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春风有些料峭，天空还弥漫着沙尘。
就在这年4月1日下午，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带有特殊性质的大会，是“文化大革命”灾难和内乱的产物。九大的召开，相当数量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党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祸国殃民，会议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
这次大会声称“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践证明，在中共党史上是最失败的大会、最分裂的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的悲剧。
异常的代表构成与不寻常的保密措施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1512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了全国2200多万党员。此时，距离上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的召开已经有将近13个春秋了。而按照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显然，九大的召开拖延得太久了，这与当年特殊的国内外形势有关。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提议在1967年“适当时候”召开九大，由中央政治局筹备此事。但是，当时党中央的实际状况以及后来的动乱局势，使九大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
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做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的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章。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发姚文元的报告。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
这年11月初，毛泽东指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要“吐故纳新”……当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这些实际成为九大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1968年10月召开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通过新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
当时，一批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指责为“老右”，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被排斥在九大之外；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爪牙与连党员都不是的一些“革命造反派”，成了九大的代表。為了改变上述状况，毛泽东、周恩来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努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就企图揪斗朱德。他们鼓动一些人在中南海贴出“打倒朱德”、“炮轰朱德”、“黑司令”的大字报，还把这类大字报贴到街上。1968年，谢富治等又制造出“伪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书记……要进行批判。毛泽东直接进行干预，坚决制止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提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他的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直到九大前，有人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企图阻止朱德参加大会，是毛泽东的坚决提名才使阴谋未能得逞。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由于当时各级党委被打倒，都没有恢复或建立，党员也无法参加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选举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当年，中苏两国两党之间关系的公开恶化，苏联边防军三次入侵我国珍宝岛。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从筹备到开幕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保密措施——会议的日期、议程是保密的，连代表们进京也都是保密的。
外地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提前召集到北京。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被通知“五不准”：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透露会议情况。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说，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特殊历史时期召开的错误大会
4月1日下午，毛泽东乘坐苏制的“大吉斯”防弹车自游泳池出发。警卫队长陈长江照例乘头车开道，另几位警卫人员在后卫车作随卫。3辆车出中南海西门后直驶人民大会堂西南门。
车刚刚停稳，陈长江迅速下车为主席所乘的“大吉斯”打开车门。一身中山装的毛泽东走下来，十分精神，直接进入118厅。
预定举行开幕式的时间17时就要到了。这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从118厅出来，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从南侧进入主席台。毛泽东刚一露脸，“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四起“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呼喊声。
在掌声与呼喊声平息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时，掌声再起。按程序，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推举大会主席时，发生了一场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风波。
毛泽东说：“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吃了一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林彪更急了，连连向会场摆手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场立即齐刷刷地举起手来，林彪高喊：“好！全体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一看全场高高举起的手，也就同意自己当大会主席，并立即提议林彪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获得代表们的一致通过。 随后，毛泽东正式致开幕词。他没有讲稿，话也不长。与九大开幕时天安门广场人迹寥寥、冷冷清清的景象截然不同，人民大会堂内始终被狂热的气氛包围着。大会上的简短开幕词，竟被此起彼伏高呼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打断10次。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17时32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共分成8个部分，系统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与实践。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
4月2日至14日，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了分组讨论，主要内容是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
九大党章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否定了八大已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现代化建设。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10条义务改变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5项接班人的条件。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党的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新修改的党的章程中，还破天荒地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内容写进了党章。
讨论修改党章时，毛泽东两次删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赞颂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只保留了“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等。看来，毛泽东对近几年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识在这方面降温。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
根据安排，来自珍宝岛前沿的战斗英雄孙玉国登上主席台，报告他们是怎样打垮苏军武装挑衅的。当他讲到我英勇的边防军于3月2日全歼入侵的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带头为孙玉国、为英勇的边防军鼓掌，紧接着全场起立，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孙玉国继续发言，当他讲到我边防军把苏联的先进坦克炸瘫在我国内河一侧，讲到我军3月15日又一次打败苏军挑衅时，毛泽东又一次站起来，带头为他鼓掌。这一次，孙玉国大胆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央，向毛泽东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握手，台上台下，掌声雷动。毛泽东发表了即席讲话，强调要发扬50米拼搏的革命精神，准备打仗。
祸国殃民的林江骨干入“会”进“局”
4月24日下午，会议继续，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由林彪主持。在大会堂主席台前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張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另一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以“左”、右划分革命与否的背景下，如此泾渭分明、意味深长的座位排列方案，是周恩来拟好后同毛泽东在当天敲定的，蕴含着中国政坛的格局变化。
投票结束后，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大会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是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投票前，黄永胜、吴法宪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
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比原计划要选的要多，这是因为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达到279人，超过计划29人。经过投票，这279人全部当选，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随后都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党的组织上的严重混乱。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王白旦在政治上的崛起颇具有传奇色彩。他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中意的人选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王白旦就阴差阳错地成了九大的代表。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当了代表，还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当时王白旦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全国没有名气，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比他还差两票。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于4月28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除这5位常委之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是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不设书记处。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8人为成员。中央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彪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铸就了全面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他来说，也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流于落空。九大的召开，并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在篡党夺权和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覆灭。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一切，正是历史对错误的九大会议的无情嘲弄。
责任编辑 王碧清
就在这年4月1日下午，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带有特殊性质的大会，是“文化大革命”灾难和内乱的产物。九大的召开，相当数量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党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祸国殃民，会议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
这次大会声称“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践证明，在中共党史上是最失败的大会、最分裂的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的悲剧。
异常的代表构成与不寻常的保密措施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1512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了全国2200多万党员。此时，距离上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的召开已经有将近13个春秋了。而按照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显然，九大的召开拖延得太久了，这与当年特殊的国内外形势有关。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提议在1967年“适当时候”召开九大，由中央政治局筹备此事。但是，当时党中央的实际状况以及后来的动乱局势，使九大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
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做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的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章。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发姚文元的报告。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
这年11月初，毛泽东指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要“吐故纳新”……当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这些实际成为九大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1968年10月召开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通过新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
当时，一批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指责为“老右”，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被排斥在九大之外；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爪牙与连党员都不是的一些“革命造反派”，成了九大的代表。為了改变上述状况，毛泽东、周恩来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努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就企图揪斗朱德。他们鼓动一些人在中南海贴出“打倒朱德”、“炮轰朱德”、“黑司令”的大字报，还把这类大字报贴到街上。1968年，谢富治等又制造出“伪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书记……要进行批判。毛泽东直接进行干预，坚决制止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提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他的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直到九大前，有人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企图阻止朱德参加大会，是毛泽东的坚决提名才使阴谋未能得逞。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由于当时各级党委被打倒，都没有恢复或建立，党员也无法参加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选举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当年，中苏两国两党之间关系的公开恶化，苏联边防军三次入侵我国珍宝岛。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从筹备到开幕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保密措施——会议的日期、议程是保密的，连代表们进京也都是保密的。
外地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提前召集到北京。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被通知“五不准”：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透露会议情况。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说，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特殊历史时期召开的错误大会
4月1日下午，毛泽东乘坐苏制的“大吉斯”防弹车自游泳池出发。警卫队长陈长江照例乘头车开道，另几位警卫人员在后卫车作随卫。3辆车出中南海西门后直驶人民大会堂西南门。
车刚刚停稳，陈长江迅速下车为主席所乘的“大吉斯”打开车门。一身中山装的毛泽东走下来，十分精神，直接进入118厅。
预定举行开幕式的时间17时就要到了。这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从118厅出来，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从南侧进入主席台。毛泽东刚一露脸，“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四起“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呼喊声。
在掌声与呼喊声平息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时，掌声再起。按程序，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推举大会主席时，发生了一场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风波。
毛泽东说：“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吃了一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林彪更急了，连连向会场摆手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场立即齐刷刷地举起手来，林彪高喊：“好！全体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一看全场高高举起的手，也就同意自己当大会主席，并立即提议林彪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获得代表们的一致通过。 随后，毛泽东正式致开幕词。他没有讲稿，话也不长。与九大开幕时天安门广场人迹寥寥、冷冷清清的景象截然不同，人民大会堂内始终被狂热的气氛包围着。大会上的简短开幕词，竟被此起彼伏高呼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打断10次。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17时32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共分成8个部分，系统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与实践。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
4月2日至14日，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了分组讨论，主要内容是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
九大党章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否定了八大已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现代化建设。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10条义务改变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5项接班人的条件。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党的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新修改的党的章程中，还破天荒地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内容写进了党章。
讨论修改党章时，毛泽东两次删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赞颂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只保留了“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等。看来，毛泽东对近几年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识在这方面降温。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
根据安排，来自珍宝岛前沿的战斗英雄孙玉国登上主席台，报告他们是怎样打垮苏军武装挑衅的。当他讲到我英勇的边防军于3月2日全歼入侵的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带头为孙玉国、为英勇的边防军鼓掌，紧接着全场起立，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孙玉国继续发言，当他讲到我边防军把苏联的先进坦克炸瘫在我国内河一侧，讲到我军3月15日又一次打败苏军挑衅时，毛泽东又一次站起来，带头为他鼓掌。这一次，孙玉国大胆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央，向毛泽东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握手，台上台下，掌声雷动。毛泽东发表了即席讲话，强调要发扬50米拼搏的革命精神，准备打仗。
祸国殃民的林江骨干入“会”进“局”
4月24日下午，会议继续，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由林彪主持。在大会堂主席台前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張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另一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以“左”、右划分革命与否的背景下，如此泾渭分明、意味深长的座位排列方案，是周恩来拟好后同毛泽东在当天敲定的，蕴含着中国政坛的格局变化。
投票结束后，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大会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是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投票前，黄永胜、吴法宪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
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比原计划要选的要多，这是因为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达到279人，超过计划29人。经过投票，这279人全部当选，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随后都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党的组织上的严重混乱。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王白旦在政治上的崛起颇具有传奇色彩。他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中意的人选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王白旦就阴差阳错地成了九大的代表。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当了代表，还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当时王白旦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全国没有名气，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比他还差两票。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于4月28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除这5位常委之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是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不设书记处。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8人为成员。中央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彪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也停止活动。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铸就了全面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他来说，也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流于落空。九大的召开，并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在篡党夺权和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覆灭。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一切，正是历史对错误的九大会议的无情嘲弄。
责任编辑 王碧清