的网友羁押。这反而再次激发了网络上的群体关注，同时，《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纷纷开始报道相关事态的发展，事件开始全国化。
据济南当地媒体报道，网民“红钻帝国”的言论是：“我朋友的老八（爸）在银广的一个专柜卖场，她今天亲口给我朋友说的，你们银座死了多少人。”这被后来诸多媒体引用，并和26日银座董事长王仁泉的发誓：“发现一个死亡，我来偿命！”相对照，一时间议论纷纷。由于大部分网民直指拘留“红钻帝国”于法于理均无依据，济南在爆炸、暴雨事件后又一次被推到民间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从这次以“流言”为核心的舆论交锋中可以看出，媒体缄默和垄断性的意见发布是网上流言四起的根本原因，用“拘留”这种方式试图把某种言论以暴力阻断，反而会给该言论更大的生存空间。“拘留”貌似有所谓的“震慑”效应，但在大众媒介的信息权威丧失的情况下，反而会使舆论的方向更向“流言”靠拢，并使危机的解决更趋复杂。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大雨之后，“对网友的逮捕是否合法合理”成为全国性的公共议题，并且，有关银座超市伤亡人数和该市领导人的一些流言仍然在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余波荡漾，在释放“红钻帝国”后仍未平息。
本次事件表明，没有充分的信息沟通和发布，“媒介舆论”是无法代替“公共舆论”的，反而会助长流言的传播，这在公共危机期间尤为突出。而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给以“流言”为代表的民间声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渠道和影响力，这更构成了对“沉默的螺旋”的直接冲击。
其一，网状的链接使个体有了面对大众的直接出口，个体的声音能空前自由地出现在大众面前，并能在群体间实时地交换意见，这使个体的意见能够迅速交流并形成合力；其二，信息复制的方式简单、高效，规模巨大；其三，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保证了一个类似私密的空间，这有助于意见的真实表达，而且，如果在某个群体中感到被孤立，可以通过转换群体的方式而不是从众的方式来平衡失调，小团体中可以很快地形成一致和相对巩固的意见，不易被说服。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与罗伯特·默顿都曾指出，“受众接触媒介不希望陷入被操纵，而是渴望平等交流”。⑨网络的出现，切合了这种心理需求，改变了人际沟通的格局，人们在接受大众媒介的意见和信息时有了更多的来自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参考性意见，“公共舆论”的形成有了更多的渠道，这从根本上对“沉默的螺旋”提出了挑战。
可见，大众媒介必须充分报道客观事实，只有代表真实民意才具有力量，不可力图“操纵”。作为补充和挑战者，以流言为代表的民间意见表达方式在公共舆论的形成中，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成为监测社会心态的“社会晴雨表”。
注释：
①Noelle－Neumann，E．（1993）．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econd edition． P33。
②伊丽莎白·内尔－纽曼，《大众观念理论：沉默螺旋的概念》，《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③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④郭庆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社会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3期，第33页。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224页。
⑥翻译稿来自：奥尔波特、波斯特曼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谣言心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序，第2页。
⑦Warren A． Peterson；Noel P． Gist（1951）Rumor and Public Opinion，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7，No．2，159。
⑧卡普费雷法著，郑若翰、边芹译，郑永慧校，《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⑨张学洪：《舆论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