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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小说《美狄亚声音》中通过运用吉拉尔发现的替罪羊机制，颠覆了传统中的美狄亚形象，取而代之以替罪羊的形象，并以第一人称独白的形式帮助人们发掘美狄亚故事中集体暴力的存在，從而揭示人性的缺陷，尽量避免替罪羊悲剧在现代社会中重演。
[关键词]美狄亚 替罪羊机制 范式 第一人称独白
美狄亚是古希腊神话里阿耳戈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公元前431年，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根据这个神话故事创作了剧本《美狄亚》，首次虚构了美狄亚谋杀亲子的情节：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爱上了来盗取金羊毛的阿耳戈英雄伊阿宋，并帮助他挫败父王，盗取金羊毛，后乘船逃到了科林斯城。途中为了摆脱父王的追赶，美狄亚把自己的同胞弟弟阿布绪尔托斯砍成碎块扔进大海。几经周折到达科林斯城后，伊阿宋却贪图富贵权势，要抛弃美狄亚和科林斯公主格劳刻结婚。被遗弃的美狄亚满腔怒火，设计烧死了格劳刻和国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随后乘龙车逃走，以此报复伊阿宋。在欧里庇得斯创作该剧本之后，许多作家也创作了与美狄亚相关的艺术作品，但大多沿袭这一情节。
1996年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创作了长篇小说《美狄亚声音》小说出版后在德语文坛上反响强烈。它颠覆了传统中残忍、冷酷、为爱情疯狂弑子的美狄亚形象，取而代之以情感热烈、独立智慧、理智仁爱的替罪羊形象。如何颠覆这个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复仇女神的形象并为后人所接受是个巨大的挑战。小说开头便说到“我们的错误认识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什么能驳倒它。”那么沃尔夫是如何拨开各个时代落下的层层帷幕，让人们真正承认自己对美狄亚固有的错误认识呢。
小说的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开头部分引用了勒内·吉拉尔(Ren é Girard)在《圣人与暴力》一书中关于替罪羊的表述。第七章的引语中写到：“人们愿意确信，他们的不幸归咎于一个人，这个人他们能轻而易举干掉。”而第八章的引语部分也表明了作者认同吉拉尔关于替罪羊机制的表述：“对于邪恶势力再无障碍，而只有其同盟者。”综观整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替罪羊机制贯穿于小说始终。
“替罪羊”一词来自15世纪威廉·特恩代尔(Willian Tyndale)的《圣经》英文版本。原意是说犹太民族在赎罪日由大祭司把双手按在一只公羊头上，诉说民众所犯的罪过，然后把羊迁到城外抛弃，以此表示众人的罪孽都由此公羊带走。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 G.Frazer)在其作品《金枝》中认为替罪羊的产生是与交感巫术相关的。他认为物体可以借助于某种神秘的交感远距离相互作用，把一种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他认为“这种观念的产生是由于非常明显地把生理和心理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现象混淆了起来。”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我们不能光是说替罪羊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当说他无辜时，是指他所遭受的不幸大大超过他的所作所为应得的报应，就像登山运动员一声喊叫竟引起一场雪崩一样。说他有罪，是指他是一个罪恶社会的成员；或者说，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中，类似的不公正构成了生存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勒内·吉拉尔在《替罪羊》一书中指出弗雷泽提出的替罪羊的概念只是祭祀仪式上的替罪羊，是一种主题式的、片面的迷信，而在现代的意义上，“替罪羊”一词应该指迫害行为与表征的无意识机制——替罪羊机制。意思是说，当人们处在危机中或者混沌状态时，迫害者为了恢复受损害的秩序，煽动人群，使他们相信受害者有罪，受害者的存在即产生灾难，从而将现实中所有的使人际关系和现有秩序恶化、混乱的罪过都归咎到受害者身上。他们坚信只有团体把这些毒素清除，才能带来新的和平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受害者先是秩序的破坏者，甚至是原有秩序的创建者，当他们被集体迫害后，众人又将他神圣化，把一个原来处在被动受害地位的人，变成了平息危机、带来和平的神人。整个过程中，迫害者从未把危机平息的功劳归于自己，而是认为自己处在被动的地位，对受害者的迫害是正当的，因为他们相信受害者掌握主动权，是他们造成灾难同样他们也有效力和责任免除灾难。
吉拉尔从暗含替罪羊机制的叙事文本中梳理出了四种迫害的范式，而这四种范式的存在足以证明危机和暴行是真实的，常常三类甚至两类范式的存在就可以说明其所在的文本是迫害文本。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狄亚声音》这部叙事体小说中同样存在这四类范式。
第一种范式是指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写，一种普遍混乱的描述
这种描述常常出现在开头部分，可能是自然灾害或者社会危机的爆发，甚至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这种开头为将要爆发的集体危机提供了背景。由于灾难之大让人们无能为力，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他们常常用社会原因或者道德原因来解释危机。而对原因的寻求往往又指向别人，希望能够控制它们，这就为替罪羊的产生做了铺垫。在小说《美狄亚声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普遍混乱的存在。伊阿宋带着美狄亚逃亡定居的科林斯城用美狄亚的话说是“建立在罪恶之上”的：科林斯国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王位，暗地里杀死了自己的大女儿易菲诺，但对外传扬女儿远嫁给了一个繁华国家的年轻国王：两年的干旱带来的饥荒让这个城市的居民面临死亡的威胁：突发的地震夺取了一些科林斯人的性命，地震之后未处理的尸体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瘟疫。使得整个王国没有一户人家幸免：威胁性的月食现象给无知众人造成的恐惧以及海地特人的威胁入侵等危机都让克林斯城陷入一种混乱和恐慌的境地。
第二种范式即“混乱者”的罪行
吉拉尔通过调查，发现迫害者给受难者戴上的罪名具有统一性，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指控嫌疑分子用暴力侵犯他人，侵犯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人——国王、父亲，或者侵犯那些在圣经社会和现代社会里手无寸铁的弱者，特别是儿童，这些人是罪大恶极的祸首”。第二类是“性犯罪，强奸、乱伦、兽行，最经常被指控的是那些违背习俗的、最严格的禁忌的行为。”第三类是“宗教犯罪，如亵渎圣物，那同样是违反最严厉的禁忌的行为。”这些罪状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因为它们攻击的是社会秩序中的个体差别及等级差异，这些罪行像瘟疫等灾难一样可以将整个社会关系彻底摧毁。此外，为了指控少数受难者，迫害者甚至会虚构出一些荒唐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罪状。小说中的美狄亚可以说是集所有类型的罪状于一身：她被指控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谋害了科林斯的公主格劳刻；她在饥荒时教育众人吃他们从来不吃的野草和马肉来活命，却被视为一个邪恶的女人；美狄亚前往科林斯人信奉的女神庙祭拜却被指控为亵渎宗教圣地：连地震、瘟疫、月全食等自然灾害也被认为 是美狄亚用邪术招致来的，是她随身带到科林斯城的。可以说迫害者们相信美狄亚的存在就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而这种范式化的指控允许和支持这种相信，最终将一个相对弱小的女性推向毁灭的深渊。
第三类范式是指这些被指控犯罪的嫌疑者带有被选定的特殊标记和“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标志
这些标志往往与指控并存。虽然每一个社会选择受害者的标准相对不同，但原则上一致“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不歧视——如果谈小迫害的话——少数民族和所有不合群、独特的小团体”，“除了文化和宗教标准外，还有纯粹的身体标准，生病、精神错乱、遗传畸形、车祸伤残，甚至一般残废习惯上都成为迫害的对象。”总而言之，吉拉尔认为不只是表现在身体方面的异常，几乎表现在生活和行为的所有方面的异常，往往都是歧视和迫害的对象，虽然这毫无道理。相对而言，社会的“平均数”被认定为社会的“正常”，越偏离这一位置，受迫害的危险越大。不仅是残废人，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贫穷和极端富裕等等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总之，事物的极端遭到集体暴力打击的几率更高，而当一个人身上的受难标记带得越多，也就越有可能成为被迫害的对象。人们之所以会选择这些极端和差别作为迫害的对象，可能是因为，虽然在文化里每个个体都希望与众不同，但这只存在于选择受害者的符号意义系统里的差别，一旦系统外存在差别，人们就会恐慌，因为它的存在让人“想起系统的真实性、相对性、脆弱性和必死性”。从这种意义上说，美狄亚身上也带有某种特殊的标志。首先。美狄亚是个非常美丽的人，她有着褐色的皮肤，幽黑的鬈发，乌黑而热情的眼睛，美丽的双脚，身体结实，线条流畅，这在科林斯城遭到了许多人的妒嫉。同时，她的身份地位从一个高贵的公主转变为对科林斯人来说的外乡人、逃亡者，但在科林斯城却连走路都比本城的女人更加自信，这也是克林斯人所不能容忍的。她很有主见，但是科林斯人认为女人有主见就是野。美狄亚能够治疗科林斯城的男医生们也无法治疗的病症，这也让克林斯人认为她是个有着邪术的人。由于外国人的行为在本国人眼中很怪异，所以美狄亚的种种行为都为科林斯人所不能接受，吉拉尔认为这里反映了一种“鄉巴佬”的意识。所以当美狄亚发现了科林斯的最高秘密，即国王杀死了自己的大女儿后，她更为统治者所不容，成了集体暴力迫害的对象。
第四类范式即暴力本身
整个暴力运作的方向就是把危机的责任都推到受害者身上，并通过消灭或者驱逐他们而达到改变危机、维护秩序的目的。这种迫害的前提是要有一支可操纵的人群，他们要对操纵者宣扬的内容深信不疑，即都相信受害者有罪，相信受害者身上有一种魔力，只要清除这个有魔力的毒素，就可以使团体重新得到和解。科林斯城的居民对统治者宣扬的美狄亚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一事深信不疑，正如他们相信美狄亚能够治疗一些本城医生治不好的病症是因为她有一种邪术。当他们遭到饥荒的威胁而被美狄亚教育吃野草和马肉时，虽然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但人们坚信自己是因为中了邪而不是由于饥饿才吃了自己从不碰的东西，并从此将美狄亚视为一个邪恶的女人。所以当地震导致大量的人死掉，当瘟疫四处蔓延时，众人一致将矛头指向了这个外乡人，科林斯城的街道“被一群充满仇恨的、呼喊的、吐痰的、摩拳擦掌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而美狄亚“肮脏地、污秽地、疲惫地在卫兵的推搡和首席牧师的诅咒下被流放出了这座城市。”在这之后众人又把美狄亚的两个儿子投石砸死了。当一切结束后，科林斯人情绪高涨，认为这是“正确诠释了神灵们的意志”，是正义之举。正如吉拉尔所指出的，虽然没有多少理性，但在这种集体暴力中随处可见迫害者的自信，他们相信他们是根据指控的罪状去挑选受害者的，他们也相信这些受害者正是灾难的肇事者，所以当众人集体迫害受害者，以此平息灾难时，他们对所揭露的罪行深信不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
这四类范式的存在足以证明小说存在着替罪羊机制，存在着集体迫害，而迫害的对象正是传统中塑造的复仇女神美狄亚。
另外，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形式标志，即小说放弃了传统的由一个全知叙述者讲故事的模式，并没有让一个权威的故事叙述者站出来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由六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的内心独白组成十一章，把叙事眼光和叙述声音都交给第一人称叙述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人们认为已经熟知的故事。
在这十一章独白中，美狄亚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其独白占据了四章，她分别以母亲、弟弟等人为受话对象，向读者展示了她所经历的事件：科尔喀斯德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派人杀死了自己亲生儿子——他的王位继承人，将其碎尸，弃于荒野。美狄亚收集了弟弟的尸骨，在海上扔向前来追赶的父亲的船只得以逃脱时，别人以为是她杀死了弟弟。因为美狄亚无意中知道了科林斯城的罪恶，从而遭到科林斯权势的迫害，当权者为了摆脱天灾人祸，操纵、煽动暴怒的群众诽谤驱逐美狄亚，并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让她陷入悲惨的境地。不仅如此，我们从美狄亚对一些人物的印象，对往事的追忆中可以得知她本人的真实情感，例如丧失弟弟的痛苦，她不顾别人的妒嫉关心别人的热情，她背叛父亲帮助伊阿宋盗取金羊毛逃跑后的罪孽感等等。美狄亚的独自让我们了解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对美狄亚故事的诠释，让我们怀疑传统故事真实性的同时，更开始同情这个“替罪羊”。
但作者并不只是让读者倾听受害者美狄亚的一面之词，而是同时向读者展示了美狄亚的敌人阿加梅达、阿卡马斯以及和美狄亚相关的三个人——伊阿宋、格劳刻和拉奥孔的内心独自。这种安排不仅能让这些主要人物的形象丰满，性格鲜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迫害者的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对整个事件的态度和观点。我们从阿加梅达的对白中了解到她是由于嫉妒美狄亚才想方设法的想毁了她，也得知阿卡马斯是因为不能容忍美狄亚知道了科林斯城的秘密以及对科林斯权势统治的质疑而要置她于死地，至于向众人宣扬美狄亚杀死她的弟弟，主要是为了掩盖她知道科林斯最高秘密的事情。从阿卡马斯的独白中我们也看到这个迫害者和阿加梅达一样，认为美狄亚是个完美无瑕，无可指摘的美丽女人，但是由于她质疑科林斯城的运转方式，质疑自认为公正有才华的阿卡马斯对星空的预言而怀恨在心。从这两个迫害者的独白中，我们可以看到美狄亚成为替罪羊是早已被预谋的。吉拉尔认为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迫害者说的任何东西，除非其内容包括发生的真实情况，通常受害者的特征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集体暴力。从上述两个迫害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都有提及。所以，虽然都是第一人称的主观叙述，但我们仍能推断出其中的事实真相：科林斯城的集体暴力将美狄亚这个替罪羊赶出了城，以此维护原有的统治秩序。
沃尔夫认为欧里庇得斯在剧本中给美狄亚加以弑子的罪名是早期父权制的体现。是男权的统治使得女人和孩子成了牺牲品。这部作品的问世可以说是对欧里庇得斯以来男权统治社会秩序的批判。但从吉拉尔对替罪羊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狄亚在当时充满危机的背景下，以及她相对于科林斯人所具有的特殊标记，她注定要被逐出科林斯城，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在危机中，团体要恢复平衡，只有让少数人成为替罪羊，换来新的秩序与和平。但不论是吉拉尔对替罪羊机制的发现还是沃尔夫在所写的美狄亚故事中重新展现这一机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避免在现代社会中再次发生集体迫害。吉拉尔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暴力在文本中已经被逐渐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就不再存在集体暴力，而是意味着迫害者不能持久地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周围的人。而要努力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首先就要求我们敢于像沃尔夫一样“勇于钻进我们的错误认识和自我认识错误的最深处，照直走，一起走，跟着走”，只有敢于发掘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原本错误的认识和观念，敢于怀疑所谓的“真理”，承认和改正它们，才能避免成为一个天真而自信的迫害者，或者是听任迫害者煽动的人群中的一分子。
总之，沃尔夫在这部作品中，运用文学家的想象和对人性本质的执著追求，把古老的神话与现实相联接，在为美狄亚翻案时，引导人们敢于颠覆历史中的错误认识，揭示人性中的缺陷，以防止“替罪羊”悲剧的重演，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找到一副消除这种迫害现象的解毒剂，使得每个个体都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和谐共处。
[关键词]美狄亚 替罪羊机制 范式 第一人称独白
美狄亚是古希腊神话里阿耳戈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公元前431年，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根据这个神话故事创作了剧本《美狄亚》，首次虚构了美狄亚谋杀亲子的情节：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爱上了来盗取金羊毛的阿耳戈英雄伊阿宋，并帮助他挫败父王，盗取金羊毛，后乘船逃到了科林斯城。途中为了摆脱父王的追赶，美狄亚把自己的同胞弟弟阿布绪尔托斯砍成碎块扔进大海。几经周折到达科林斯城后，伊阿宋却贪图富贵权势，要抛弃美狄亚和科林斯公主格劳刻结婚。被遗弃的美狄亚满腔怒火，设计烧死了格劳刻和国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随后乘龙车逃走，以此报复伊阿宋。在欧里庇得斯创作该剧本之后，许多作家也创作了与美狄亚相关的艺术作品，但大多沿袭这一情节。
1996年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创作了长篇小说《美狄亚声音》小说出版后在德语文坛上反响强烈。它颠覆了传统中残忍、冷酷、为爱情疯狂弑子的美狄亚形象，取而代之以情感热烈、独立智慧、理智仁爱的替罪羊形象。如何颠覆这个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复仇女神的形象并为后人所接受是个巨大的挑战。小说开头便说到“我们的错误认识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什么能驳倒它。”那么沃尔夫是如何拨开各个时代落下的层层帷幕，让人们真正承认自己对美狄亚固有的错误认识呢。
小说的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开头部分引用了勒内·吉拉尔(Ren é Girard)在《圣人与暴力》一书中关于替罪羊的表述。第七章的引语中写到：“人们愿意确信，他们的不幸归咎于一个人，这个人他们能轻而易举干掉。”而第八章的引语部分也表明了作者认同吉拉尔关于替罪羊机制的表述：“对于邪恶势力再无障碍，而只有其同盟者。”综观整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替罪羊机制贯穿于小说始终。
“替罪羊”一词来自15世纪威廉·特恩代尔(Willian Tyndale)的《圣经》英文版本。原意是说犹太民族在赎罪日由大祭司把双手按在一只公羊头上，诉说民众所犯的罪过，然后把羊迁到城外抛弃，以此表示众人的罪孽都由此公羊带走。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 G.Frazer)在其作品《金枝》中认为替罪羊的产生是与交感巫术相关的。他认为物体可以借助于某种神秘的交感远距离相互作用，把一种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他认为“这种观念的产生是由于非常明显地把生理和心理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现象混淆了起来。”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我们不能光是说替罪羊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当说他无辜时，是指他所遭受的不幸大大超过他的所作所为应得的报应，就像登山运动员一声喊叫竟引起一场雪崩一样。说他有罪，是指他是一个罪恶社会的成员；或者说，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中，类似的不公正构成了生存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勒内·吉拉尔在《替罪羊》一书中指出弗雷泽提出的替罪羊的概念只是祭祀仪式上的替罪羊，是一种主题式的、片面的迷信，而在现代的意义上，“替罪羊”一词应该指迫害行为与表征的无意识机制——替罪羊机制。意思是说，当人们处在危机中或者混沌状态时，迫害者为了恢复受损害的秩序，煽动人群，使他们相信受害者有罪，受害者的存在即产生灾难，从而将现实中所有的使人际关系和现有秩序恶化、混乱的罪过都归咎到受害者身上。他们坚信只有团体把这些毒素清除，才能带来新的和平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受害者先是秩序的破坏者，甚至是原有秩序的创建者，当他们被集体迫害后，众人又将他神圣化，把一个原来处在被动受害地位的人，变成了平息危机、带来和平的神人。整个过程中，迫害者从未把危机平息的功劳归于自己，而是认为自己处在被动的地位，对受害者的迫害是正当的，因为他们相信受害者掌握主动权，是他们造成灾难同样他们也有效力和责任免除灾难。
吉拉尔从暗含替罪羊机制的叙事文本中梳理出了四种迫害的范式，而这四种范式的存在足以证明危机和暴行是真实的，常常三类甚至两类范式的存在就可以说明其所在的文本是迫害文本。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狄亚声音》这部叙事体小说中同样存在这四类范式。
第一种范式是指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写，一种普遍混乱的描述
这种描述常常出现在开头部分，可能是自然灾害或者社会危机的爆发，甚至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这种开头为将要爆发的集体危机提供了背景。由于灾难之大让人们无能为力，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他们常常用社会原因或者道德原因来解释危机。而对原因的寻求往往又指向别人，希望能够控制它们，这就为替罪羊的产生做了铺垫。在小说《美狄亚声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普遍混乱的存在。伊阿宋带着美狄亚逃亡定居的科林斯城用美狄亚的话说是“建立在罪恶之上”的：科林斯国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王位，暗地里杀死了自己的大女儿易菲诺，但对外传扬女儿远嫁给了一个繁华国家的年轻国王：两年的干旱带来的饥荒让这个城市的居民面临死亡的威胁：突发的地震夺取了一些科林斯人的性命，地震之后未处理的尸体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瘟疫。使得整个王国没有一户人家幸免：威胁性的月食现象给无知众人造成的恐惧以及海地特人的威胁入侵等危机都让克林斯城陷入一种混乱和恐慌的境地。
第二种范式即“混乱者”的罪行
吉拉尔通过调查，发现迫害者给受难者戴上的罪名具有统一性，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指控嫌疑分子用暴力侵犯他人，侵犯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人——国王、父亲，或者侵犯那些在圣经社会和现代社会里手无寸铁的弱者，特别是儿童，这些人是罪大恶极的祸首”。第二类是“性犯罪，强奸、乱伦、兽行，最经常被指控的是那些违背习俗的、最严格的禁忌的行为。”第三类是“宗教犯罪，如亵渎圣物，那同样是违反最严厉的禁忌的行为。”这些罪状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因为它们攻击的是社会秩序中的个体差别及等级差异，这些罪行像瘟疫等灾难一样可以将整个社会关系彻底摧毁。此外，为了指控少数受难者，迫害者甚至会虚构出一些荒唐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罪状。小说中的美狄亚可以说是集所有类型的罪状于一身：她被指控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谋害了科林斯的公主格劳刻；她在饥荒时教育众人吃他们从来不吃的野草和马肉来活命，却被视为一个邪恶的女人；美狄亚前往科林斯人信奉的女神庙祭拜却被指控为亵渎宗教圣地：连地震、瘟疫、月全食等自然灾害也被认为 是美狄亚用邪术招致来的，是她随身带到科林斯城的。可以说迫害者们相信美狄亚的存在就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而这种范式化的指控允许和支持这种相信，最终将一个相对弱小的女性推向毁灭的深渊。
第三类范式是指这些被指控犯罪的嫌疑者带有被选定的特殊标记和“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标志
这些标志往往与指控并存。虽然每一个社会选择受害者的标准相对不同，但原则上一致“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不歧视——如果谈小迫害的话——少数民族和所有不合群、独特的小团体”，“除了文化和宗教标准外，还有纯粹的身体标准，生病、精神错乱、遗传畸形、车祸伤残，甚至一般残废习惯上都成为迫害的对象。”总而言之，吉拉尔认为不只是表现在身体方面的异常，几乎表现在生活和行为的所有方面的异常，往往都是歧视和迫害的对象，虽然这毫无道理。相对而言，社会的“平均数”被认定为社会的“正常”，越偏离这一位置，受迫害的危险越大。不仅是残废人，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贫穷和极端富裕等等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总之，事物的极端遭到集体暴力打击的几率更高，而当一个人身上的受难标记带得越多，也就越有可能成为被迫害的对象。人们之所以会选择这些极端和差别作为迫害的对象，可能是因为，虽然在文化里每个个体都希望与众不同，但这只存在于选择受害者的符号意义系统里的差别，一旦系统外存在差别，人们就会恐慌，因为它的存在让人“想起系统的真实性、相对性、脆弱性和必死性”。从这种意义上说，美狄亚身上也带有某种特殊的标志。首先。美狄亚是个非常美丽的人，她有着褐色的皮肤，幽黑的鬈发，乌黑而热情的眼睛，美丽的双脚，身体结实，线条流畅，这在科林斯城遭到了许多人的妒嫉。同时，她的身份地位从一个高贵的公主转变为对科林斯人来说的外乡人、逃亡者，但在科林斯城却连走路都比本城的女人更加自信，这也是克林斯人所不能容忍的。她很有主见，但是科林斯人认为女人有主见就是野。美狄亚能够治疗科林斯城的男医生们也无法治疗的病症，这也让克林斯人认为她是个有着邪术的人。由于外国人的行为在本国人眼中很怪异，所以美狄亚的种种行为都为科林斯人所不能接受，吉拉尔认为这里反映了一种“鄉巴佬”的意识。所以当美狄亚发现了科林斯的最高秘密，即国王杀死了自己的大女儿后，她更为统治者所不容，成了集体暴力迫害的对象。
第四类范式即暴力本身
整个暴力运作的方向就是把危机的责任都推到受害者身上，并通过消灭或者驱逐他们而达到改变危机、维护秩序的目的。这种迫害的前提是要有一支可操纵的人群，他们要对操纵者宣扬的内容深信不疑，即都相信受害者有罪，相信受害者身上有一种魔力，只要清除这个有魔力的毒素，就可以使团体重新得到和解。科林斯城的居民对统治者宣扬的美狄亚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一事深信不疑，正如他们相信美狄亚能够治疗一些本城医生治不好的病症是因为她有一种邪术。当他们遭到饥荒的威胁而被美狄亚教育吃野草和马肉时，虽然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但人们坚信自己是因为中了邪而不是由于饥饿才吃了自己从不碰的东西，并从此将美狄亚视为一个邪恶的女人。所以当地震导致大量的人死掉，当瘟疫四处蔓延时，众人一致将矛头指向了这个外乡人，科林斯城的街道“被一群充满仇恨的、呼喊的、吐痰的、摩拳擦掌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而美狄亚“肮脏地、污秽地、疲惫地在卫兵的推搡和首席牧师的诅咒下被流放出了这座城市。”在这之后众人又把美狄亚的两个儿子投石砸死了。当一切结束后，科林斯人情绪高涨，认为这是“正确诠释了神灵们的意志”，是正义之举。正如吉拉尔所指出的，虽然没有多少理性，但在这种集体暴力中随处可见迫害者的自信，他们相信他们是根据指控的罪状去挑选受害者的，他们也相信这些受害者正是灾难的肇事者，所以当众人集体迫害受害者，以此平息灾难时，他们对所揭露的罪行深信不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
这四类范式的存在足以证明小说存在着替罪羊机制，存在着集体迫害，而迫害的对象正是传统中塑造的复仇女神美狄亚。
另外，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形式标志，即小说放弃了传统的由一个全知叙述者讲故事的模式，并没有让一个权威的故事叙述者站出来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由六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的内心独白组成十一章，把叙事眼光和叙述声音都交给第一人称叙述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人们认为已经熟知的故事。
在这十一章独白中，美狄亚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其独白占据了四章，她分别以母亲、弟弟等人为受话对象，向读者展示了她所经历的事件：科尔喀斯德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派人杀死了自己亲生儿子——他的王位继承人，将其碎尸，弃于荒野。美狄亚收集了弟弟的尸骨，在海上扔向前来追赶的父亲的船只得以逃脱时，别人以为是她杀死了弟弟。因为美狄亚无意中知道了科林斯城的罪恶，从而遭到科林斯权势的迫害，当权者为了摆脱天灾人祸，操纵、煽动暴怒的群众诽谤驱逐美狄亚，并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让她陷入悲惨的境地。不仅如此，我们从美狄亚对一些人物的印象，对往事的追忆中可以得知她本人的真实情感，例如丧失弟弟的痛苦，她不顾别人的妒嫉关心别人的热情，她背叛父亲帮助伊阿宋盗取金羊毛逃跑后的罪孽感等等。美狄亚的独自让我们了解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对美狄亚故事的诠释，让我们怀疑传统故事真实性的同时，更开始同情这个“替罪羊”。
但作者并不只是让读者倾听受害者美狄亚的一面之词，而是同时向读者展示了美狄亚的敌人阿加梅达、阿卡马斯以及和美狄亚相关的三个人——伊阿宋、格劳刻和拉奥孔的内心独自。这种安排不仅能让这些主要人物的形象丰满，性格鲜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迫害者的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对整个事件的态度和观点。我们从阿加梅达的对白中了解到她是由于嫉妒美狄亚才想方设法的想毁了她，也得知阿卡马斯是因为不能容忍美狄亚知道了科林斯城的秘密以及对科林斯权势统治的质疑而要置她于死地，至于向众人宣扬美狄亚杀死她的弟弟，主要是为了掩盖她知道科林斯最高秘密的事情。从阿卡马斯的独白中我们也看到这个迫害者和阿加梅达一样，认为美狄亚是个完美无瑕，无可指摘的美丽女人，但是由于她质疑科林斯城的运转方式，质疑自认为公正有才华的阿卡马斯对星空的预言而怀恨在心。从这两个迫害者的独白中，我们可以看到美狄亚成为替罪羊是早已被预谋的。吉拉尔认为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迫害者说的任何东西，除非其内容包括发生的真实情况，通常受害者的特征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集体暴力。从上述两个迫害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都有提及。所以，虽然都是第一人称的主观叙述，但我们仍能推断出其中的事实真相：科林斯城的集体暴力将美狄亚这个替罪羊赶出了城，以此维护原有的统治秩序。
沃尔夫认为欧里庇得斯在剧本中给美狄亚加以弑子的罪名是早期父权制的体现。是男权的统治使得女人和孩子成了牺牲品。这部作品的问世可以说是对欧里庇得斯以来男权统治社会秩序的批判。但从吉拉尔对替罪羊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狄亚在当时充满危机的背景下，以及她相对于科林斯人所具有的特殊标记，她注定要被逐出科林斯城，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在危机中，团体要恢复平衡，只有让少数人成为替罪羊，换来新的秩序与和平。但不论是吉拉尔对替罪羊机制的发现还是沃尔夫在所写的美狄亚故事中重新展现这一机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避免在现代社会中再次发生集体迫害。吉拉尔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暴力在文本中已经被逐渐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就不再存在集体暴力，而是意味着迫害者不能持久地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周围的人。而要努力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首先就要求我们敢于像沃尔夫一样“勇于钻进我们的错误认识和自我认识错误的最深处，照直走，一起走，跟着走”，只有敢于发掘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原本错误的认识和观念，敢于怀疑所谓的“真理”，承认和改正它们，才能避免成为一个天真而自信的迫害者，或者是听任迫害者煽动的人群中的一分子。
总之，沃尔夫在这部作品中，运用文学家的想象和对人性本质的执著追求，把古老的神话与现实相联接，在为美狄亚翻案时，引导人们敢于颠覆历史中的错误认识，揭示人性中的缺陷，以防止“替罪羊”悲剧的重演，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找到一副消除这种迫害现象的解毒剂，使得每个个体都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