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福克纳的中国热爱者来说，牛津镇（Oxford）毫无疑问是个令人振奋的地方。因为自一九○二年福克纳随家庭迁居至此，到一九六二年去世，伟大的作家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此地。这里不仅有著名的橡树园（Rowan Oak），还有密西西比大学的世界福克纳研究中心，以及大学内独具特色的、丰富的福克纳馆藏（J. D. Williams Library & William Faulkner Collections）。这一切无不令福克纳迷心驰神往，牛津镇也成为一块名副其实的圣地。相形之下，福克纳的出生地—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的新奥尔巴尼镇（New Albany），以及福克纳家族的主要活动环境—新奥尔巴尼镇以北的瑞普利（Ripley）—反而越来越淡出中国福克纳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无足轻重。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福克纳的曾祖父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美国内战，做过律师，也当过陆军上校，不仅投资兴建了瑞普利铁路（Ripley Railroad），还写了一本名为《孟菲斯的白玫瑰》（The White Rose of Memphis）的畅销书。福克纳家族世代居住在瑞普利，声名显赫，尽管福克纳本人的主要活动在牛津，但若要从家族生活、地域环境、风尚习俗等方面的影响来研究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文学杰出代表作家的“生成史”，瑞普利的意义显然要比牛津大得多。而位于两者之间的新奥尔巴尼，则记录了福克纳出生前后的家庭生活，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福克纳的生活创作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材料。

　　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福克纳出生在新奥尔巴尼。一年多后，全家搬到瑞普利。又过了四年多，才举家迁居牛津。新奥尔巴尼是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常住民不过八千余人。福克纳的父母结婚后即从瑞普利搬到此处，并在福克纳出生那年花一千美元买下了一栋单层的房子。这栋房子在福克纳全家再度迁至瑞普利之后，被一个长老会牧师所拥有。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府为了建造一所现代大厦，最终拆除了它，只在原址留下一个标志性的石碑。在距离这个石碑西部一个街区的地方，是新奥尔巴尼的镇博物馆（Union County Heritage Museum），博物馆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福克纳的家庭信息。
　　新奥尔巴尼镇的博物馆馆员全部由志愿者组成。二○一○年六月，我借访学美国之机前去“朝拜”福克纳的圣地牛津镇，中途在新奥尔巴尼镇的博物馆停留了半天。博物馆的馆长Jill N. Smith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新奥尔巴尼的历史、博物馆的构成和运营状况，带我参观了福克纳的出生地旧址及博物馆的相关馆藏。她告诉我说，在我之前，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此地造访。她没有料到一个中国的福克纳迷，如我，专程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飞到南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镇，只为探寻福克纳的旧迹。她更没有料到，如我所告诉她的那样，在中国高校的欧美文学史教科书中，福克纳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热爱世界现代文学的中国学子，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福克纳的名字、不曾读过他的作品。福克纳在中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明星作家”。

　　确实是这样。福克纳（福尔克奈）的名字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出现在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一九七九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福克纳的三个长篇小说《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干燥的九月》和《烧马棚》，以及马尔科姆·考利的评论文章《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故事》。一九八四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版了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由此真正开始了中国学界对福克纳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召开过三届福克纳研讨会。第一届在一九九二年，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联办；第二届在一九九七年，由北京大学英语系、香港浸会大学英语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联办；第三届在二○○四年，由四川外语学院等联办。三次会议分别探讨了福克纳作品的意义与写作技法、福克纳与美国南方的关系、福克纳在二十一世纪等重要问题。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福学”热潮是一个更有价值也更为重要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它比研究福克纳其人其文本身更有趣。比如说，一九三○年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界发生了什么？缘于怎样的动机福克纳被中国文人介绍到中国来？文学翻译是怎样发生的？它和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以及文化的历史传承有什么关系？翻译家对异域作家作品的选择标准与什么有关？又是怎样形成的？翻译的创造性尺度在哪里？福克纳的流行和福克纳本人的关系是什么？与美国文学以及中美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又有怎样的关联？这其中是否有政治、外交、历史渊源、社会惯例、意识形态等非文学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作为一个以文风晦涩、朦胧、冗长而著称的现代主义作家，福克纳究竟凭借什么吸引了中国的读者？而在追捧福克纳的中国读者中，又有怎样繁杂、细密的不同层面？什么样的阅读主体最痴迷福克纳？而排斥、拒绝福克纳的理由又是什么？中国读者在不同时期选择福克纳的不同作品，其评价标准和分析原则是什么？简言之，研究福克纳的接受史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形成及传播，以及现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脉络。
　　离开新奥尔巴尼镇的博物馆之前，馆长Jill N. Smith交给我一份会议通知，说是二○一○年八月牛津镇的密西西比大学要召开福克纳年会，主题为“福克纳与电影”，她建议我也一同去。福克纳年会始于一九七四年，由密西西比大学主办，西班牙、英、法、德、意、苏联、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学者都在大会上发过言。迟至一九九○年，中国学者陶洁也受邀参加由密西西比大学主办的福克纳年会，成为第一个出席福克纳国际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中国研究译介福克纳情况的中国学者。一九九二年，美国的《福克纳杂志》就以《喧哗与骚动》的中译本封面作为他们杂志的封面。基于对中国“福克纳效应”的粗浅认识，我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福学”研究者必定是福克纳国际研讨中的生力军。因此，我颇为自信地问Jill N. Smith，“在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中，是否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人？”Jill N. Smith摇摇头，很遗憾地告诉我，这次年会没有中国学者参加，她也很少在福克纳年会上遇见中国人，尽管我的介绍令她感动，但她坦言她对中国的“福学”研究一无所知，而且也从未和其他的美国学者交流或讨论过福克纳在中国的情况，前苏联、印度和日本译介及研究福克纳要早得多，作为一个美国福克纳研究者，她平时关注更多的是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学者的研究状况。 　　我不得不承认，那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而且它使我探访新奥尔巴尼镇博物馆的行为越发显得“不可靠”，因为在Jill N. Smith的“无知”背后，隐藏着中国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本身以及欧美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之间深深的隔阂。谈到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理论史上历来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两种代表性的界定。“法国学派”以马利·伽列为主，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属于一种以上不同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创作之间所曾存在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43页）；“美国学派”以亨利·雷马克为主，认为“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质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页）。概括而言，“法国学派”侧重跨国度，“美国学派”侧重跨国度和跨学科。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文学起步较晚，对本学科范畴和特色的概括别有新意的是王向远的“跨文化”说，他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以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和民族特色为宗旨的文学研究。它是以世界文学的眼光，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各种文学关系进行的跨文化的研究”（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5页）。
　　王向远的定义提出了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学科研究前景，但同时也提醒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要避免两个陷阱：一是“世界主义”，即过于求同，过于偏重“寻求人类文学的共通规律”；一个是“民族主义”，即过于求异，过于偏重体现“民族特色”。“世界主义”的倾向，其实质就是为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生产寻求“西方的佐证和解释”，是一种“发现”的行为，好像“你有的我也有”，其中心和标准都是“大西方”，在今日之时代尤指欧美文学及理论界。而“民族主义”的倾向，则是要为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生产提供合法性，是一种“探源”的行为，好像“我比你先有”。无论哪种思路，都反映了不平衡也不平等的文学比较观，前者强化了文学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是一种模仿及跟从的自卑心理；后者又催生了“民族优越论”，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文化自负的表现。
　　回到福克纳研究上来，“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偏执的倾向其实始终都存在。也许，这正是造成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一个异域作家，就像研究一种异域理论一样，我们要思考的，不仅仅是我们从异域学到了什么，也许更紧要的，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学事实，我们又能为异域的文学及理论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学与学术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才能真正与国外学者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离开新奥尔巴尼之后，我去了牛津，参观了密西西比大学及其美国南方文化研究中心和福克纳档案室，瞻仰了福克纳的故居“洛文橡树园”（Rowan Oak）。“洛文橡树园”非常幽静，除了一个讲解员之外，游客寥寥无几。在此之前，我曾慕名前往“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Aron Presley）在孟菲斯的故居“雅园”（Graceland），那里人山人海、游客如潮，与“洛文橡树园”的寂静无异于天壤之别。这一反差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不过也许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与流行音乐相比，文学本来就是一种少数人的工作，也只能有效地服务于某些大众，参与或介入文学需要特殊的才能或敏感度，而流行音乐则对所有人的耳朵开放，它恰恰是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最佳体现。福克纳生前的“寂寞”并没有阻碍他身故后的“喧嚣”，在美国，福克纳研究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不仅有专门的福克纳协会（The William Faulkner Society），而且有专门的《福克纳杂志》（The Faulkner Journal），相关期刊还包括《密西西比季刊》（Mississippi Quarterly）、《南方文学杂志》（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南方季刊》（The Southern Quarterly）、《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等，与福克纳研究相关的常规会议和组织还包括“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美国文学协会”（Ame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现代主义研究协会”（Modernist Studies Association）、“南方文学研究协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uthern Literature）等，而网络版的福克纳研究中心和信息资源就更是多不胜数。更令人欣慰的是，福克纳研究的国际趋势和“跨文化”趋势正随着信息和时代的开放越来越明显。单以中美有关福克纳研究的交流来说，二○一二年的福克纳年会就将会有一个特殊的主题，即“福克纳研究在中国”。这至少说明在此领域内，中美学者沟通的欲望越来越强，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和机会也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福克纳研究成果越来越不容忽视，美国人希望了解到“福学”热潮在中国的真正面目。这是一个关键的契机，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成绩、困惑以及未来研究的规划告诉国外的学者，首先让别人了解，其次再逐步建立一个平等研究的平台。这样才能真正表达我们对福克纳的敬意和热爱，让这个伟大作家的文学生命流动不止、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